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俅如何成功逆袭 这跟足球有什么关系
高俅是北宋时期宋徽宗赵佶非常喜欢的一位权臣,但是在高俅还未为官被重视之时,他仅仅只是一味市井之徒,每天除了舞刀弄枪。闲暇之际还是拿起蹴鞠耍弄两把,并无其他。为人算是乖巧,在为官时,可以说是将马屁精的神髓表现的酣畅淋漓,技巧高超。那么高俅是如何跟宋徽宗相识并得到重视的呢?下面就让小编来告诉你吧。
高俅(gāo qiú)(?—1126年),北宋末年权臣,宋徽宗时期的官员汴京(今河南开封)人。因是《水浒传》的主要反派人物而广为人知,也是北宋新党领袖之一。他为人乖巧,擅长抄抄写写,不仅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有一定的诗词歌赋的功底,且会使枪弄棒,有一定的武功基础。对宋徽宗百般讨好,迎合徽宗好名贪功的喜好。高俅管理禁军,在军队训练上玩了不少花架子。
宋徽宗时期,这位搞艺术的皇帝把足球奉为“国粹”。很多官员和百姓都把踢球和看球当成了除过日子挣钱外的最大业余爱好,甚至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妇女也把踢球列为最喜爱的娱乐活动之一。为了完善和规范足球行业与足球运动,宋徽宗还专门为踢球立法。其中规定:朝廷有大的喜庆宴会,都要有足球表演。在喝了第六杯酒之后,足球艺人便要下场表演踢球。在这种对足球举国狂热的大环境下,高俅当然把足球列为自己的立身之本。
高俅之所以在球场之上能够扬名立万,这要感谢他所生活的时代。当时的皇帝是宋徽宗赵佶,我们只知道宋徽宗是书画高手,却不知道他也是一个超级球迷。一次别人派高俅到端王府去送篦子刀。碰巧,赵佶正在园中踢球,高俅便站在一旁看,露出不以为然之色。或许是赵佶注意到了高俅的神情,便问道:“你也会踢吗?”高俅年轻气盛,回答说能。于是二人对踢,高俅使出全身本领,将球踢得如鳔胶粘在身上一般,尤其是那一脚绝技“鸳鸯拐”,甚合赵佶的口味。宋徽宗大喜,当即派人传话给王晋卿:“谢谢你给的篦刀,连同派来的人,也一起收下了。”
高俅贪欲很重,有学者指出,靖康年间,政治风云变向,有大臣上书揭露了高俅恃宠营私的罪行。《靖康要录》载:“靖康元年五月二十日,“臣僚上言,谨按:高俅……身总军政,而侵夺军营,以广私第,多占禁军,以充力役。其所占募,多是技艺工匠,既供私役,复借军伴。军人能出钱贴助军匠者,与免校阅。凡私家修造砖瓦、泥土之类,尽出军营诸军。请给既不以时,而俅率敛又多,无以存活,往往别营他业。虽然禁军,亦皆僦力取直以苟衣食,全废校阅,曾不顾恤。夫出钱者既私令免教,无钱者又营生废教,所以前日缓急之际,人不知兵,无一可用。朝廷不免屈已夷狄,实俅恃宠营私所致。”。
高俅将军营的地皮建成私宅,这还不算,而且把禁军当作私役,不管训练,专管为他营私出力。如果你没手艺,那么只能花钱再雇工匠。有钱的,就可以免于操练;没钱的,只能再找营生赚钱,也无法操练了。于是军队“纪律废弛”、“军政不修”,成为“人不知兵,无一可用”的无用摆设,以至当国家危急,面临虎狼之师金军的进攻,开封城内几十万的禁军很快瓦解,其罪是难容的。
高俅历史上确实有这个人存在,但真正的高俅,与《水浒传》中的描述相差甚远。据南宋王明清所著的《挥麈后录》记载,高俅,原本是苏轼的“小史”(也就是小秘书一类的角色,《水浒传》中说是书童),他为人乖巧,擅长抄抄写写,不仅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有一定的诗词歌赋的功底;且会使枪弄棒,有一定的武功基础,而高超的蹴鞠技术只不过是他多项旁骛的杂学之一。
元祐八年(1093 年),苏轼将高俅推荐给了他的朋友小王都太尉王诜(即王晋卿)。王诜是神宗皇帝的妹夫(《水浒传》中说是哲宗皇帝的妹夫),端王赵佶(后来的徽宗皇帝)的姑夫。这个王诜是一个“书画高手”,与在一旁坐冷板凳的端王关系密切,两人经常在一起切磋书画。
