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子昆的夫人 皖南事变中的周子昆

今年3月13日,是新四军副参谋长周子昆在皖南事变中遇难71周年纪念日。根据他女儿的建议,我们将他的警卫员黄诚生前撰写的周子昆在皖南事变中的经历,进行了认真整理,以便将许多鲜为人知的事情告诉世人。

周子昆,1901年生,祖籍湖南,生于广西桂林;1925年6月投身革命,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1928年初参加湘南起义,4月上井冈山;1929年至1934年,参加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战役;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35年10月到达延安后任红军总司令部第一局局长、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队长等职;1937年12月,受毛泽东的委派来到湖北武汉,后又移至江西南昌,协助叶挺、项英组建新四军,任新四军副参谋长。

1938年春,新四军军部从江西南昌移抵安徽泾县云岭刚驻扎下来,两位同志就相继调到了周子昆身旁工作,一位是他的爱人、红军女战士何子友,从延安调到了新四军军部教导总队;另一位是从新四军一支队一团调到军部担任他的警卫员的黄诚。

1940年10月,蒋介石认为当时的国际形势对他有利,是反共的好时机,于是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向八路军、新四军发出了一个皓电。

这个所谓的皓电,就是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用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的名义,于1940年10月19日打给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新四军叶挺军长的电报。电报的主要内容就是污蔑坚持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破坏团结、破坏抗战,强令在华中以及长江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撤到黄河以北地区。

这是国民党蒋介石利用执政党的合法地位,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宣言。同时,蒋介石还密令汤恩伯、李品仙、韩德勤等部30万人马以及第三战区顾祝同的部队,准备在华中或江南向我新四军发动进攻。

为此,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4人的名义,当天向何应钦、白崇禧复电,用大量事实说明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坚持抗战3年,驳斥了国民党的造谣污蔑,并拒绝撤出华中。但为了顾全大局,坚持团结抗战,党中央也作了一些让步,同意将皖南的新四军部队移到长江以北。

按照新四军军分会的分工,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一是负责把上述党中央的决策,迅速传达到皖南部队连以上的干部中去,以随时做好渡江北上的准备;二是负责做好近2000名非战斗人员、伤病员和大量物资以及100多名新四军干部家属子女提前渡江北上的工作。副参谋长周子昆则负责为9000多人的大部队制定出一条安全、便捷的北上通道。

从1940年10月底起,周子昆带着军司令部作战科、侦察科等10几位参谋和警卫员黄诚骑着马来回奔波,经过半个月的昼伏夜行和实地勘察,制定出了两条北上行军路线,供叶挺、项英选择参考。第一条路线是经江南指挥部所在地,然后经苏南敌占区北渡长江至苏北。

第二条路线是从铜陵、繁昌之间北渡过江,这条路线是经过顾祝同、上官云相同意的“合法”路线,皖南事变前,新四军这批非战斗人员、伤病员和大量物资以及周子昆的爱人和女儿等一大批提前北移的新四军家属子女,都是经过这条路线安全到达江北的。

同时,这条路线最大的优点就是路程近,一天即可到铜、繁地区,第二天晚上即可过江,如果抓紧一点,拂晓行军,到铜、繁地区休息一下,当晚连续行军也可过江。这就是说少则一天、多则两天就可渡过长江,而且这一带沿长江两岸都是新四军和游击队活动的地区,沿途除了日伪少量的封锁线外,都不经过国民党的防区,群众条件也较好,部队行动容易保密。

周子昆向叶挺、项英作完上述汇报后,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建议走第二条路线。他的建议得到叶挺和项英的一致赞同。于是,周子昆就连忙命令三支队在当天黄昏前征集到近200条船,联系好了12个渡口可以同时起渡,一个晚上能渡7500人。

当所有北移和渡江准备工作安排就绪后,离家多日的周子昆又带着警卫员黄诚赶回家,帮爱人打点行李,收拾家当,准备第二天凌晨送母女俩离开云岭军部驻地,提前出发,北渡长江。当晚,周子昆用自己的伙食费交伙房多炒了几个菜,拉着曾山夫妇、警卫参谋刘奎、警卫员黄诚等同志共进晚餐,为何子友母女俩和明天清早就要提前出发北上的军部家属们饯行。

