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大新的作品集 周大新:我想写让人感觉温暖和美的作品
2016年1月18日,《当代》长篇小说论坛举行,年度长篇小说评选中,周大新的《曲终人在》当选年度五佳。
在这部作品中,周大新尝试了一种“虚拟纪实文学”的叙事方式,以已故清河省省长欧阳万彤之妻常小韫邀周姓作家采写《欧阳万彤传》为线索,通过传主生前的亲人、朋友、同事等二十几位讲述者(身份包括官员、大学教授、司机、农妇、演员、企业家和杂志主编等)的讲述——讲述视角、语言风格、对传主的评价各异,串联起这位政界人物的官场人生。
这些回忆并未回避时下中国社会特别是官场的某些弊病,而作者所塑造的欧阳万彤这一角色的为人为官之道尽显一位“好官”的正面形象。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志忠用苏轼的“大瓢贮月归春瓮,小勺分江入夜瓶”形容周大新总能把质朴、平庸的细节描写得有诗意。“并且他的作品中经常会寻找一个象征物,除了写实又有一点超越,有一点形而上的东西,使其作品更具有诗的意蕴和哲思。”张志忠说,周大新文如其人,他和他的作品有使命感,又有智慧,其智慧既包含生存智慧,又包含政治智慧,体现了中原作家的特色。
这些特点在周大新《汉家女》《湖光山色》《向上的阶梯》等作品中都有所体现。作为一个乡土派小说的作家,周大新刚开始只写南阳盆地,格局小,开拓创新的这一面,相对不足,力度不够。但后来到了八九十年代,其作品思考转换,格局大了,眼界开阔了,更具有现代意识。
如果说《第二十幕》是一种心灵的还乡,那么《湖光山色》里面的暖暖,就代表周大新从行动上的还乡。作为周大新的老朋友,河南省作协主席李佩甫注意到,对于人生中的两次打击,周大新采用了精神转移法,分别写出《第二十幕》和《安魂》。
“大新一直是受魔幻现实主义影响最小的作家,当大家都被笼罩的时候大新没有被笼罩。大新一直在跋涉,他在左冲右突,企图在文学上建立自己的文学形式。大新一直都在讲述中国故事,他是标准的中国故事的讲述家。”
周大新的第一部长篇,写完后给朋友看,朋友不屑地说:“你写的这是啥啊?”他很失望,回去就把手稿烧了。
成绩背后谁能想到,他曾有过在文学起步时倍受“打击”仍不屈不挠朝着理想迈进的过去呢?周大新的第一部长篇,写完后给朋友看,朋友不屑地说:“你写的这是啥啊?”他很失望,回去就把手稿烧了。处女作霎那间化为灰烬,然后他的心中要成为作家的火苗却烧得更旺了。
“我从小对写书的人非常崇拜,书是什么不知道,就是想写书。小时候老师老拿我的作文当范文,让我觉得我也可以写。”他说。他那么喜欢读书,即便是“文革”期间,他也没放弃过,和同学们一起,从学校图书馆被砸坏玻璃的窗口跳进去,如饥似渴地阅读了能看到的所有作品。
“我也可以写。”这个念头像个小苗,在周大新的头脑中顽强地生长,愈来愈茂盛。他悄无声息地一步步接近自己的文学梦想。参军了,他当的是测量兵,忙里偷闲准备了很多资料想写个大地测量的作品。后来却被调到机关当干事,整天写公文,写那本书的愿望始终没有实现。长篇不成功,他改变了主意,先从短篇入手,很快,《济南日报》刊发了他的短篇《前方来信》。
他像是一个战场上观察细致又擅于指挥的将领,在文学创作上娴熟而自信地及时调整方向:长枪不行用短炮,陆军不中换空军,始终保持着高瞻远瞩的清醒。短篇写得顺手了,他又写了个中篇《军界谋事》,投给了《长城》杂志并得奖。这对周大新是个极大的鼓励。西安政治学院毕业后,他要求去前线采访,完成了《汉家女》,作品发表后有批判有叫好,周大新有些紧张,他不知道自己到底写好了还是写砸了。
他的顾虑很快就解除了。这一年,《汉家女》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这个奖让周大新吃了定心丸,使他下定决心走写作这条路。
如果说此前的创作是盲目且没有任何艺术准备的话,那么1985年之后,周大新开始认真思考自己的文学道路。他想,自己必须和生活的土地联系起来,作品才有可能深刻,于是将目光从部队转向南阳的土地,关心乡亲们和伙伴们的生活。长篇小说《走出盆地》就是在这时候完成的,此后的《第二十幕》,应该算作周大新对家乡生活的总结,他想,写完这部作品就对得起自己的家乡了。
