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古代交通那些事儿 司机超速要打屁股
前两天老弟来电话说，开高速超速50%，扣了12分，驾照吊销，罚款1000，一顿痛斥完不顾安危的弟弟后，小编在想，换做古代，这超速应该怎么处理呢？也是罚钱吗？还是怎么的？下面来一探究竟。
众所周知，我国现在道路交通基本规则就是靠右侧行走，或者行驶。这个“靠右走”的规则似乎是约定俗成的真理。但实际上，我国正式“靠右走”的历史远不及“靠左走”长远，这个简单的规则蕴含着很多历史典故与渊源。
古代中国，“以左为尊”还是“以右为尊”，不是一成不变的。周、秦、汉时，是“以右为尊”的，从东汉至隋唐、两宋，逐渐形成了“左尊右卑”的制度，元朝又规定“以右为尊”，到了明清复改“以左为尊”。
但是，“以右为尊”的传统在一个地方不适用，那就是乘车和走路之时。古代出行乘车之时，如果是日常出行，多人同乘，那么坐在左边的人一定是尊长。如果是战车，那么靠右的人一定是长官，靠左的人是车夫。这是为什么呢？答案很简单——为了安全。因为古代车行靠左，在战场上坐在右边相对安全一些。同样道理，如果几个人一同步行出行，那么，尊长要走在前面，如果尊长需要在行进中与人交谈，那么，地位稍低的人就要靠在右边，这样做同样是为了保障尊长者的安全。对此，宋代大儒朱熹曾对弟子说：“凡侍长上出行，必居路之右”，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到了唐代，像长安、洛阳这样的大城市逐渐兴起，每天进出城门的人数很多，仅靠“交管人员”每天的疏导，往往无法及时达到良好的效果。
因此，唐太宗时期，特别颁布法案规定出入城门必须按照“入由左，出由右”的规定进行。这是我国第一个对交通“来左去右”的规定，对后世影响极大。后世不仅出入城门按照此规则，其他诸如出入宫殿、房屋、校场、庙宇等也都按此行事。当然，这些规则对皇帝并不适用，因为皇帝自古以来都要走“专用道”，进出“专用门”，如果有他人误闯或僭越，那等待他的就是“十恶不赦”中的“大不敬”罪名，轻则流放处斩，重则全家受到连累。
朱熹曾以“靠左走”为例，向弟子说明“君子不欺暗室”的典故。有一天，朱熹与众弟子行走在山路之上，弟子发现老师一直靠着左边行走，因为左边靠近山边较为危险，弟子就劝老师说，这里是山间小路，没有必要遵守“靠左走”的习惯，靠右边走能更方便些。朱熹却以“君子不欺暗室”为由拒绝了，仍然靠左侧行进。他所坚持的观点就是，君子应该做到人前人后都一样，即使身边没有人，也要和身边有人一样，这样才可以更好地修身养性。
“靠左走”不仅是我国古代的交通习惯，而且在古代欧洲也是同样的习惯。古代欧洲靠左走的习惯起源于罗马帝国，主要是由于军事方面的原因。罗马帝国的道路多为军备所设置，骑士们上马首先要从左侧进行，左侧路基会稍高些便于上马，所以演变成为骑士“靠左走”。同时，战士的佩剑多为身体左侧，靠左侧行走更有利于防备来自马路对面的攻击。如此一来，以军事立国的罗马帝国在扩张的过程中，将“靠左走”的“交通规则”带到了整个欧洲。
必须强调的是，在欧洲道路交通发展过程中，18世纪中期以前并没有明文的法律规定，主要依靠的还是欧洲各国习惯。欧洲“靠左走”的习惯在14世纪初期还受到了教会的影响。在1300年，罗马教皇卜尼法八世宣称“条条大路通罗马”，同时他还规定，来罗马朝圣者需要靠左侧行走。这一来自宗教的提议影响很大，当时大多数国家都开始修建通向罗马的道路，教民也都靠左侧行走。
唐朝国都长安城是当时世界第一大城市，人口过百万，交通管制肯定是当时朝廷要抓的一项重要事务。按照《唐律》规定，在没有任何公私缘故的情况下，在街道和巷子的人群中，快速驾马或者驾马车的，事主将处以用竹板或者荆条打50次脊背的处罚，唐太宗听说脊背是人的经脉聚集处，因此大发慈悲，改为打屁股。
在唐朝对驾车伤人是有法律规定的:
《唐律疏议》卷二十六中，有“街巷人众中走车马”一条规定：“诸于城内街巷及人众中，无故走车马者笞五十，以故杀人者减斗杀伤一等。”这个法条的意思是：在众人中跑车马伤人的，比照斗杀伤之罪减少一等量刑。
《唐律疏议》卷二十一还有“保辜”条款：“诸保辜者，手足殴伤人限十日，以他物殴伤人者二十日，以刀刃及汤火伤人者三十日，折跌肢体及破骨者五十日。限内死者，各依杀人论；其在限外及虽在限内以他故死者，各依本殴伤法。”保辜是唐代的一个法律用语，意思是在伤害案件中，伤者伤势尚未确定时，先保留犯罪人的罪名，让其先为受害人筹钱医治，然后在一定期限之后，再来量刑处理。
