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鹏飞之女姬巧玲:永久的思念——怀念父亲姬鹏飞
姬鹏飞之女姬巧玲:永久的思念——怀念父亲姬鹏飞
(2010-09-05 16:31:03)来源:中华魂网
今年是父亲百年诞辰和离开我们十周年的纪念日子,翻开父亲的纪念画册,那些弥足珍贵的老照片,是我思绪万千,把我带进绵绵温情回忆之中。有些记忆如沙滩上的雨点,风雨过后,便淡出远去,痕迹全无,有些记忆如金雕玉镂,刻骨铭心,虽然历经沧桑,却随着岁月的风雨越发光彩栩栩。父亲高尚的品德和情操便是这样一个永远闪烁着光辉的记忆,是我永久的思念。
一、红军的卫生部长
父亲喜欢医学。十五岁考入西北边防督办冯玉祥部队隶属的陆军医护学校学习。二十岁就做了国民军第26军上尉军医。蒋介石为遏制冯玉祥,派26军到江西围剿红军,部队驻扎江西宁都后,苦于受蒋介石的排斥和歧视,加上红军反围剿节节胜利,部队粮饷不济,瘟疫流行,人心动摇。
当时身为上尉参谋的黄镇也患上了赤痢病,病危之际。父亲为他诊治,服用了德国产的特效药“铁丸”,才把他从死神手里抢救过来。事隔二十多年,新中国首批外交大使在京培训学习,两位老战友又重逢了,黄镇同志高兴地说:“我的救命恩人来了!”
在共产党员赵博生,董振堂的领导下,26路军一万七千多人于1931年在宁都暴动参加了红军,组建红五军团。父亲参加暴动后,任红五军团15军军医处长,从此走上了革命的征途。
1932年6月,父亲加入了共产党,1934年10月调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卫生部保健局副局长,带领野战医院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父亲说在长征途中,他们吃野草,树皮,皮带,爬雪山,过草地,经受了许多残酷的考验。
野战医院最困难是药品和食物不足,医护人员很少,不少战士因为缺医缺药牺牲在长征路上,野战医院是收容队。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走出草地,可以想象他们的勇气和决心是多么大。最心疼的是当第一批红军战士走出草地时,当地人民煮了许多食物,送给他们吃,由于长期吃不到粮食,不少战士一见食物,就拼命地吃,结果有些人吃得过多撑死了。
父亲得知后,立即通知部队,出了草地,要先喝稀饭,不要一下吃太多了,这样就阻止了不必要的牺牲。父亲于1935年5月任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卫生部部长。36年到达延安,2月又调任中央革命军事员会卫生部部长。
由于父亲热爱医务工作的缘故,我们家一直有个不大不小的医疗箱,备有各种日常用药,伴随着我们走过许多年。我们有时生些小病,都是由父亲医治。若不是革命工作的需要,他老人家一定会是个医术精湛的医生。
二、“将军当大使好啊!”