军人气质体现在周大新的创作中,就是他勇于不断地挑战自我、变化题材,抢占不同领域的制高点。写完农村题材,他又想:自己18岁出来后一直在城市生活,却没写过城市文学作品,于是就有了《21大厦》。“真正写的时候我发现还是不了解城市,不像我写农村人、军人那样得心应手。
写完这一部我又停下来,思考哪一个是我最能写好的。我经常反省。有一段时间没有感觉,我写了明朝战争的《战争传说》,虽然是历史战争,但和军人生活密切联系。
写完后有人评论,历史题材仍不是我擅长的。我还是回到了农村,农村是我熟悉的,尤其当下农村生活变化快,震荡大,应该加以表现,这时我写了《湖光山色》。”周大新说,他很想经过不同的尝试,试验自己的能力,确定自己朝前走的方向。
因为每写一部几乎倾尽自己全部情感生活的积累,他必须不断挑战新的题材领域,以激发新的思考。“现在我也不后悔当年写作《21大厦》和《战争传说》,毕竟是我在另一领域的探索。除了《人事》和《向上的台阶》这两个中篇我比较满意,其他每一篇写完都是不满,老是没达到心里的目标,还觉得可以写得更好。心里想的和文字上呈现的是有距离的,只好想着在下一部作品里弥补。”
记得所有关心过自己的人
托尔斯泰的《复活》对周大新的影响之深,成为他在文学创作中的动力之一。“最早读《复活》是在连队,连长常偷偷在床上看,我们借他也不让。后来趁连长出去,我悄悄拿到那本书。书没有封面,可是书里的爱情生活非常吸引我。
这部书征服了我,让我好长时间都在想这个事。我想要能写这样的书该多么了不得!”后来,周大新才知道,这部没有封面的书是托尔斯泰的《复活》。他又从内部书店买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一口气读完,这部作品震撼了周大新,他忍不住又买来了托尔斯泰的所有中短篇和《安娜·卡列尼娜》。他说:“他的所有作品都体现一种爱。不要条件地爱他人。这思想很合我心意。人是很需要这样的,他从思想上影响你。”
成长道路中,沈从文对周大新的影响不可不提。周大新最早读过沈从文的《鸭子》。像遇到托翁的作品一样,周大新把沈从文的所有小说散文都找来了。花城出版社出过的沈从文文集他全读完,觉得书里有对普通人生活的关注和理解,与自己的生活经历相似。“我熟悉的就是普通的农民。他写的生活和我的生活相仿,他的路子值得我研究并去走。我的很多作品也写底层小人物的悲苦无奈。”
从事创作多年,周大新对于自己遇见的好编辑,一直心存感激。解放军出版社刘林编辑,比周大新大一两岁,当时周大新将《汉家女》交给他时,心中忐忑不安。因为他自己明白,作品中的一些描写有些人可能接受不了。但是刘林果断地决定刊发,发表后引起很大反响和争议。
“如果刘林当时pass掉我可能就不写了。《走廊》写了真正的战斗,这部作品也引起很大麻烦,也是一位编辑给予我支持。他们有眼光,给我很多鼓励,如果没有他们,我可能也就不干了。
我对他们充满感激。跟我交往的编辑,我都记得他们的名字。”周大新说,一个人的成长,离不开很多人的关心扶持。尤其是创作初期,在作者自信心不强时,如果不是遇见好编辑,可能就立不起来。而他本人第一部长篇写完后还写了剧本,却都以失败告终。他也曾怀疑自己,是否是干写作这个行当的料。“我就是赌着一口气写,慢慢地有了发表的作品。”
30年首推军事题材长篇
说来有些离奇,有着近30年兵龄的周大新,军事题材长篇小说的写作居然如此姗姗来迟。他说,一直没有写军事题材,是因为没找到能令自己激动起来的题材。“在大家都熟悉的题材领域,我很难写得比别人好。俄罗斯死了100多学生,给我很大震动。
恐怖是世界性的问题,甚至是面临人类成长史上的重大事件。人类文明发展到对生命珍视,是巨大进步。现在又对生命漠视,战争是成年人之间的互相搏斗,恐怖主义是以毫无过错、完全无辜的以妇女儿童和老人作为杀害对象,世界上每天都在发生恐怖袭击事件,而且还把它作为一种英雄行为。
这对于普世观念来说,是人性的倒退。”作品完成之后不久,发生了“七五”事件,周大新再一次以军人的前瞻性以作品做出了名副其实的“预警”。
“这本书不仅仅是对军人的预警,也是对社会的预警,怎么根除滋生恐怖主义的土壤。腐败容易滋生恐怖主义分子。有一种是人生的预警,每个人一生中不知会遇见什么,有很多陷阱或不测就在你前边的路上等着你。谁也不敢保证自己不掉进去。
我写的是主人公、也是我个人经历。根本预料不到的事情,在人生中发生了。”《预警》又回到了周大新熟悉的军事领域,故事跌宕起伏,读起来就像一部悬念叠生的希区柯克的大片,处处布满疑云紧张刺激。周大新说:“我想表现三种预警:第一种是对战友们的预警,让他们关注这场反恐战争。
