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伯渠南昌起义 回忆南昌起义中的林伯渠同志

    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一段艰难岁月里,我曾有幸在林伯渠同志领导下工作过。林老坚定的革命意志和踏实的工作作风,至今还留在我的记忆中。

    一九二五年我考入广东中山大学学习,次年由徐彬如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从广东经上海到武汉,入中央军校工作,担任校招生考试委员会委员。军校开学后,任女生大队指导员。

         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召开“分共会议”,正式宣布反共。大约在十七日左右,党在武昌一个偏僻的小学里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大会,李立三、谭平山,林伯渠、吴玉章、邓中夏等同志都到了会,这个会我也参加了。

大约在十八日,恽代英同志命我和彭文离开中央军校到部队工作。十九日晚,我随林伯渠,吴玉章等同志乘船去九江。从这时候起,我一直跟林老在一起行动。林老当时给人的印象是:宽宏大度,平易近人。他穿一身士兵灰制服,身体比较瘦弱,脸上总带着笑容,是个和蔼可亲的长者,我们在他手下工作感到愉快。

    在九江呆了两三天,我们便到了庐山。我和彭文跟林老都住在庐山胡景芳旅馆。和我们同来的十几个人的生活和行动,都由林老指挥。林老要经常去参加一些会议,还要忙于跟人接头、谈话,我们趁机向林老请假去游山。

过了三四天,我们都下山返回了九江。当时天气很热,晚上我们坐上小船到甘棠湖游湖乘凉,林老、叶挺同志等也曾一起游湖,一边谈论事情。那时的会议不象现在这么复杂,有什么事情,大家碰碰头就行了,下达命令,分配工作也是由领导人一张便条或当面吩咐几句即可,手续很简单。

当时游湖是起义前的间隙期间,大家都知道形势已十分严重,但林老的那种坦荡无畏和坚定自若的神情,给了我们以无声的教育。那时,我们虽在观赏湖中夜景,谈笑自若,但心中是很不宁静的。林老操着湖南口音说:“现在我们虽在待命,但思想上不能松懈,要做好迎接战斗的准备,要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这些话,我现在还记忆犹新。

    二十六日我们离开九江到达南昌,住在离江西大旅社不远的一所小学里。林老住在江西大旅社。那几天,我们白天都在江西大旅社集中待命,常被派出去搞宣传工作,并调查了解学生和妇女运动的情况。

林老那时很忙,除指挥我们干这干那外,还忙着跟人接头。各方面的人来了要人、要钱、要军需用品都找他,他的工作相当于后勤部长,又象是联络总站,后来才知道他担任财政经济委员会主席。他的工作很是很繁重,却进行得井井有条,令我们叹服!

    原定在八月一日拂晓起义,因贺龙同志领导的二十军出了一个叛徒,决定把起义时间提前两小时。听到外面枪声大作,我们连忙赶到江西大旅社。当时林老身边已围满了人。我们被派去组织担架队,马上出发抬伤员。天亮后,便上街进行大规模的反对蒋、汪叛变革命的宣传。我切盼的起义胜利已在眼前,心情十分激动,工作劲头很大。

    我随林老三日离开南昌。离开南昌前,领导召开了一个会,主张联合张发奎一同反蒋。当时因为我们的武器不够,通过一些工作,把张发奎的一个警卫连从九江拉到了南昌,并补充了三十多挺机枪。

张发奎得知后,大发雷霆,说我们不讲信义,并说如不还他机枪,就要动武。后来,林老他们为了避免和他发生摩擦,将机枪还了他一部分,其余的给了叶挺部队。当时,我们大约有三万来人,力量是不小的,如果能在南浔线或山地坚持下来,也许不至于失败。

    南征途中,可能是林老的推荐,由我负责管钱。当时从武汉带来了一些储备券,不能在市面上流通,因为人家不要。上海交通银行的几万元钞票,还有两千多块银圆,很顶用。我用一个大皮包和两只箱子装着,一路上都是找挑夫担运。

由于群众基础不好,当地人都跑光了,一路上店铺关门,买东西都十分困难,找可靠的挑夫也很不容易。当时,这笔钱只有林老跟周恩来同志可以动用,我见到他俩的条子就付钱,作为活动经费,其他开支都不行。从南昌出发以后,同志们一直没有发过饷,生活十分艰苦,但都毫无怨言。

    到杭州后,部队休整了几天。这时郭沫若、李一氓(李民治)、阳翰笙(欧阳继修)、梅龚彬也来了,我的工作跟总政治部、前委、革命委员会都发生关系。当时,我除了管钱,革命委员会有些文件、情报也一并管。

有时恩来同志还亲自来查账,掌握经费情况,林老也时常问起挑夫情况和沿途有何困难,对我十分关心和信任,这使我非常感动。我感到保管钱财和文件责任十分重大,处处小心谨慎,甚至有时在夜晚也不能安眠。常常想,就是命丢了,这一挑东西也不能丢。 

    会昌战役后,我们赶到福建汀州过中秋节。当时,林老和我们一起参加了与贺龙二十军的联欢会,贺龙用香槟酒、月饼,点心招待大家一同赏月。汀州的群众基础较好,店铺都开门,群众写标语欢迎起义部队。

    从福建往广东走,天气更热,有些人害赤痢,病倒不少,加上伤员,需要很多人护理。幸好在南昌起义时,武汉中央军校又来了一批女同志,因而大部分护理工作都由她们来做。

    到流沙以后,我就和林老分手了,跟郭沫若同志等一道到了神泉港,从那里出海去香港。另有一批同志是从甲子港出海去香港的。林老从哪里出海,我不清楚。到了香港后,听说林老也来了,但没有见面。不久,我就从香港到上海去了。

    八一南昌起义后,我在林老领导下工作时间虽不长,但 他那坚定的革命意志,长者的风度和富于哲理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优良作风,深深的教育着我,并将永远激励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