顾海良社团 顾海良:“斯诺命题”与人文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
人文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路径及其条件,已经成为当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在这里,我从破解“斯诺命题”的角度,谈一些自己的粗浅看法。首先是跨学科研究的起点。
跨学科研究的起点,就是要搞清和解决人文社会科学是以学科的研究还是以问题的研究为起点。学科的研究和问题的研究是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两个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出发点。高校之为高校,其内部的分类必然以学科为基准,这是高校学科建设的根基,也是高校学科发展的必然要求,这在高校是无可更改的。
因此,对于高校来讲,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学科的研究较问题的研究具有压倒性的优势,高校的教师更容易以自己所在的单学科的研究为起点,完全忽略单一学科之外问题的研究,更缺乏以问题为起点的研究。
学科的研究过程,易于把现有的学科不断深化、不断细化,由此学科的系统性和稳定性会越来越坚固、越来越精致。问题的研究是按照社会现实的要求设定的,它既不可能以学科的先验划分为依据,也不可能恰好对应于一个或几个学科的范围。
问题的研究具有极为广泛的学科的综合性,是以问题本身的需要来组织不同学科的学者的研究过程。因此,在高校强调跨学科研究,着力要解决的是问题的研究在高校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不能以问题的研究来取代学科的研究,但是也不能把高校的人文社会科学固化在学科的研究上,而不进行问题的研究。后者毕竟是社会的需要,是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根本方向和价值所在。
学科的研究和问题的研究是可以结合的,实现这种结合要澄清两个方面的认识。一方面,要理解学科有其系统性,也有其局限性。这个局限性就是,随着学科的不断细化,它的研究对象越来越局部化。
也就是说,学科的研究范围越来越小,与对象整体性的反差就越来越大。学科的研究过于精细,通俗地讲,就是越来越类似“钻牛角尖”,这样下去就可能会舍去整体而只顾局部。另一方面,问题的研究不是按照学科体系而是按照社会发展需要提出来的,问题的研究本身具有综合性,这就决定了其在起点上就有着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的规定。
问题的研究有其综合性,但也有其模糊性。也就是说,它不按学科的边界设定研究范围,不仅研究过程是跨学科的,而且还会产生一些边缘学科、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
其实,边缘学科、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并不产生于学科的研究中,而是由问题的研究的综合性和模糊性的特点发展而来的。关于跨学科研究,要搞清楚是学科的研究还是问题的研究,抑或两者并行、结合的问题。强调跨学科研究,不能舍弃学科的研究,要通过问题的研究来扩大和推进学科的研究和跨学科研究的路径。
第二是跨学科研究的过程形式。在人文社会科学具体学科的研究上,人文学科较多强调的是个体研究,社会科学一直以来就较为注重团队研究,这是各自的学科特点决定的。
对于问题的研究来讲,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人文社会科学如何从学科个体研究的习惯转向团队研究的形式。显然,在一些以问题为导向的重大课题的研究中,人文学科学者融合的难度较大,社会科学学者的融合就较容易些。
在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过程中,特别需要关注如何顾及人文学科或者个体研究的这种特色,怎样对社会科学固有的团队特性设计更为合理的研究过程。扬学科的研究中个体研究和团队研究各自之长,避学科的研究中个体研究和团队研究之短,形成问题的研究的过程形式,实在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研究方式的一场变革。
第三是研究者的个人禀赋。对于问题的研究来说,研究者兼备科技文化和社会文化当然是学术成长最为理想的状态。但是,面对学科越来越细化、越来越细分的现实,任何个人都不可能成为通晓科技文化和社会文化的学者,也不可能成为通晓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学者,甚至连成为通晓人文学科或社会科学所涵盖的各学科的“全才”学者也已经不可能了。
我们现在痛惜“大师”的消失,实际上认可的是传统意义上的“大师”。