第二种是对社会的预警,希望社会关注恐怖主义自身的发展。第三种预警就是对人生的预警,人生会面临很多诱惑,一不小心就会陷入其中。
”他说:“有很多灾难也是由欲望引起的,今天很多事情都在发生,很多人控制不住自己。我这里的主人公,跟我岁数差不多,我就是写我们这一代军人,从困难时期长大,前半生谨慎小心,事业上成功以后,有些人得意忘形,就像我熟悉的一些朋友,有部队的,也有地方上的,前半生辛辛苦苦地工作,后来没有抵御欲望的诱惑,最终丢了官职,甚至入狱。这种悲剧他自己没有想到,家人也没有想到。”
周大新将军旅小说分为三类,一类是战争小说,直接表现战争,历史上的战争、边界战争、自卫反击战;一类是和平年代的军营生活。他觉得后者更为难写,要写出跟同行、前辈不同的作品很难。这也是我不轻易去写的原因;还有一类是写历史上古代军事博弈的小说。
这三类小说,周大新都尝试过。《预警》的写作,他觉得是相当“过瘾”的,因为在周大新的内心深处,一直想在战场上指挥打仗,如今这个理想只能在他的笔下完成:“写作战局长我就是作战局长,所以这次写书也让我过了一把指挥作战的瘾。”
如同处于备战状态的士兵,周大新时刻警觉着,哪怕是茅盾文学奖的桂冠等诸多荣誉和奖项冠于自己名下。他说:“作家是没有终点的马拉松赛跑,快乐只是拿到新书的一瞬间,很快又要进入到下一部作品的创作,没时间也没法陶醉,世界上那么多优秀作家都在往前走,而且他们的每一部都有新的进步。
”他也很羡慕一年一部作品的作家,但同时他又不打算改变自己的进度。“我写得慢,我就想一步一个脚印,每步都能往前走一点,更接近人生真谛的探索。”
2008年夏天,周大新29岁的独子因脑瘤告别人世。周大新把对儿子的忏悔与牵挂都写进小说《安魂》里。
《安魂》是一部令人心碎的感人之作,也是一部具有生命启示录性质的作品。这部作品获得2012年度《当代》最佳长篇小说奖,但是那天周大新却提前离会了。
“自己写的书自己不敢再看,别人一提就会勾起我的很多回忆。”周大新说,自己写的是死亡,人死后会去哪里他自然要给出答案。“那是为了安慰自己,同时也为了安慰天下所有将走近生命终点的人。有那样一个天国会让我们不再恐惧必将到来的死亡。”
他并没有把《安魂》仅当成私人的情感宣泄,这部作品同样体现了周大新作为作家的的社会责任。儿子去世后,他和妻子向老家河南省邓州市捐献了100万元人民币,以儿子的名字命名建立了一笔助学基金,用于资助邓州市每年升入大学的贫困学生。周大新说,儿子生前一直喜欢帮助他人,他们想让这种精神延续下去。
在《预警》中,情感上的腐败带给军人的影响已有所涉猎,在腐败开始腐蚀人心的问题上发布了“预警”。而在《曲终人在》中,周大新又对腐败问题做了更深层次的探讨,并设想了人在官场有可能面临的种种压力,诸如来自亲朋好友的索取压力、来自上级的压力、商人交往的压力等。
周大新说,自己接触过一些官员朋友,看到了一些官员沉沦,对他们外表的光鲜和背后的苦恼也知道一些,“我特别注意到一种围猎现像,就是一个人当了官之后,四周很多人想尽办法要拿下他,以便让他为自己服务,所以一个人想做一个好官并不容易。
”权力,有公权力和私权力之分,他希望对掌握公权力的人群的生存状况进行一次探查和表现,所以写了《曲终人在》。这些年,在我们国家,由于很复杂的原因,掌握公权力的部分人腐化严重,老百姓对这个人群的不满和议论很多,“我想通过这部作品,把我对权力与人的关系的看法写出来。”
《曲终人在》中的省长欧阳万彤几乎是个完美的人物。周大新在欧阳万彤身上寄托了自己对政界的理想,周大新说:“我太希望我们国家的高级官员——省、部、军以上的高官,能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重,不再整天为个人、为家族、为小圈子的利益忙碌。
须知,老百姓把管理社会的权力交给他们,不是让他们去谋取私利的。”他认为,文学的功能肯定不是仅仅告诉读者发生了什么事。现在是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文学要光靠讲故事或者传达信息是无法得到读者的喜欢的。
文学还得通过叙事来传达一些精神层面的东西,要比新闻媒体或者说自媒体多一些深层次的思考。文学还有个提供阅读审美的功能,要给读者美的享受,而这些往往是新闻做不到的。所以,今天的文学写作应该逐渐回归这些文学的本来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