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数中国古代史上的十大冤案 吴国“兴也伍子胥，亡也伍子胥”

中国历史上最为刚烈的大丈夫当数伍子胥。在民间对伍子胥多有好感和同情，因此有了“伍子胥过韶关，一夜白了头”的传说。伍子胥后来逃到吴国，他胸中始终回荡一股愤懑之气。与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相比，吴国是个默默无闻的小国，《战国策》的作者甚至不屑于提到他。伍子胥来到吴国，掀开了吴国历史最辉煌的一页，一个弱国，因为一个人的到来而振兴。

吴王阖庐，重用伍子胥，国家日趋富强。“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楚国是七国中综合国力强盛的大国，吴楚交兵，吴兵攻入楚国国都，几乎灭了楚国，吴国攻破楚国国都后，伍子胥掘开楚平王的墓，出其尸，鞭之三百。“倒行逆施”，完全不顾君臣父子之伦理，毅然逃亡，历尽艰险，最终掘墓鞭尸，报仇雪耻。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伍子胥是真真正正的大丈夫。

吴国的辉煌，仅是昙花一现。阖庐的儿子夫差当政后，重用奸臣伯否，疏远伍子胥。其时越王勾践正在卧薪尝胆，一心灭吴，吴国亡在旦夕。伍子胥敏锐地感觉到即将发生的亡国之祸，数次进谏，“越王为人能辛苦，今王不灭，后必悔之。”夫差不听，偏信奸臣伯否的谗言，竟然赐刀令伍子胥自刭。

刚烈的伍子胥，刎颈之前，对其舍人说，把我的眼睛挖出来悬在吴东门之上，我要看一看越寇是如何经此门灭吴的。夫差得知此话大怒，令人用马革裹伍子胥之尸，浮尸江上。后勾践果然灭了吴国。夫差临死时“掩其面”说：“吾无面以见子胥也”。吴国人可怜伍子胥之刚烈，为他立祠於太湖边的一个山上，命此山为胥山。

我以为天下第一智者当数范蠡。人皆以为诸葛亮是智慧的化身，我以为诸葛之智与范蠡之智相比，略见逊色。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为人们所熟知。弱小的越国要想打败强大的吴国，没有这种非凡的、艰苦卓绝的精神是不行的。但仅有这样的精神还不够，非凡的精神更兼非凡的智慧，勾践与范蠡、文种，君臣戮力同心，成就了大事业。勿以成败论英雄，历史上成功的不知几多。

范蠡的非凡之处不仅在于它的成功，更在于他成功之后所说的一段话。越国灭了吴国，范蠡随即离开了越国，并给文种写了一封信说：“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但执迷不悟的文种不肯离开越国。越王赐文种一剑，说：“你教我灭吴七种方法，我用了其中三种就灭了吴国，你那里还有四种，把他带到先王那里去吧。”文种只好自杀。

中国历史上曾有过许多次“变法革新”，最成功的要数“商鞅变法”。“戊戍变法”是失败了，他使我们中国失去了一次最好的富国强兵的历史机遇。究其失败的原因，是保守派的势力过于强大。在这个保守的国度，要变更祖宗之法，谈何容易。但商鞅却成功了。商鞅成功，因为它不仅有超人的胆略，还有超人的政治智慧。

商鞅变法之前，“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雍州位于陕西西部，所处环境，十分偏僻、闭塞。被中原各国视为戎狄。“诸侯卑秦”。变法之后，秦一跃成为西部之强国，诸侯惧之，称为“虎狼之国”。后来，秦始皇扫灭六国，完成统一大业。若论统一大业，商鞅变法应是第一功，因为他为秦国以后的富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商鞅后来的结局十分悲惨，秦孝公死后，他四处逃亡，走投无路，终被秦惠王捉住，受了车裂之刑。历来的改革者，少有好结果。战国的吴起，汉代的桑弘羊，唐代的王叔文、柳宗元、刘禹锡，宋代的王安石，清代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都不得好下场。只有西方人喜欢标新立异，花样翻新，所以不断地有新东西发明出来。