1938年12月,中央为了加强新四军干部力量,父亲奉命调往新四军工作。1940年任新四军挺进纵队政治部主任,彻底弃医从军了。他先后参加了郭村保卫战,黄桥决战。这两战役都是以少胜多,化险为夷,是我军统战策略运用的成功实践。1941年父亲任苏中四地委书记、新四军一师三旅兼四分区政委,在长达一年半的
“反清乡”斗争中,领导苏中四分区军民彻底粉碎日伪梳篦式“大清乡”。
解放战时期,父亲先后担任华中野战军第七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第十纵队政委,苏中区党委书记兼苏中军区政委,第十一纵队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付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他亲自指挥了解放兴化和盐城战役。参加了史称“七战七捷”的苏中战役,淮海战役,最后参加了解放杭州之战。届时又兼任浙江省军区付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诞生了,
11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成立了。有国必有交,有交必有使,毛主席、周总理(兼外交部长)决定紧急从部队选拔一批优秀干部调入外交部,并直接从各大野战军高级将领中抽调大使。父亲被周总理亲自“点将”入京。因为事情来得太突然,又是完全陌生的工作,父亲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又留恋部队。
于是父亲专程赶到上海找到三野老领导陈总和粟裕副司令员,向他们汇报思想。在两位老首长劝说和支持下父亲表示坚决服从组织决定,临行时他们送他两套西装,一件大衣。从此,父亲就走上没有硝烟的战场,将自己的后半生全部奉献给新中国的外交事业。
周总理原意是让父亲出任驻英大使,无奈中英建交谈判久拖不决,父亲就改任中国驻民主德国外交使团团长。临行前,周总理特意嘱咐:“你要到马克思主义的发源地工作,任重道远啊!”“请你们这些打过仗的同志来,是因为外交同军事一样,不过是“文打”而已。
不要冒昧,不要轻敌,不要趾高气扬,不要无纪律乱出事。否则要打败仗的。”在民主德国期间,父亲牢牢记住总理的嘱咐,并遵照主席“广泛交朋友,深入调研,多做友好的工作”的指示,积极开展工作,促进中德关系得到全面发展,同时对西德及西欧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对新中国外交工作提出有益的建议,成为我国驻外使馆工作的开拓者之一。
当时民主主德德皮克总统称赞父亲是“将军大使”,毛主席也风趣地说“将军当大使好啊!”。
三、板荡识忠臣砥柱遏中流
父亲在外交部工作期间,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外交路线。在周总理,陈毅付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参与过许多我国外交重大的方针政策的制订,尤其是在密切我国同周边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以及七十年代初实现中美,中日,中德(西德)关系正常化;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实现我国外交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周总理对外交部工作人员有明确要求:“外交工作很光荣,但责任很大,平时工作犯了错误,群众还可以原谅,外交工作则不同,被人家抓住把柄就要被打回来。
外交工作不能乱来,不能冲动,遇事要仔细想想,多分析研究。”总理还强调:“外交工作授权有限,必须严格纪律,一切事情都要事先请示报告,这点很重要。”“外事无小事,要防止大国沙文主义。
”还为外事人员制定了“站稳立场,掌握政策,钻研业务,严守纪律“的十六字守则。这些讲话一直是外交工作的精髓和准则。父亲牢记总理的谆谆教导,秉承了周总理优良的工作作风,即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勤勤恳恳,认真负责,谦虚谨慎,不为名利的工作作风。
父亲严守外交纪律,回到家从不在我们面前谈论工作,我们对他的了解甚少,仅能从平时的点点滴滴小事上感受到父亲对党,祖国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对革命事业的殚精竭虑、呕心沥血。
70年代初,父亲任外交部长,繁外的外交工作,使得父亲没有一天晚上能按时回家用餐。毛主席和周总理基本上是晚上十一,二点开会讨论工作,因此父亲经常是半夜三更,被叫到中南海开会至凌晨才回家。他有个好习惯,每天必须阅读完送来的参考消息和批完文件才入睡,而且不管多晚睡觉,第二天准时起床,按时上班,从未耽误过。
长期的睡眠不足,两眼熬得又红又肿,造成严重的眼疾病。日本田中首相访华时,他的眼疾不能再拖延了,必须住院开刀。他根本顾不上住院,动完眼部手术,带上墨镜就去参加周总理接待田中首相的全部活动。毛主席经常笑着夸他:“你是外交部的壮丁,我们是拉壮丁啊!“
父亲对工作的周到细致,认真负责的态度,深为周总理欣赏。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陈老总身体不好又被造反派揪斗,父亲也被迫靠边站了,外交部乱成一团,总理很着急,曾说过:“外交部的工作没有姬鹏飞不行!”在总理的保护下父亲一边接受造反派的批判,一边坚持工作,为维护中央外交大权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父亲敢于坚持真理,敢于坚持斗争的革命品质,在文化大革命中充分地展现。当时外语学院造反派伙同外交部的造反派,为揪斗陈毅同志,先矛头指向外交部党组成员,责令父亲和乔冠华在北京繁华地区王府井南口,卖“批陈战线”小报,外国记者纷纷拍照发消息,给中国造成恶劣的影响。
面对造反派的揪斗、做喷气式,关押交待问题、甚至被抄家等等一切。父亲都能忍辱负重,大义凛然,冷静沉着对应局面,自始至终不同流合污,绝不承认陈毅是“走资派”,“三反分子”,几次亲口对我说:“对陈毅就是要保,打不倒。
”当时的形势,正如毛主席在1970年12月18日接见美国友好人士士斯诺时说的一样:“1967年夏天外交部闹得一塌糊涂,有一个半月失去了掌握,这个权掌握在反革命手里。”面对这种形势,父亲万分担忧,时常晚上,让二位弟弟用自行车驮着他和母亲,到耿飚和黄镇家交谈,老战友们聚会忧国忧民啊!
