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士诚富有江南一夕兵败 光脚的一定打得过穿鞋的吗
张士诚(1321年-1367年)，原名张九四。元末位于江浙一带的义军领袖与地方割据势力之一。泰州兴化白驹场人(今属江苏省盐城大丰市)。在元朝末年抗元起义领袖中，有“(陈)友谅最桀，(张)士诚最富”之说。因受不了盐警欺压，与其弟张士义、张士德、张士信及李伯升等十八人率盐丁起兵反元，史称“十八条扁担起义”，他为首领。袭据高邮，自称诚王，建国号大周，建元天祐。
张士诚是灭元的盖世功臣，而后期，张士诚的弟弟兵败被朱元璋俘虏，张士诚在朱元璋、已经投降元朝的方国珍和元军三方夹击之下伪降元朝，攻打江南元朝地主武装，不久再度公开反元，最后亡于朱元璋政权。之后被押解至明朝都城应天府(今南京)时，自缢而死，时年47岁。
《明史》在评价陈友谅时，说他“性雄猜，好以权术驭下”。用今天的语言表述，此人很可能具有极强的组织与控制能力、好弄权术且狠辣。其所作所为，距离一个“义”字，相去可谓远矣。然而，他却敢于把自己的年号定为“大义”，并且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将各个派别的各路人马相当迅速地整合到自己麾下。由此，可以看出其枭雄的本事与特色。
从众多史料的记载来看，陈友谅雄心不小，胆量极大，而且也不乏以权术驾驭部下的能力。因此，很短时间里，便迅速整合出一个在割据群雄中土地面积最大、人口与兵力最多的“大汉”国，一时间相当咄咄逼人。
张士诚拖泥带水，犹犹豫豫，表面老奸巨猾，实则目光短浅而夭折。张士诚的心理，很有可能和我们今天在中国商场上，经常在那些聪明的人们那儿看到的一样，如果竞争对手主动提出联合起来做一件事，如果做这件事对自己有好处，但是对竞争对手也有好处的话，那就宁愿自己不要这个好处，也不能让对方得到好处。于是，我们时常能够看到的一个结果就是——双方共同的竞争对手——可能是国内的，也可能是外国的——发展起来，再回过头来将他们各个击破。张士诚可能就是这么一种心态。
沈万三与张士诚之间的关系还要从元末开始说起，张士诚本来是起义军的首领，他们活跃在江浙一代，据说在元末时期，张士诚是所有起义首领中最为富有的人，他的身上也具有很强的能力，所以在十八条扁担起义之后，就成立了自己的政权，并且声称自己是诚王。而那个时候沈万三也在苏浙地区经营着生意，他的生意重心就设在苏州地区，而张士诚起义的时候，他曾经用金钱的方式支持过他，在成功之后张士诚还为他设立了石碑编写了传记。
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在张士诚建立政权之后也开始支持沈万三的生意。然而在朱元璋得取了权力之后，张士诚的政权也就立即瓦解了。然而在民间传说中沈万三和张士诚的结局是没有什么差别的，他们都是因为得罪了朱元璋，之后张士诚被人直接杀死，而沈万三落得个流放的下场，最终也因此而离开人世，所以说他们的人生还是比较相似的，尽管有人认为沈万三的故事只是传说而已，但是民间还是有许多人相信这种说法。
施耐庵在元末明初的农民起义中，曾经作为张士诚的高级幕僚。所以施耐庵非常熟悉农民起义这些事迹，看看古代的小说，有几个作者所写内容是指本朝的。所以我们可以很好的理解施耐庵为什么要写农民起义的小说(这可算是当时社会里的热点话题)，选择宋朝的农民起义为外表，这也很好理解，第一年代较近，第二有许多元代的杂剧提供了素材。
《遗事》上宋江吟的反诗是：
杀了阎婆惜，寰中显姓名。
要捉凶身者，梁山泊上寻。
这样，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施耐庵为什么要安排宋江征讨田虎和王庆没损失兄弟，而征讨方腊却是损兵折将了。
据史料记载，张士诚在称王时期，施耐庵就离开了他，随后张士诚兵败被朱元璋所杀，对于此事施耐庵一直抱有遗憾，朱元璋在剿灭张士诚的过程中，战斗极其惨烈。处于中国古代文人对“忠”的理解和坚持，施耐庵当然可以把对朱元璋的怨恨写进小说里，这样就成了宋江征方腊损兵折将。
罗贯中为元未明初人，一介书生，与友张士诚甚好。后张士诚为反元朝起兵造反，建立了以苏州为中心的一大片根据地。罗贯中眼见好友的事业日益壮大，心中很是欣慰。 不料，张士诚后来在与朱元璋的争战中兵败身亡。朱元璋取得天下后，对张士诚的老巢苏州，采取了严厉的高压政策。凡敢议论张士诚者，就是犯了死罪。顿时苏州城人心慌慌，大街小巷无人敢‘说张’。 作为张士诚的好友，罗贯中不便住在苏州城内，便住到乡村以避祸。
在艰难、寂寞地隐居生话中，罗贯中常常地思念昔日好友张士诚。无比痛恨朱元璋，恨这个大麻皮抢夺了张士诚的基业。在黄昏中、油灯下，百般无聊的罗贯中，有时也恨自己是一书生，无力拨剑剌青天，他为不能帮朋友的忙而感到遗憾。为了发泄心中的愤怒和无奈，罗贯中用手中的笔，借历史故事为主线，写下了三国演义这部传世佳作。 在当时的生活中，罗贯中不敢为张士诚歌功颂德，但他可以任意美化刘备，他把刘备描写成是一个处处讲仁义道德、爱民如子的君子刘皇叔。罗贯中不敢骂朱元璋，但他可以恶毒地咒骂曹操，他把对朱元璋的恨，统统发泄到曹操身上，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背信弃义、疑心病十足、卑鄙、狡滑的奸贼曹操。