古代的路况较差，道路大多崎岖不平，有雪时路滑，雪化后泥泞，相当难走。为此，清代朝廷制定了一些“交通规则”，尽可能减少雪灾期间的交通事故。《大清律例》规定：因为天气关系骑马撞伤人的，赔偿医药费，还得把坐骑赔给伤者。如果把人撞死了，打一百大板，坐牢三年，另外赔偿死者家属丧葬费，其坐骑则被官府没收。
现在一下雪，可能会出现出租车私自涨价的情况，清代亦是如此。嘉庆年间，某文士客居沧州，适逢大雪天，本来在沧州地面雇一驴车，一天只要四百文钱，因为下雪，车价涨了一倍，该文士感叹道：“雇驴冲雪非容易，日费青钱八百文。”有时候你多掏一倍车价，也不见得能雇到车，因为下雪天车夫生意极好，“雪地呼车时辰久，靠着门旁叫腿麻。”跟现在雪天市民出门一直打不到车的情形很相似。
《庄子》中说，有个叫东野稷的人，车技很好，想在鲁庄公面前露一手，转行混个一官半职。庄公也是个爱车一族，就让他试车，东野稷直行时，车轮碾下的痕迹像木匠画的墨线那样直；拐弯时，车辙像用圆规画的圈那么圆。庄公觉得，绣花也不过如此，索性就让他照这个图案，再跑上100圈。
当时有个叫颜阖的，说东野稷会出事，庄公默不作声。过了一会儿，东野稷果真出了交通事故。庄公很惊讶，问颜阖，你怎么知道他要出事故？颜阖说，他的驾驶技术虽然高超，但马已疲乏，这个时候再让他开车，怎能不出事故？
晏子的司机也是一名神车手。晏子做了齐国宰相，他的驾驶员仗着为领导开车，人又长得高富帅，坐在前排驾驶座上，于是就摆谱，显得趾高气扬。
有一天，晏子的司机驾车从自家门口经过，他的老婆从门缝里看他。等到下班回家，老婆和他闹离婚。司机傻了，他问老婆，过得好好的，为什么就不想一起过呢？老婆说，你看看人家相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三代的老臣，拥有尊贵的地位，坐在车上却低调谦虚。而你呢？堂堂七尺男儿，不能建功立业，只能去给人家开车，还神气活现，轻佻张扬，我怎么能不离开你？
司机听后，恍然大悟，再开车时，神态就变得淡定下来。坐在后排的晏子发现有异，问是怎么回事。司机就把他老婆的话如实禀告，晏子感叹他知错就改，推荐他做了大夫，成为了公务员。
在坊间流传的版本里，陈胜在撤退途中，拼命地催促驾驶员庄贾加速行驶。陈胜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驾驶员也不断地提速，无奈马跑累了会慢下来，庄贾遭到陈胜的辱骂，车开到城父集附近，一怒之下，杀了陈胜。因此，《史记》记载，“腊月，陈王之汝阴，还至下城父，其御庄贾杀以降秦。”
无独有偶。春秋时，郑国和宋国交战，宋将华元炖羊肉犒劳士兵，偏偏到了车夫羊斟这里没有了。羊斟没吃上肉，嘴上不说，心里却想不通。次日交兵，华元刚上车，羊斟一抖缰绳，直奔郑国大营。华元纳闷：你小子这是往哪儿去？羊斟说：分羊肉你说了算，去哪儿我说了算，径直投降去了。因为小小一块羊肉，得罪了司机，弓弩尚未拉开，战鼓尚未擂响，就已决定输赢胜负。
赶车之事非常重要，以至于古代为此专门设立了管理机构，即“太仆寺”，其长官也被称为“太仆”。最有名的太仆当属汉高祖刘邦的“专职司机”夏侯婴了。
夏侯婴和刘邦是铁哥们儿，早年就在沛县赶车。由于他和刘邦的特殊关系以及职业素养，在刘邦得势后，被刘邦任命为“御前司机”。一次，刘邦被项羽打败，为了尽快逃走，他竟要撇下自己的一对儿女。夏侯婴见此情景，二话不说，将两个孩子夹在自己的左右腋下，然后驾车撤退。不料这时刘邦非但不帮忙，竟然还在一旁挥剑乱剁。好在夏侯婴驾车技术娴熟，最终安然无恙地将两个孩子送到了安全地方。夏侯婴长期担任太仆一职，直到刘邦去世。
之后又作为太仆侍奉孝惠帝。孝惠帝和吕后把紧靠在皇宫北面的一等宅第赐给他，名为“近我”，表示对夏侯婴的格外尊宠。孝惠帝死去后，他又以太仆之职侍奉高后。等到吕后去世，代王刘恒来到京城时，夏侯婴又以太仆的身份和东牟侯刘兴居一起入皇宫清理宫室，用天子的法驾到代王府第里去迎接代王刘恒，和大臣们一起立代王为孝文皇帝，夏侯婴仍然担任太仆。八年之后去世，谥号为文侯。太仆为九卿之一，夏侯婴常任太仆，这地位相当于“副国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