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谈司马迁 司马相如和司马迁
司马迁这时虽新遭父丧,但必须如常地侍从武帝。在此次塞河工程中,他也参加了负薪的行列。他的《河渠书》就是在这件事的直接影响之下产生的。
在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谈逝世的第三年,司马迁作了太史令,他的郎官生活到此结束。但他在作太史令的时候,也还有一种无定而经常的职务,这就是和作郎中一样,仍需侍从武帝。武帝这时还是常要出巡,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冬的北巡(自言“北过涿鹿”,就是这一次侍从的事),次年(元封五年)冬的南巡、又次年(元封六年)冬的北巡,司马迁都因太史令的职务不断地侍从武帝。
他自己也说过:“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①这对司马迁的著述工作,不是防碍,而是更有益处。随着仕途的升迁和阅历的加深,他对祖国的认识越来越多了。
② 此下三节关于司马迁的资料,见于《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汉书·司马迁传》者,不另作注。 ③ 参看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史记》一“迁字子长”条。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三六“有子曰迁”条“附案”。 ④ 司马迁生年,旧有二说。
一为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一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本文从后者。参看王国维《观堂集林·太史公行年考》、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第十五册《要籍解题及其读法》。 ① 《汉书·东方朔传》。 ① 《史记·封禅书》。
第三节 司马迁的史学成就
父亲司马谈的教导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一个有学问、有抱负的人。他的这种素质,对司马迁有深刻影响。
司马谈病危的时候,拉着儿子的手,流着眼泪说:“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
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
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司马迁低着头,流着眼泪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这一段对话表明司马谈父子把论述“春秋”以来的历史书,特别是汉兴以来的历史,作为周公、孔子著史事业的继续。他们认为,这四百多年历史的存佚要决定于他们是否能尽到史职。他们父子,在著史工作上是有真挚的使命感的。这是中国历史家的优良传统,在他们父子以后是不断有人继承的。汉代史事,为什么在《史记》中占了很大分量,又为什么写得特别精彩,也是这个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