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石川从影史 本报独家刊登珍贵史料看张石川90年前如何拍电影

张石川(1889-1953)原名张通伟,字蚀川,宁波人。16岁到上海华洋公司当职员,后与人合办文明戏班,经营上海新世界游艺场。

1913年,美商在上海经营亚细亚影戏公司,聘其担任导演,拍摄我国第一部短故事片《难夫难妻》。

1922年,与郑正秋、周剑云、郑鹧鸪、任矜苹等人创办明星影片公司,任总经理兼导演。

1923年,执导我国第一部长故事片《孤儿救祖记》。

1931年,导演我国第一部蜡盘配音的有声片《歌女红牡丹》。

此后,明星影片公司成为左翼电影运动的拍片基地,他参加导演了《战地历险记》、《脂粉市场》、《前程》、《压岁钱》等众多进步影片。

1905年,《定军山》亮相后的二十年时间,中国电影走得相当懵懂。直至上世纪20年代初,宁波人张石川开始组建明星电影公司,实践了众多中国电影的“第一次”,才真正开启了电光幻影的崭新一页。后来,还涌现了夏衍、沈西苓、史东山等众多浙江籍电影人,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电影前进的步伐。

中国的第一批明星也诞生了。阮玲玉在浙江洒下一路香水后,“金嗓子”周璇也在杭州拍摄了《采茶曲》,众多女明星曾在浙江留下过芳踪。

本报《百年影像·浙江痕迹》特刊将展开第二单元《电影起步的浙江力量》。今天推出第一篇———《中国电影第一人:张石川》。

回顾中国电影百年,有一个名字是绕不开的。中国第一部故事片《难夫难妻》,第一部有声片《歌女红牡丹》,第一部武侠片《火烧红莲寺》,第一部反帝片《黑藉冤魂》,第一部劳工片《劳工之爱情》……这些都与他相关——张石川。作为中国电影的开拓者和先驱者,出生于宁波的张石川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拍案惊奇。

在10月的北京,为了寻访张石川的踪迹,记者走访了古老的中国电影资料馆,并意外收获了一份关于他的珍贵史料。据了解,这也是它首次见诸报端。

“从踏进电影界到现在,从头数一数,竟是二十开外的年头了。跟着风驰电掣的时间,这二十世纪新兴艺术的电影,也以飞越的姿态在进步着。回想到最初和‘电影’接近那时候的情形,真是禁不住有‘三代以上’的感觉……”

这篇自述原载《明星》半月刊1935年第一卷。张石川在自述中,描述了自己从事电影事业的经过、其中经历的坎坷等等。透过这位“中国电影第一人”的叙述,你也许可以更清晰地看见中国电影发展最初的面貌。

据中国电影资料馆的工作人员介绍,在90多年前,张石川做电影是在模仿美国片中起步的。他开始导演处女作的时候,连导演的名目都没有,也不懂剧本是什么。他拍摄的第一部长故事片女主角,之前只是个打字员,只因为她的衣着摩登,就登上了银幕。

浙大广播电影电视研究所所长、北京电影学院博士陈晓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电影在最初发展的时候,虽然技术、设备比较原始,影像质量、影音效果也远不如现在,但在当时,做电影的人从起步就直接接受着市场的考验,他们讲故事的能力很强,而且会研究、贴合观众的口味。这对于现在的中国电影从业者,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1912年,我正在从事一种和电影毫无关系的事业。忽然,我的两位美国朋友,预备在中国摄制几部影片,要我帮他们的忙。为了一点兴趣,我居然答应下来。因为是拍影“戏”,自然就很快联想到中国固有的旧“戏”上去。我的朋友郑正秋先生,一切兴趣正集中在戏剧上面,自然,他是我最好的合作者了。

第二年,亚细亚影片公司成立,影戏已经决定开拍了,演员就请了一班半职业半业余的新剧家,只有男的,女角也是男扮。我和正秋所担任的工作,是由他指挥演员的表情动作,我来指挥摄影机地位的变动。

这工作,在当时还无所谓“导演”的名目。要说技巧,是做梦也没有想到过,摄影机的地位摆好了,就吩咐演员在镜头面前做戏,各种的表情和动作,连续不断地表演下去,直到二百尺一盒的胶片拍完为止,而且镜头地位是永不变动的,永远是一个“远景”。

因为没有摄影记录,没有专人负责管理服装道具的缘故,更大的笑话就来了。有一次,拍一场两个仆厮在客厅里胡闹的戏。有一个化妆得极其神妙,服装尤其引人发噱。第二天,另一个演员觉得同伴的服装比自己好,就悄悄拿来穿上了。拍的时候,我和正秋都没有发觉。片子试映,映到两个仆厮胡闹的场面,银幕上忽然玩起魔术来:两个演员身上的衣服,张冠李戴,比飞还快地交换了过来。大家看着都愣住了。