而中国人尊崇老的，喜欢旧的，凡是祖宗传下来的东西，都是极为珍贵的，若有标新立异，一律视作异端，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这是东西方观念的差异。再者，千年大树，盘根错节，既得利益者，各据要津，要把他们挪动挪动，无异于要他们的命。改革者与既得利益者最终是鱼死网破。

有一种力量，可以独立于权钱之外，那就是“势”。有关“势”的研究和学说，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的韩非子那里。韩非子说，“故善任势者国安，不知因其势者国危。”韩非子将“势”与法、术并列为王者经世治国必谙之道。在其《难势》等篇章中对“任势”之理作出了精辟的阐述。近人有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也曾论及韩非子之“势”。

春秋战国，诸子蜂起，百家争鸣，是我国历史文化最为辉煌壮观的一个时期。韩非子是其中一朵奇葩。细读韩非子，你会为他气势之磅礴，视野之开阔，立论之缜密，引喻之精博而叹服。秦始皇读了韩非子之书，说：“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也!”韩非子到了秦国，李斯自以为不如韩非子，向秦王进了谗言，将韩非子害死狱中。

汉代韩信之死，最令人同情。楚汉相争，刘邦与项羽对阵，常吃败仗，刘邦可说是“常败将军”。高祖二年，刘邦率五十余万人伐楚，至彭城。项羽率三万精兵击汉军，大破之，汉兵死者十余万人。高祖三年，刘邦被项羽包围在荥阳，弹尽粮绝，将军纪信假扮高祖模样诈降，刘邦率数十骑狼狈而逃。刘邦收兵守成皋，又被项羽包围，复遁，逃入韩信军中，收韩信之军。

多亏有韩信在。汉军出陈仓，就是“用韩信之计”。以后井陉之战，充分显示了韩信的谋略和军事指挥天才。收赵定齐，韩信立了大功。杀死龙且，斩断项羽臂膀。刘邦几次大败，末了从韩信那里收精兵，方能再战。高祖五年，楚汉决战垓下。开始韩信、彭越不到，刘邦大败，“深堑而守之”。后来用了张良的妙计，愿与韩信、彭越“共天下”，把两人哄了来。

垓下之战后刚刚葬了项羽，刘邦就“驰入齐王壁，夺其军。”突如其来，夺了韩信的兵权。好一个“共天下”，原是如此。蒯通见此便引了“兔死狗烹”，文种被害的故事告诫韩信，但韩信深信刘邦，执迷不悟。结果韩信没有逃脱“兔死狗烹”的结局。韩信之后，彭越、琼布也为刘邦所害。聪明的张良，深知“兔死狗烹”之理，托言辟谷，跑到深山里去避祸。

无兵造反，自取灭亡，韩信莫非有病?况且，韩信与陈豨的对话，应是两个人之间的密谋，泄漏出去，定然会有杀身之祸，却纪录于史书之中，而且还绘声绘色！那是一个精心编造的谎言。韩信功高又有奇谋，善用兵，刘邦岂能容他。可以说，韩信被杀是必然的。

北宋朝廷著名的抗战派领袖李纲，死时年仅五十七岁，有人说是活活气死的。一生坎坷，就像绑在井绳上的水桶，一忽儿上，一忽儿下，上上下下何其多也。政和二年中进士，官至监察御史，“以言事忤权贵”，被迁为起居郎。生性刚直，容易得罪人，初入仕途就遭当头一棒。

靖康元年，金兵过黄河，局势危机，徽宗南逃，钦宗也想跟着跑。满朝文武，个个畏敌如虎。太宰白时中等主张弃城而去。李纲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主张坚守抗战，钦宗任命李纲为尚书右丞。李纲甫上任，下令，主张弃城逃跑者一律处死。李纲厉兵秣马，调配军队，修整军械。金兵攻城不下，只好退兵。这就是著名的“李纲守东京”的故事。