饭桌上,何子友一边给刚满周岁的女儿喂奶,一边劝大家吃菜。可谁也没想到,事后即将要发生的皖南事变,竟是导致这顿普普通通的晚饭,成了周子昆与爱人何子友、刚满周岁的女儿周民以及何子友肚里怀着的儿子周林等全家人聚在一起的最后晚餐;第二天早上,周子昆送何子友提前北上时与她们母女俩的告别,也成了永别。

仓促北移,路遇“友军”阻击

在皖南事变发生之前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周子昆除了要抓紧时间制订《皖南新四军部队北移路线方案》外,还要处理来自各个方面的大量电报,其中,中央领导同叶挺、项英以及他本人之间关于“北移行动”的往返电报特别多,里面的情况很复杂,变化也很多。

蒋介石趁机迅速调集八万大军,在云岭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和茂林周边地区,形成了一个大包围圈,欲将皖南新四军部队“一网打尽”。与此同时,周子昆制定的第二条行军路线,即从铜陵、繁昌之间北渡过江的路线,由于国民党故意向各方宣传“新四军要北移”,从12月下旬以来,情况也发生了严重变化,日军已把这条路线封死。另外,国民党李品仙的部队也在这条路线上有袭击新四军的迹象。

上述出现的种种情况,自然加重了周子昆对北移安全的顾虑,使他一时难以作出“走与不走”的决定,经与项英、袁国平商量后,只好电请中央指示行动方针。中央在12月26日复电中,没有对新四军军部如何行动作出方针,只是点名对项英、周子昆、袁国平“迟疑犹豫”、“毫无定见,毫无方向”的举动,作了严厉批评。至此,项英、周子昆、袁国平才于12月28日以新四军军分会的名义,匆忙作出了一个新的行动决定。

当晚,周子昆赶到司令部作战科传达军分会的决定,要军部及所属支队9000多人,必须在1月4日前赶到云岭广场集结,当晚从广场出发,经过茂林,然后经榔桥、宁国附近,再向北经十字铺到苏南溧阳竹箦桥地区,待机北渡。同时,为了防止国民党军队的突然袭击,部队要作好打仗的准备,要立即把活动在铜、繁前线的三支队队部、五团和新三团,调回来一起行动。

听了这个决定,作战科所有的参谋人员都感到很突然。参谋们责怪军分会一会儿说走,一会儿说不走,现在面对国民党的威胁,却要走得这么急,参谋们还说,军分会决定中作出的这条新的行军路线,从来没跟他们商量,行与不行,他们心中没底,万一部队在路上遭国民党军包围,谁负责?几个参谋还用十分刻薄的言辞,向周子昆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对于同志们发出的这些牢骚,周子昆没有责怪,也不便责怪,他把责任都揽到了自己一个人身上。最后,他不得不用命令的口气,要作战科坚决服从军分会的决定,作好新的行动准备,同时要针对新的行军路线,连夜油印100份地图发给部队。临走时,他还与警卫员黄诚一起把自己做了近两个月的准备、现在由于临时改变了行军路线而用不上的两个行动方案材料烧掉了。

1941年1月4日晚,新四军军部及所属支队9000多人冒雨集结在云岭广场,周子昆宣布了行动命令:部队分三路行动,一支队为左路纵队,由土塘到大康王附近地区集中,准备5日晚通过球岭,向榔桥河地区前进;二支队为中央纵队,由北贡里到达凤村附近地区集中,准备5日晚经高坦、丕岭向星潭前进,军直属队及教导总队跟在二支队后面行进,军部机关驻潘村;三支队为右路纵队,队部率五团到达茂林附近地区集中,特务团4日晚到铜山地区集中,并前出占领樵山、大麻岭,佯攻太平。

当晚,周子昆率军部机关跟在二支队后面一起行动。部队行至青弋江边章家渡时,因连日下雨,河水猛涨,河床变宽了很多,原来用美孚火油桶架的浮桥就短了很多,只好临时在桥的两头接了一段,部队通过时,因过于拥挤,仅过千余人,浮桥即中断,不能再过人了。

周子昆命令除女兵外,部队一律涉水过河。他要警卫员黄诚把自己的马和司令部所有的马让给女兵,叫她们骑马过河;他还特别叮嘱司令部的6位女机要员和报务员,过河时一定要保护好身上背的电台和文件,等等。安排完这些事情后,他就跳进了湍急的河水,拄着棍子,涉水登上了对面的河岸。