这里还值得提一下,广而传知的外交部1968年2月13日“91人大字报“揭露敌人,战而胜之——批判“打到陈毅”的反动口号”之事。这是外交部91名中高层干部保卫陈毅的署名大字报,是外交官捍卫革命外交路线的勇敢的集体行动。
父亲欣然赞赏,支持母亲在大字报上签了名。这份大字报贴出后,马上被中央文革小组定性为“为右倾翻案风和二月逆流翻案”的代表作,91位签名者即受到了批判,同时也牵连了父亲。后来,这份大字报得到毛主席的肯定和赞扬。
1971年11月8日晚,主席接见赴联合国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主要成员,当周总理向主席介绍符浩、陈楚同志时说:“他们两人是属于外交部“91人大字报”的签名者,这次出国,部里做了政审。”毛主席记起91人联名保陈毅的事,便笑着说:“我还是喜欢91人的!”短短的一句话,就将91人的罪名全部解脱了。
1973年,四人帮又发起了“批林批孔”浪潮,拿“蜗牛事件”做文章,矛头直指周总理。父亲在这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中,仍然是坚守真理,临危不乱。在部党组批判总理的会议上,父亲一言不发,会上总结时,义正严词的说:外交路线是由党中央毛主席决策制定的,具体工作是由外交部党组集体执行的,工作上的问题责任由我负,与周总理无关。
四人帮很恼火,提出要罢免父亲的官职。1974年11月,父亲无奈离开了外交部。之后的二十多年里,父亲仍然心系外交事业。
四人帮下台,父亲又重返外交战线。1979年父亲担任了中央外交领导小组常务付组长、对外联络部部长,83年又兼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继续活跃和战斗在外交战线上。尤其在晚年遵照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他兢兢业业,殚精竭虑,为香港,澳门的顺利回归和稳定繁荣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父亲一直工作到八十岁,才从工作岗位上退下,他不愧为是一个立场坚定,思想解放,经验丰富,功勋卓越的红色外交家。
四、高风传青史精神育后人
父亲是个严肃的人,一直是稳重低调,从不张扬,平时也很少说话。我们经常带着好奇的心情,询问他的经历和故事,他从不正面告诉我们。只是轻描淡写的几句话:“我只是个普通干部和党员,没有什么值得讲的!”当他年事已高时,组织上派人帮他写回忆录,他也是一句话:“这些事情,都是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完成的,我只是跟着走过来,做我该做的事。”父亲还一直反对写个人自传,没有留下片言只语的资料。至今想起这件事,我都好遗憾。
父亲严以律己,生活简朴。一生对物质生活要求不高。平时吃穿是非常朴素简单的:每天早上一个馒头,一碟咸菜,一个鸡蛋;中午一年365天几乎都是面条,再配上一碟素菜;晚上仅一个小馒头,一碗稀饭,两盘炒菜。在他的影响下,全家人都养成了中午吃面条的习惯。
他常说:面条好消化,热热乎乎的,对肠胃有益处。甚至于每次参加国宴回家,也要吃上一碗热汤面。父亲的一件夹大衣,一双皮鞋从德国当大使带回来的,一直穿着,皮鞋都变形了,还舍不得丢掉。在弟弟出国留学时,父亲又把这件大衣,皮鞋送给了他。又伴随弟弟穿过四、五年。