高宗即位时，任李纲为宰相(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李纲锐意革新，改革弊政，充实国库，整顿军备，准备北伐。其坚决抗战的主张，遭到黄潜善、王伯彦等投降派的反对，被其视为眼中钉。在相位仅七十五天即被免职，放逐鄂州。十几年来，李纲就是这样上上下下，屡遭贬谪。

三个皇帝，徽宗、钦宗、高宗，一个比一个昏庸。每个皇帝身边都有一大堆汉奸、投降派，蔡京、童贯、梁师成、李彦、朱勋、李邦彦、蔡懋、唐恪、耿南仲、张邦昌、汪伯彦、黄潜善等人，把持朝政，迫害忠良。

岳飞这个名字，在国人心目中是爱国者的别名。现在有人否定岳飞是民族英雄，引了外国权威的话为证，大谈“民族”一词的含义。我国历史上的英雄，深深植根於亿万人民的心中，像参天大树，要想撼动他，决非易事。有关岳飞“愚忠”的讨论，一直是个有趣的话题。在古代的思想中“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乃是天经地义。岂止是杀害了一个岳飞，那些昏君、暴君制造了多少劫难，到头来，百姓们仍要俯伏尘埃，叩首欢呼，万寿无疆。

“愚忠”的并非只有一个岳飞。孔孟之道，控制中国人思想几千年，如泰山。所以，不要去批评岳飞的“愚忠”，“愚忠”其实是一种美德，完全符合东方价值观的教义。关于岳飞，还有一个有趣的争论：岳飞究竟是谁害死的？在杭州西湖边的岳飞庙里，早些年，人们在经过秦桧像时，都要啐上一口。传说秦的后人觉得很没有面子，便把秦的铁像悄悄投到西湖里。哪知整个湖水发出恶臭，人们循臭味找到秦桧像，把他重新安置在岳飞墓前。世人皆知，就是秦桧害死了岳飞。

明朝的太监，时常在朝廷中作祟，把军国大事搅得一塌糊涂。英宗时闹出“土木之变”。蒙古人犯大同，太监王振鼓动英宗亲征。兵部侍郎于谦力谏，不听。后英宗被俘时，他坚决反对迁都南京，拥立景帝，调集各路军马严守京师，升兵部尚书。保卫京师时，他亲自督战，在北京城外击退瓦刺军的进攻。加少保，总督军务。景泰元年，先以无隙可乘，说服景泰帝接英宗归来。

天顺元年，英宗在石亨、徐有贞、曹吉祥支持下发动宫廷政变夺回帝位后，立即逮捕于谦，指为谋反，处死，抄家，家属充军边境。抄家的时候，发现于谦家“无余资”，没有钱。只有正室锁得很牢固，打开一看，都是皇帝所赐蟒衣剑器。当官多年，家中居然抄不出钱来，如此一位清官，实在罕见。于谦一死，蒙军再来犯，皇帝就后悔了。旁侍的官说：“使于谦在，当不令寇至此。”帝为默然。

袁崇焕这个名字，因为金镛的缘故，广为人知。袁崇焕像磐石，横亘在金兵入关的路上，坚不可摧。金兵几次撞击，如以卵击石，头破血流。然而每逢国家危亡之际，就有汉奸应运而生，帮着敌国来灭自己的国家。就是这个汉奸范文程，深谋远虑，为皇太极献计，绕过袁崇焕，取道蒙古，以趋直隶之背。皇太极亲率大军，一路畅通，包围北京。袁崇焕率兵入援。

但后金军退兵后，袁崇焕却被治罪。当初后金军进入的关口是属于蓟辽总理刘策所管辖，而袁崇焕得知后金军入关，直逼京城，于是千里迢迢赶来救援，自认为有功无罪，但是朝中大臣却有很多人认为是袁崇焕放清兵入关，于是纷纷诽谤袁崇焕与后金军有勾结，朱由检对此也很是怀疑。此时后金军也设计离间，说袁崇焕与后金军有秘密约定。十二月，朱由检将袁崇焕下狱。崇祯三年八月，袁崇焕被凌迟处死，家人被流徙三千里，并抄没家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