1月5日下午3时左右,部队全部过河后显得非常疲劳,每个人身上穿的衣服都已湿透,再加上天气十分寒冷,不少人冷得打摆子,另外经清点人数,各部队都有很多人掉队。部队到达茂林以南的潘村后,不得不被迫休息一天。周子昆坐在一间民房里,一边烤着湿透了的棉衣,一边布置侦察科长陈铁军带着几个战士去茂林以北侦察情况。

1月6日上午吃早饭时,陈铁军带着几个战士侦察回来了,他向周子昆报告说,情况不好,由于部队行动时间比原订计划延迟了一天,昨天下午,茂林以北还没发现国民党军,可到了晚上,国民党军四十师和五十二师开了过来,把球岭、丕岭各个山口和出口都封锁了,看来他们是有备而来。

周子昆感到情况严重,立即报告给了叶挺和项英。同时,他还向叶挺、项英建议,球岭和丕岭是通往榔桥、星潭地区的唯一通道,部队只能从这里走;以前国民党军四十师与我军是较好的友军关系,如果这次他们硬要阻挠,我们也只能强行通过。

叶挺、项英同意了周子昆的建议。

当晚,周子昆向各部队下达命令,要求部队于7日凌晨2时出发,向球岭、丕岭开进,如遇国民党军无理阻挠,则强行通过。

1月7日凌晨2时,部队准时从潘村出发,于5时左右来到球岭、丕岭。当周子昆边走边与一位当了母亲的新四军女干部聊天,向她请教自己已满周岁的女儿周民何时才能断奶时,前面山口突然响起剧烈的枪声。警卫参谋刘奎经过向走在前面的二支队打听后,赶紧跑来向周子昆报告说,这是守在球岭、丕岭的国民党军四十师、五十二师向我军开的火,打死了我们很多人。

蒋介石一手制造的皖南事变,就是这样爆发的。

遭遇“王牌师”,突围艰难

前面在打,后面的部队就停下来了,军部也停在丕岭的山脚下。周子昆举着望远镜,来回观察球岭和丕岭各个山上的敌情。上午7时左右,丕岭方向的枪声一直响个不停,而球岭方向的枪声却比较稀落。没过多久,军教导总队两个战士押着一个被俘的国民党军四十师军需官来到周子昆面前。

这个军需官是在送给养的路上被一支队抓获的。他向周子昆交代了一个重要情况,他说,国民党军四十师除连以上军官外,下面当兵的都以为是打日本人,打了一阵后才发现,打的不是日本人,而是我们中国人,很多当兵的和少数当官的就不打了。

周子昆觉得这个情况很重要,他认为国民党军队里也有爱国的,也有不想打内战的。于是他建议前面的部队抓紧时间向球岭山口冲出去,如果国民党军开枪,就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起去打日本人”,如果还开枪,就予以还击。

周子昆提出的这个建议果然起到了一些效果,一支队政治部主任江渭清带着一支近千人的队伍,边跑边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起去打日本人”,以较少的伤亡,冲出了球岭山口。但没过多久,球岭方向又响起了剧烈的枪声,往球岭山口突围的部队又退了回来。

此事过了许久才弄清,原来是上官云相急调七十九师预备队赶到球岭山口增援。上官云相还在电话里大骂四十师师长,命令他告诉所有的人,说新四军是“叛军”,如果还有哪个当兵的拒绝向新四军开枪,就当场枪毙。

仗,打到下午的时候,周子昆派出去寻找当地地下党了解敌人部署情况的侦察科长陈铁军,带回了最新敌情。他说,顾祝同已调集7个师、8万多人,于1月5日晚完成了对茂林地区的包围,凡与外界接壤的每座山、每个出口,都有国民党重兵把守,而负责把守丕岭通向星潭方向去的东流山的是国民党军五十二师,是7个师中装备最好、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的“王牌师”。

周子昆把了解到的敌情,向叶挺、项英作了汇报。项英建议召开军部会议,讨论是否放弃从丕岭突围,寻找别的突围方向。会议在徐家祠堂开了一个通宵,与会人员各执一词,固执己见,大家争论来争论去,始终没有争出一个结果。

许多官兵等不及了,只好各自行动,寻找突围的方向。他们经过几天的突围,大部分人被俘或牺牲,到1月10日黄昏清点人数时,所有的部队加起来只有5000多人。这时,周子昆接到军部机要科送来的一份急电,该电是中原局和中央发给军分会的,电文上说:“望你们(指军分会)转告全体党员,完全服从叶军长及东南局与军分会委员饶漱石之指挥,一切军事政治行动均由叶军长、饶漱石 2 人负总责。

