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慰安妇内幕揭秘【图】

日本的“家”的制度下，认为儿女是家长的个人财产，家长有权力决定子女的终身，无论是买卖还是典押。日本在模仿中国的法律制订律令的时候，就把中国法律中的“十恶”中禁止近亲买卖的“不睦”除去了，把原本的“十恶”改成了“八虐”。

日本这样做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日本买卖儿童和近亲结婚的情况十分普遍。很多穷人由于生活所迫，都会把孩子卖掉，特别是江户时期，人口买卖的情况更是十分盛行，有些日本家庭由于交不起年贡，就拿子女当作抵押。

日本贩卖儿女主要的对象还是女儿，在日本的封建社会后期，娼妓的情况十分严重。很多女孩被卖掉之后都会成为娼妓，而家庭基本就要依靠这些女孩维持。《日本女性史·近世》中记载显示，普通的农村女孩卖给妓院只能换到十三两钱。即便如此，被卖掉的女孩也毫无怨言。因为她们接受到的教育就是为了家的利益，为了孝敬父母，牺牲自己的幸福是应该的，所以日本的女孩子为了家庭而被卖掉，不仅没有人鄙视，甚至还会受到人们的称赞。日本有一个卖身奉养母亲和弟弟的女子，还因为“孝心奇特”而受

到了日本官方的表彰。

日本人认为武士为领主、大名家服务是奉公，仆人为主人服务是奉公，而女人出卖肉体同样也是奉公。明治时期，明治维新之元勋伊藤博文在回答英国《每日新闻》记者提问的时候说，“我不希望废除游廓”，这里的游廓也就是妓院。他的理由是，站在道德角度来说，做妓女是高尚的，因为她们是为了尽孝道才去出卖身体的。

当时的日本，表面上似乎看不到买卖少女的行为，其实这种事情还是普遍存在的。虽然日本人表面上说是“出赁”，但这个事情的性质依然是买卖，而且很多父母也愿意为了几百元而卖掉女儿。

他们和买卖少女的经纪人谈妥之后，经纪人会付给父亲一笔钱，然后把女儿留下。女儿之后需要做的就是靠出卖身体赚回自己的自由。每次和客人做爱之后，女儿都能拿到一些小费，用这些钱就可以逐渐还清这笔债务。不过一般都需要几年的时间，除非遇到有钱人，愿意付出一大笔钱把少女从妓院买回家。这对于日本的卖淫女来说，是一个美丽的梦。

虽然也有一些日本人对以上的现象颇有微词，甚至有些人还提议取缔它，但是绝大多数人都表示无所谓。那些喜欢光顾妓院的人更是不同意取消，甚至一些地方官员还建议应该让妓院更加繁荣，以此带动消费的动力，增加国库的收入。德川幕府制订的“游廓政策”，导致当时的日本人大约有三成左右患上了梅毒，而日本人的风俗习惯和国民性格，也因此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到了明治时代，妓院的繁盛情况不仅没有减弱，甚至还借助“中日甲午战争”而更加兴旺。历史记载显示，在1894年发生“中日甲午战争”之时，日本的军人在一年之内就在人口只有10万的出兵港口广岛，留下了2000多个私生子。

明治后期，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嫖娼的情况也因此更加严重。有人在当时做了一项调查，在吉原游廓的门前利用一个小时的时间，统计一下进入游廓的嫖客人数。

在晚上八点到九点，一共有1900人出入。其中14岁以下的大约有50人左右，14-17岁左右的大约是170人左右，17-24岁的大约500人。当时的年轻人后来回忆嫖妓的经历时说：“那时逛妓院就像上厕所”。

明治时期色情业繁盛的原因，就和江户时代德川家康提倡的“游廓政策”一样，当时的明治政府对游廓表示出了相当的支持和保护。当时的伊藤博文因一句“不希望废除游廓”，被日本人男人视为“唯一的英雄”，而他本人也是公认的“色男”。据说平时和他交往的女性基本上都是艺妓，甚至他的妻子梅子也是艺妓出身。伊藤博文认为人生最大的乐趣就是“醉卧美人膝，醒握天下权”。

明治时期之后的大正时期，在色情方面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虽然大正时期没有多久，但是这一时期却将嫖娼业发展到了极致。明治后期，嫖娼主要以公娼经营为主，而到了大正时期，各种各样的艺伎馆和私娼馆相继出现，数量比公娼多出了两倍还多。