传统意义上的“大师”是在传统学科基础上产生的,那时的“大师”广博有余而精深不足。就广博而言,传统意义上的“大师”在数个学科多有建树,那是建立在学科还没有细分、划分还十分粗陋基础上的。
现在再产生这样的“大师”几乎不可能了。现在的“大师”也许应该以精深为主,而兼有广博。以经济学为例,亚当·斯密可以说是经济学“大师”,在他那个年代,他既懂理论经济也懂应用经济,既懂财政也懂税收,既懂政府经济也懂企业经济。
但是,经济学发展到现在,在世界上也许找不到一个可以和亚当·斯密这样通晓全部经济学的“大师”了。这不是“大师”消失了,而是传统意义上的“大师”不再可能产生了。正是由于当代学科的发展,就不能再要求个人既懂自然科学又懂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也许只能要求个人具有通识意义上的科技文化和社会文化背景。
对于现代学者,其学习和研究只可能根据学科发展和科学研究的学术分工,在某一个细小的界域有所作为。
假如要求学者个人在广博上有突出绩效,就只能在精深上作出让步,在既定学科的尖端和前沿上作出牺牲。从学者的个人禀赋而言,不能要求一个学者通晓自然科学、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但可以要求其有相当的科学素质和人文素质。
针对教育的状况,应该在强调学科专业学习研究的同时,注重通识教育。现在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学科专业教育过强,应该把专业教育和通识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由此产生的现实状态便是,我们倡导的跨学科研究,不是建立在单个学者个人禀赋的多学科基础上,而是以多个学者群体性禀赋的多学科和跨学科为基础。
只有多个学科的研究者的结合,才能形成跨学科研究的知识基础。在这意义上,“斯诺命题”的破解在于学者的团队资源的优化配置,在于科学发展中团队研究取向的蔚然成风。
第四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组织与管理形式。在跨学科研究中,有两个导向问题需要解决:一个是社会导向,另一个是环境导向。社会导向是指,无论学科的研究还是问题的研究,既要讲学术民主,更要讲学术自由。
我们现在学术民主运用过度,抵消甚至取消了学术自由的空间。实际上,学术民主的适用性是有限度的。当下体现学术民主的情况很多,如申报课题要通过专家评审、最后投票决定,少数服从多数,多数专家的票决决定课题立项的指向。
再如学术成果评奖,也是以多数人的意见为主导。但是过度的学术民主,有时也会走向它的反面。无论是在学科的研究还是在问题的研究中,更不用说跨学科的研究,都要留下更多学术自由的空间,营造良好的学术自由的氛围。
实际上,学术自由有其内在规定性,最主要的有以下方面。一是,学术自由是以宪法为基础和圭臬的自由。二是,学术自由是通过自己的诚实研究,对自己探索真理结果的自由表达,它不同于一般的言论自由。
三是,学术自由中包括对学术问题进行平等的学术讨论,而不能以行政的、政治的或者宗法的权力来压制学术的发展。学术民主是需要的,而学术自由更应该成为与跨学科研究并行的科学研究导向。
环境导向主要是指,高校的院系要形成学科的稳定性与团队研究的多样性并行的环境。高校应该实行“双轨”的研究方式:一个是以院系的学科的研究为主体的方式;一个是学校内跨院系的以问题的研究为主体的方式。
这两者的稳定性与多样性应该是统一的。另外,在课题研究的指南上,既要有学科的研究的课题导向,也要有问题的研究的课题导向,而且应该逐步形成以问题的研究的课题导向为主导。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规划部门,要跨越学科的限制,超越学科分类的局限,形成以问题的研究为导向的课题指南,对跨学科研究作出积极的引导。
第五是研究结果的评价体制与机制。其中包括对学术内涵的理解、学术的分类、学术评价的分层和分解等问题。首先是学术的内涵,学术的内涵并不只是纯粹的论文和专著,而应该把它看成是对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等发展有意义的所有研究和探索的结果,包括咨询报告、政策建议等等。
对于传统意义上的学术内涵,应该有现代意义上的突破。学术的分类也不应该等同于学科的分类,学科的研究不等于学术的分类。
跨学科研究要突破以学科为学术分类标准的做法,形成适合于问题的研究的、现代意义上的学术分类标准。关于学科评价的分层、分解问题,应当注意对不同学科研究的内容作出不同的评价。
对于在书斋里花费20年时间写成的一部高水平的学术巨著,应该有一套评价办法;对于200人用一年时间完成的一份不足万字的同样高水平的咨询报告,应该另有一套评价办法。如果把这两个成果用同一个标准来评价,就难免会产生学术上的不公正和不公平。学术成果的评价应该分类和分级,至少应该区分学科的研究和问题的研究这样不同的评价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