这些事情,现在想起来还不觉哑然失笑。然而这正是电影事业飞入中国第一燕,也正是中国电影发展史中最初的史实。

这以后,差不多隔了十年。1922年,明星影片公司在萌芽中的中国影坛创办成立了。于是,我第二次重拾起导演的工作。

这时,查理卓别林已显露了他喜剧圣手的光芒。我们决定第一部摄制题为《卓别林游沪记》。严格来说,只有这才是我的“处女作”。

我切感到技术和智能的修养的必要了。事实上,连可供参考的书籍都很难得。

凑巧,有一位美国电影教授雷格雷先生在中国旅行,竟光临了“明星”。我非常惊喜,向他请教了许多技术上的问题。当时拍电影的剧本,我们苦于没有前例可寻,便自己杜撰了一种格式。出乎意外的,雷格雷先生说好莱坞所用的剧本格式也和我们差不多。

在一次寂寞的旅程中,我在脑子里构思着下一个剧本的轮廓。我把故事讲给正秋听,他极口称赞。

于是,我打定主意把它拍出来,片名就叫《孤儿救祖记》,女主角由王汉伦担任。她原是英美烟公司的女打字员,是上海少见的摩登女郎,装束新奇时髦,曾经使我们对她大大侧目。

饰傻仆的黄君甫,他加入“明星”也是一件趣事。和他初次见面,他是拿了宁波同乡会的介绍信来的。我问他:“从前做过什么事?”他爽快地说:“没啥事体。”问他爸爸是做什么的?他高声说:“阿拉阿爹是摆猪肉摊的。你要吃蹄膀,去拿一只好了。”捉猪可是他的拿手好戏,我就设法穿插了一场戏,被他拍得十分精彩。

这片子从筹备到完成,整整拍了8个月。后来,《孤儿救祖记》是在六马路申江大戏院公映,却受到观众一致欢迎,非常卖座,竟奠定了中国电影发展的基础。这在当初,我是连做梦也想不到的。

“明星”的基础已经渐臻稳固,合作的人才也逐渐增多。这里值得一提的有以下几位:导演方面,在中国艺坛上知名的留美戏剧专家洪深先生,这时候加入了明星。他的第一次导演的作品是《早生贵子》。我的老友正秋,也专心一致地开始从事导演工作。

卜万苍君在完成《玉洁冰清》后也加入了。演员方面,卜君导演《挂名的夫妻》时招考演员,发现了阮玲玉女士———她初上镜头的第一天,僵得几乎手足无措。导演卜君也几乎急得要另换角色了,但她毕竟是有天分的,她在她的“处女作”完成后就一举成名了。

但渐渐地,阮女士有点变态起来,工作兴趣完全被个人情感淹没了。比方她今天心境高兴,到了摄影场上她就老是笑,再也演不来伤感的戏;遇到心境不好时演快乐的戏,不必说,更困难了。

后来在《白云塔》以后,她终于脱离了明星。但脱离以后,听说她便完全改变了这种不很好的态度了。胡蝶女士的加入也在那时候。她最初加入的时候,演技却还幼稚得很,她有一点特长,就是诚恳耐劳,对于事业有坚强的决心。(本报有删节)

专家解读

他是电影商业化第一人

浙江大学影视艺术研究中心主任盘剑教授认为,张石川驰骋电影界30年,既开了滑稽娱乐的先河,又是长篇正剧的导演;既是武侠神怪电影的始作俑者,又是左翼新潮的拥护者。“这些表面上的复杂多变,实际上都有一根始终牵引的线,这就是商业利润。”他总结说。

盘剑说,同样作为舶来品,电影与话剧在中国登陆的时间相去不远,但此后的发展却截然不同。电影一直是商业化的,它源于一种视听游戏,因而其与生俱来的不是神圣、庄严,而是商业娱乐。

“进入1930年代以后,当忠、孝、节、义,才子佳人那一套眼见得对广大的观众不再具有吸引力。民族矛盾的尖锐化使左翼话语显示出商业效应时,电影业马上开始转向与左翼文学的联姻。”

作为上海三家大电影公司之一的明星公司,经历“一·二八”炮火之后,虽然幸存下来却难以维持,在斥巨资拍摄《啼笑姻缘》票房失利后,张石川才又看到了“左翼”出口的曙光。

盘教授分析说:“那时的他清醒地意识到,左翼话语是一种潜在的商机。要将这种潜在的商机转变为现实的票房,则还需要在形式上作一些商业化的包装。主要表现为在情节安排、细节处理和人物关系的设置上极力寻找、制造并强调商业卖点。

张石川最明显的表达方式就是,在电影中非常多地借鉴了商业娱乐化特征明显的美国电影风格。很快,电影《姊妹花》票房的一鸣惊人,让张石川尝到了甜头。”盘教授认为,追溯中国电影初期的商业化进程,张石川和他一手创办的明星影片公司是无法回避的里程碑,张石川被认为是电影商业化的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