徽宗原本是一个坐冷板凳的人,一上朝看到的全是新脸孔。下朝后看到高俅这个长期在一起玩的朋友,自然特别亲切。徽宗有心提拔高俅。但大宋朝提拔干部有一套制度,并不完全由着皇帝的性子来。七品县官要有进士出身,而高俅没有功名,文官这条路走不通。徽宗就让高俅走武官之路。因为武官对出身要求不严,只要有功名就行,一句话,伸缩性较大。
《宋南渡十将传》卷一《刘锜传》中说:“先是诜、端王邸官属,上即位,欲显擢之。旧法,非有边功,不得为三衙。时(刘)仲武为边帅,上以俅属之,俅竟以边功至殿帅。”徽宗的意思是让高俅到下面去“镀金”,并没想他真的能建功。边帅刘仲武等知道高俅是皇帝派下来“镀金”的,便格外帮衬。恰好,高俅在边关的时候,大宋朝在边境打了几个少有的胜仗。高俅升迁的资本,毫无疑问当是出于在刘仲武军中的经历,并最后做到了殿帅,掌管禁军达20 余年。
高俅这个人有一个好处,就是对有恩于他的故人不忘报答。之前有刘仲武在边关对他的提携,之后他与刘仲武家一直保持密切关系。刘仲武在政和五年(1115 年)打了败仗,但他的仕途却没有受到影响,因为有高俅在朝中替他说了好话。刘仲武死后,高俅又极力向徽宗推荐其子刘锜担任大将。蔡京等残酷迫害苏轼及其家属,同为一殿权臣的高俅对苏轼一家并未落井下石,而是伸出了援手,史载,他“不忘苏氏,每其子弟入都,则给养恤甚勤”,颇为时人赞许。
再者,高俅与当时权倾朝野的大奸臣童贯、蔡京等也非一党。靖康元年(1126 年),徽宗得知金军渡过黄河后,便连夜仓皇逃往东南避难。《靖康要录》记载徽宗南逃到了泗州后,童贯、高俅也赶到与之会合,一时间又组成了一个徽宗的亲信小班子。不久,童贯与高俅发生冲突。童贯护从徽宗等人继续南下,而把高俅留在了泗州,后高俅以生病为由,回到了开封。
历史上的高俅之所以被后来的坊间百姓和艺术家们加工成为奸臣,一者或许是他因善于蹴鞠竟然获得高官厚禄来得过于容易;二者或许是因为他为官贪欲确实在靖康年间曾经被大臣上书揭发过。高俅掌管禁军20 余年,不仅将军营的地皮建成私宅,还把禁军当做私役,不管训练,专管为他营私出力。
于是军队(纪律废弛)、(军政不修),成为(人不知兵),无一可用”的无用摆设,以至当国家面临虎狼之师金军的进攻,开封城内几十万禁军很快瓦解,作为大宋的最高军事统帅之一的高俅显然难辞其咎。这也难怪被人弹劾揭发了。高俅的历史结局是于1126年病死于开封。盖棺论定,时人对他的评价是大节无亏,总体上尚算是一个好人。
刚开始,他在东京并不吃香。只是陪着别的公子哥,斗鸡玩马,风花雪月的到处逛逛。后来被发放出界,只好到淮西柳大郎处安身。三年后,哲宗大赦天下,他也想回家了,便由柳大郎一纸书信,送到了东京董将士家里。董将士见他是个破落户,怕留在家中会带坏孩子,便又一纸书信,将他送给了小苏学士。出于同样的考虑,小苏学士也来一封信,把他送人了小王督太尉府里。这时的高俅,就像一个皮球一样,被人传来传去,日子也不好过。
但也是他合该发迹。一日,小王督太尉差他去给端王送东西,端王恰巧正在踢球。这浑球一见那圆圆的东西,献技之心痒痒,便上前踢了一脚,这一脚,把球踢到了端王脚下,其实也就是把自己踢进了统治集团。后来的宋江等人,还打算“到边庭上一刀一枪,博得个封妻荫子”。而高俅只一脚便定了乾坤。足球的魅力,在此可见一斑。
没过半年,高俅便当上了殿帅府太尉。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草包当了皇帝,便把下面的馒头也一个个封了官,而且还是大官。那个充其量只能当个足球教练的高俅,一下子当上了“军委主席”,便很快地跟着人五人六起来了。但是,馒头毕竟是馒头。或许你一时运气,凭着自己巴结,主子赏赐,能得到无限的荣华富贵。可是,肚里的学问和那身上的本事,却不是几个马屁就能拍出来的。像高俅这样的货色,平时给三军将士领个奖、签个名,还能像个模样;真到了是驴是马拉了来溜溜的时候,那骨子里的浑球本质,就毕露无遗了。
后来他组织军队,多次进剿梁山,竟没一次成功,空费了许多兵马钱粮。最后一次,他挂帅亲征,率十节度一同讨伐,却跟耍猴一样,只三阵,便被宋江杀得屁滚尿流,自己也被张顺捉上山去。要不是宋江招安心切,放他回去,只怕高太尉的脑袋,真得让好汉们当球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