父亲严格遵守外交纪律,两袖清风。记得那年他从朝鲜访问归来,工作人员将朝鲜送来的礼品随车送到家里,父亲发现立即喊住工作人员,叫他把礼品如数交到外交部处理。
父亲一生克己奉公,不图私利,直到临终前,也没有向党组织为个人或家属提出任何一点要求。
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父亲规定家里实行“分餐制“,每个人吃饭有定量。正值弟弟妹妹都在长身体的时候,常常喊吃不饱。为了保证孩子们健康成长,父亲要我们学习南泥湾精神: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周末领我们到机关城外的荒地,种植玉米和大豆。从播种、除草、施肥到收获,学习全部农活儿。大豆丰收了,还学做豆腐,豆腐渣还喂养兔子,一点不浪费。点点滴滴培养我们劳动习惯,勤俭持家,不搞特殊化。
大弟弟高中三年级,为了锻炼自己,搬到学校住宿。住了一段时间感到生活条件差些,想回家去住。弟弟把这种想法写进了周记里,被父亲看到后,便鼓励他继续住校锻炼,说:干部子弟不能太优越了,否则脱离群众,太危险了。在父亲的教育下,弟弟留在了学校,并和几个同学一起到平谷访贫问苦,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北京市团委还把他们作为重点加以宣传。
父亲一直鼓励我们积极进取,我们兄弟姐妹比较多,父亲没有为我们任何一个孩子在上学,参军,入党提干,工作问题上批过一个条、说过一次人情。全凭我们每个人自己的努力和奋斗。家乡的几个叔叔,生活比较困难,有的身体还不好,到北京找父亲,要求留在北京找工作,父亲都不允许,要求他们凭自己的努力扎根农村,建设家园。
记得1962年,我要考大学,那年高考录取率比较低,我拍考不上,就征求父亲的意见。父亲说:“现在中苏关系紧张,苏联单方面撤走专家,造成我国国防科研生产极大损失,我看你还是考清华大学吧,去学尖端科学。将来我们有了自己的原子弹,导弹,美帝和苏修就不敢小瞧我们了。
我们在世界上讲话就硬气了。”我一听连忙摇头说:“不行,全国报考清华大学的高材生太多了,我比不过他们,我考不上的。还是考别的学校吧!”父亲坚决不同意说:“你还没有努力,就泄气了。这可不行,一定要争气,去搏一搏。”在父亲的敦促下,我刻苦地复习功课,终于考上了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父亲万分高兴,特请全家人吃了顿烤鸭。
父亲平易近人,关心身边的工作人员。记得给他开车的司机,要出国了他送给他几件他在国外穿过的西装,让他省下的服装费留给家里。另外一位工作人员家里生活困难,父亲叫妈妈那些钱帮助他。逢年过节父亲总是想着大家,要和所有的工作人员喝杯酒,感谢大家的工作和劳动。晚年医生不让他喝酒了,他也不忘记让儿子们替他去向工作人员敬酒,感谢大家辛苦了。
有两句短诗写得好:“母亲是家里的灯,父亲是天上的星,母亲温暖了我的心灵,父亲照亮了我的人生。”父亲用自己毕生的忠诚,毕生的奋斗,毕生的奉献;让我们永远铭记:什么叫鞠躬尽瘁,什么叫无私奉献;什么又叫共产党人!父亲这颗星永远照亮着我们!
作者:姬鹏飞之女姬巧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