”电报传到军分会书记项英手里,他看了后稍加思索,就向所有在场的军分会和军部领导成员宣读了这份电报,并当场向叶挺表示,他服从中央的决定,听从叶挺的指挥。

叶挺感动地对项英说,让我们一起挑起这副重担,把军部带出包围圈。他又说,现在最要紧的是找到一个突破口冲出去,冲出一个是一个。

他认为从丕岭突围的计划不能变,虽然守丕岭的是国民党军王牌五十二师,但他们守在山高路陡的悬崖上已五天,补给十分困难,其他地方的敌人想增援他们也很困难,所以我们要集中全部兵力猛攻,向丕岭突围。

周子昆觉得叶挺说得有道理,就补充道:现在部队太疲劳了,能否让战士们休息两天,多买些牛、羊、猪和粮食,让战士们吃上两天好饭,睡上两天好觉,到13日再向丕岭突围。叶挺同意了周子昆的建议。为了便于指挥,当晚,周子昆又命令军部从徐家祠堂搬到离丕岭较近的石井坑。

1月13日上午,5000多名新四军官兵在周子昆的指挥下,以破釜沉舟之势,向丕岭发起猛攻。三支队五团和军教导总队同时攻上了丕岭东流山,接着,军特务团掩护军部机要人员、政工人员也攻上了山,但没过多久,国民党军五十二师从后面的山坡上开始反攻,敌人在各山头、各个山坡上与我军特务团和军机关的工作人员扭成一团,你死我活地打成了一堆,战斗进行得十分惨烈,双方都付出了巨大伤亡。

同时,负责保卫石井坑军部所在地的军部卫士连,突然遭到国民党军一〇八师一个团的袭击,也付出了很大的伤亡,全连70多人牺牲得只剩13人。

一直在军部坚守、指挥部队突围的周子昆,在当晚军部被冲散时,他带着警卫员黄诚等几个警卫班的战士,掩护叶挺、项英、袁国平撤退,自己最后才撤出了石井坑。

周子昆从石井坑撤出的第4天夜里,转移到一个大茅草荆棘窝时,竟意外地与项英等10几位战友重逢了。项英对周子昆说:丕岭突围,我们冲出了800多人,其他人大部分牺牲,少部分被俘;军部那6个女机要员、报务员和一个《抗敌报》女记者在负了重伤、陷入重围后,手挽着手,一起跳下了悬崖;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从石井坑撤出去后,途中又遭到敌人的袭击,他身中4弹,被军部卫士连副连长李甫带着几个战士连背带抬,向青弋江边急奔,战士们蹚水把袁国平抬过江后,他见敌人紧追不舍,在多次请求战士们“不要管我,大家快走”而被拒绝的情况下,为了不连累大家,也绝不让自己被俘,就趁大家不备时从口袋里掏出手枪,向自己的头开了枪,践行了他在战前动员大会上所说的“如果有100发子弹,用99发射向敌人,1发留给自己”的誓言。

听了项英说的这些情况,周子昆感到十分难过,他含着眼泪说:如果我们能活着出去,一定要把这些事情写进新四军的历史。

没有倒在突围中,却被叛徒所害

周子昆在大茅草荆棘窝里隐藏了几天后,与项英等几十名干部战士,在当地老百姓的掩护下,躲过敌人的层层搜捕,辗转来到赤坑山蜜蜂洞隐蔽和暂栖。

所谓蜜蜂洞,是隐藏在赤坑山密林深处的一个天然小石洞,因过去有采蜜人在此休憩歇脚而得名,洞口窄得只能容1人进去,洞内稍微大一点,却也高不过4尺,宽大约3米,只能容纳三四人。

周子昆在蜜蜂洞隐蔽的日子里,警卫员黄诚一直话语不多,寸步不离地守卫在周子昆的身旁。而与之相反的是,军部副官刘厚总喜欢阿谀奉承,还喜欢在项英面前说些挑泼首长与同志之间关系的话。突围中,项英身旁一直都是带着夏冬青、李德和、郑德胜三个警卫员,而到了蜜蜂洞以后,只有夏冬青一个警卫员跟在项英身旁。