昭和时期，由于日本东北地区的饥荒和“太平洋战争”，更令日本的色情业出现了惊人的突破。卖女儿的情况在此时最为严重，“慰安妇”制度也在此时出现。由日本长久以来的娼妓历史中，就可以发现色情的繁盛和衰败和日本社会的经济、政治是紧密相关的，同时也和日本女性在历史上的地位有着一定的关系。日本男人为了主人牺牲自己，而日本女人则为了男人奉献身体。渐渐的，男人为了国家牺牲，女人为了战士献身，都成为了十分正常的事情。这也为日本妓女为了国家经济海外卖淫，为了鼓舞军人的斗志而做慰安妇奠定了基础。

明治时期，明治政府推出了“殖产兴业”政策，主张优先发展工业。这个政策导致大量农民破产，农民的生活也因此陷入了困境。明治中期，政府针对日本经济实力不强、资本积累不够、在国际上影响甚微的情况，提出了“富国强兵”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日本人再一次发扬了他们的传统，从女性身上下手。

日本女性觉得既然为了家庭可以卖身，那么为了国家卖身又何尝不可呢?于是甘愿成为日本政府振兴国家经济的工具。一批又一批被称为“黄色娘子军”的日本妇女，离开了自己的故乡和亲人，来到了海外。

据1911年统计显示，日本到海外卖淫的妇女数量超过了2万人。这些日本妓女被人们称为“南洋姐”。

“南洋姐”这个称呼，如果使用中国汉字写的话就是“唐国行”。“唐国行”指的是从幕府末年，经过明治时期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大正中期，那些远离家乡到外国卖身的日本妓女。当时，在西伯利亚、中国内地，东南亚各国，甚至印度、非洲都能看到日本妓女的身影。这些日本妓女的籍贯以九州的天草岛、岛原半岛最多。

虽然当时中国各地都有日本妓女出现，不过上海、香港、关东地区、南洋地区则是这些妓女的主要集中地。明治十九年时的中国上海，日本人在此定居的人数大约是700人左右，而这里的设施有一半以上都是娼妓馆，其余的就是邮船支店、三井物产支店、乐善堂药店和几家杂货铺。香港的情况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明治政府在1872年10月2日，公布了“娼妓解放令”，又称“牛马解放令”。娼妓、艺伎等仆役按照法律规定得到了解放。不过，这次的解放是由于外界施加压力造成的，并

不是日本自愿的，所以虽然娼妓得到了解放，却只是表面现象，背地里依然如故。娼妓和色情业主的关系，不过是由过去一次性契约的形式，改成了定期租赁的形式，人权依然没有得到保障。色情业的发展不仅没有受到阻碍，反而更加顺利。

1880年，第二次万国废娼联合大会向日本政府递送了废止公娼制度的公告，并邀请日本政府派代表参加大会，日本政府置之不理。大正时期，有人再次提交了废娼议案，又遭到了否决，理由是“收入较少的独身男性需要政府公认的卖春地带”。另外，日本帝国的国土扩张也需要妓女来安慰士兵。

1946年，在美国占领军最高司令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敦促下，日本警视厅发布了“关于废止公娼制度的文件”。日本人的狡诈在文件中显露了出来，文件称：“不承认卖淫为合法的工作，但有一个例外，不禁止个人为了生计而自发的卖淫活动”。这看起来像是取缔了卖淫活动，其实只是私娼取代了公娼。

日本权威辞典《广辞苑》中，对“公娼”的解释是“得到了公家承认的合法娼妓”，而“私娼”的解释则是“没有得到公认而营业的娼妓”。那么按照这个解释理解的话，这个文件的意思就是“曾经是合法的公娼卖淫现在不合法了”，而“曾经不被承认的私娼卖淫现在合法了”。

1985年，日本的色情业又进行了一次改革。日本政府这一次发表了“卖淫防止法”，这个法律针对的只是卖家，处罚的对象主要是“助长卖淫的行为”。意思很明显，想要继续卖淫就必须改变形式。

日本的色情业给日本政府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而“黄色娘子军”为日本的原始积累、经济输出、军事侵略作出的“杰出”的、惨烈的奉献更是不可忽视。拥有悠久历史的日本色情文化，还深深影响着日本人民的“性观念”和价值取向。

荷兰学者伊思·布鲁玛在《日本文化中的性角色》一书中把日本称为“无罪性娱乐天堂”，妓女在人类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像日本的妓女那样，对一个民族文化造成了如此巨大的影响。日本的作家野坂昭如在《色情者》小说中，称妓女在日本文化环境中对男性具有“母亲”的象征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