乱世之间，群雄相争，犹如群狼争夺狼王，胜者为王，败者不是臣服就行了，绝不可能在共存在狼群中。王权是独尊和嗜血的，张士诚们自己身为老大，这些道理都懂。譬如以古为鉴，隋唐时群雄，李密、窦建德、杜伏威等降唐没有一个好下场;三国时鲁肃劝孙权不要降曹也是这个理由，诸臣仍然有官做，独独老大没位置。
并且老大有老大的尊严，当年张士诚高邮一战，独拒元朝脱脱数十万大军，威震天下，当时朱元璋只是一个旮旯里小角色，现在向朱低头，自尊何在?秦汉时有田横，刘邦许诺封王，他走到一半，说当年大家平起平坐各为诸侯，现在尊卑上下，颜面何存，遂引刀自戕。
张士诚占据吴地，朱元璋占据金陵，朱为后起，朱崛起过程中两人屡屡冲突，已成不可并存之势，所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张是盐商出生，为人豪杰，待士民多宽容;朱是赤贫出生，心细决绝，无容人雅量。两人相斗良久，彼此秉性岂能不知，明显不是相容的格局。
由此张士诚不能屈服。
从庞杂的史料中判断，张士诚生性迟重却精明能干，沉默寡言而顽强机诈，重然诺，讲义气，而且对人慷慨大度，十分宽厚。(《明史》卷35，张士诚传)按照中国古代人甚至现代人的标准，这是一些很优秀的品质。这种品质可能是帮助他团结了一大批同志和战友，从而打下这片基业的重要因素。
张士诚将大本营设置在苏州，建立起了割据一方的政权之后，对于与自己一同起事的老弟兄相当够朋友讲义气。他使他们每个人都成了手握重兵或重权的高官大吏。
同时，他对文人士大夫极其友善，对百姓也轻徭薄赋。同时，他还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因此，赢得治下人民相当广泛的支持。
这一点，曾经使朱元璋极为恼火，以至于当了皇帝后还抱怨说：“当初张士诚窃据江东，那儿的老百姓至今还称呼他为张王。我为天子，那帮家伙反而只叫我为老头儿。”(吕毖《明朝小史》卷1洪武纪，“老头儿”)因此，打下苏松地区后，朱元璋曾经有过“屠其民”的念头，就是要杀光苏州、松江一带的居民。后来，勉强改为向该地区征收比以前高出十余倍，最高达三十三倍的重税，以示惩戒。这是明代为什么苏松地区赋税特重的原因，也为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埋下了特别意味深长的伏笔。
朱元璋得到天下后，与群臣总结革命经验，也说元末群雄中“士诚最富，友谅最强”，但“友谅志骄，士诚器小”，志骄的好生事，器小的没长远打算。出身贫苦农家、当过游方僧人的朱元璋断言：士诚做过盐贩子，遇事斤斤计较，顾虑多，疑心重;友谅生于打渔人家，惯见风浪，野心大欲望高。
所以，他料定先攻陈友谅，张士诚会袖手旁观;假如先攻张士诚，陈友谅必然倾巢而出抄己方的后路。后来的事实证明，朱元璋对张士诚的“人品”判断准确。
张士诚此番降元，其实也是三心二意。在此后六七年里，他打着官军的招牌，南侵江浙，北逾江淮，南边占领了杭州、绍兴，北边势力一直伸展到济宁(今山东境)，拥地二千余里。
元朝方面的达识帖木儿之所以急于招降张士诚，且容忍他不断扩张地盘，也有自家的苦衷。原来自从红巾军纵横江淮一带后，南北漕运断绝，大都(今北京)缺粮，快支撑不下去了。他们要解决南粮北运的难题，不能不对控制江南的张士诚及称雄江浙沿海的方国珍实行安抚政策。
从1360年到1363年间，“士诚出粮、国珍出船”，总算每年能海运十几万石粮食北上大都，为苟延残喘的元朝多续了几年命。 期间，张士诚也曾试图大举进攻，收复被朱元璋夺去的失地，可是在修筑一新的宜兴城下遭到杨国兴挫败，泄了元气，再无余力反扑。
至于张士诚后代去了哪，分布在哪，至今不得而知。泰州姜堰区有一户吴姓人家，在“亡人牌儿”上出现“生姓吴死姓张”这样的字句，此牌位极大可能是在民国时期伪造的，目的是彰显其显赫地位。这种怀疑是来自地方俗文学的“发达”，比如在该区东北郊出现像了众多范家营这样以姓为头以营作尾的地名，当地人都说是张士诚驻军的场所。此外，苏州也有自称张姓的后人。
张士诚是怎么死的，历来说法不一，有说是上吊，有说绝食，也有说是被朱元璋斩首。张士诚的妻妾为刘氏，三个兄弟士义、士德、士信，据说他的三兄弟士德战死后，留下的子嗣都被带回江苏泰州以期东山再起。张士诚在专心享受荣华富贵后，政务基本上托付给了弟弟张士信。有其兄必有其弟，他弟弟虽为丞相却对公事不闻不问，推给黄敬夫、蔡彦文和叶德新这三个一介书生，哪是干实事的料。张士诚政权上下贪腐成风，不思进取，最终败给了朱元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