警卫参谋刘奎担心项英的安全,就向项英建议要把李德和、郑德胜继续留在他身旁担护警戒任务。项英考虑到洞里住不下这么多人,就没有答应。

刘厚总知道这事后,便在项英面前挑泼离间,说刘奎有投敌的嫌疑,怂恿项英枪毙刘奎。周子昆听到这话,气得当场斥责刘厚总,他说:“你不要污蔑!刘参谋不是这样的人,我相信他!”项英也对刘厚总进行了严厉批评。

。通过这件事以后,,周子昆对刘厚总产生了反感,他认为刘厚总是个“不厚总”、“不厚道”、“不忠诚”的人。他说:“小黄,在这种险恶的环境下,我们一定要做个为人厚道、对党忠诚的人,随时做好与敌人战斗到底,牺牲一切的准备,做好像袁国平同志所说的‘如果有100发子弹,用99发射向敌人,1发留给自己’的准备。”不幸的是,他却遭到了叛徒的暗害。

1941年3月13日,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日子,这天晚上,天空突然下起夹着冰雹的大雨,在寒气逼人的蜜蜂洞里,除周子昆外,还住着4个人,他们是副军长项英、项英的警卫员夏冬青、周子昆的警卫员黄诚,军部副官刘厚总,而在离蜜蜂洞不远的山腰处,还驻扎着从皖南事变中突围出来的警卫参谋刘奎等几十名英勇善战的新四军干部和战士,把守着通往蜜蜂洞的唯一小路。

傍晚时分,警卫员夏冬青征得项英同意后下山到战友那里洗澡去了。晚上9时左右,周子昆与项英在洞中的岩石板地上用石头画了个棋盘下棋,警卫员黄诚催了他们几次,说:“天太晚了,首长休息吧。

”周子昆边下棋边回答:“小黄,你先睡吧。我和项副军长下几盘棋再睡。”黄诚便头枕着驳壳枪先睡了。

在他还未睡着的时候,断断续续地听到周子昆与项英交谈过这样一些话:“找到了地方组织,去江北就快了”、“只要不死,总会突围出去的”、“这次我们吃了很大的亏,总有一天要把这个账算回来”。 

然而就在黄诚睡着了的时候,意想不到的悲剧发生了,周子昆在九死一生的突围中,没有倒在敌人的枪口下,却倒在叛徒的枪口下,这个叛徒就是被周子昆一语点破的刘厚总。这天深夜,刘厚总趁洞中三人熟睡之际,一手拿枪,一手举火,先对着警卫员黄诚开了两枪,再对着项英、周子昆连开数枪,他以为已将三人打死,便搜刮了周子昆和项英随身财物,骗过山下警卫的几十名战士逃跑了。

当警卫参谋刘奎等同志哭喊着把黄诚从血泊中唤醒时,身负重伤的黄诚还能说话,他颈部被子弹打穿,血流不止;他的右手在摸枕在头底下的驳壳枪准备还击时,又被叛徒击中一枪,弹头还嵌在胳膊的肉里面,浑身动弹不得。

当黄诚得知周子昆还有项英被害了,禁不住泪流满面,悲愤万分,他想到自己伤重又无法自救,在这种险恶环境里会连累战友,于是用微弱的声音对刘奎说:“我没保护好首长,他们牺牲了,我伤成这样,怕是不行了,你补我一枪,让我跟首长走吧。

”刘奎擦着眼泪,抱着黄诚的头说:“你不要这样想,有我们在,就有你在。

你要活下去,为首长报仇!为周副参谋长报仇!”为了防止叛徒刘厚总带着国民党军队来蜜蜂洞搜查周子昆、项英的遗体和搜捕隐藏在蜜蜂洞周围的新四军,刘奎又与战友们一道将周子昆和项英的遗体抬到离洞口近百米的一个山坳处掩埋了,并留下了记号。刘奎擦干眼泪对战友们说:“等革命胜利了,我们再回来寻找,重新掩埋好首长。”然后背着重伤昏迷的黄诚,带着战友们迅速撤离了蜜蜂洞。

新中国成立初期,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周恩来总理亲笔写信给时任安徽省警备师师长的刘奎,指派他到皖南查寻周子昆等同志的遗骨。刘奎带着南京军区政治部的几位同志,于1955年6月来到赤坑山蜜蜂洞旁近百米远的一个山坳处,找到周子昆同志的遗骸后,将他安葬在南京雨花台。每年的清明节,南京许多新四军老同志都会自发地来到雨花台周子昆同志的墓前祭奠,悼念这位新四军的高级将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