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伟文化投影 文化 投影于大地之上—庞伟景观设计思想访
从延边到大连,庞伟一路风尘而来,他很富感染地向我们推崇长白山秋色的美,并沉浸在对金达莱的赞美之中。就在这种情绪当中,庞伟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包括对中国当下景观合理性的辨析,对不能延续的美的批判,对场所精神的解读,对多与少的理解,等等。
庞伟将景观理解为人类文化在大地上的投影,他举例说,遍布乡野,寻常而又灿烂的金达莱是整个朝鲜民族的审美聚焦。那么,整个中国当代景观的关注、关怀又聚焦何处?纵观整个访谈,似乎在庞伟的景观话语之中我们可以觅得出路。
LD:《景观设计》杂志社 P:庞伟 方言景观、想像力景观、低能耗景观 LD: 请谈一下您的景观设计理念和思想方法? P:我刚从延边回来,但还没有从延边的美丽中走出来,整个行程,应当说,使我对景观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什么是景观?景观是人类文化在大地上的投影。人类文化充满着情和爱,充满着悲欢离合、生老病死,这是一种非常真实的状态。景观本身就是生活,就是大地,所以说必须要对人群和他们的文化有深刻的理解。
一个民族,一个群落,实际上都离不开“天地-人-神”,绝不能把一个充溢着魅力、生动、鲜活的东西变成所谓专业的、枯燥无味的东西。这是一个路径问题,是要走向一个更广阔的世界,还是要把它风干变成一种很教条很程式化的东西?所以说景观的道路就是文化和人民的道路。
在大自然里随便一个角落就可以得到的那种灿烂,为什么在我们身边的城市中却寻求不到?我们该如何处理环境的价值观呢?于是在“天地-人-神”这个大框架下,我们提出了几个立场和想法。
首先,一定要做方言景观,一定要把差别性做出来。方言是什么,方言其实是人文生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既要吸取其它优秀城市的精华,同时又不能去简单地复制。
同样属于巴蜀文化,为什么重庆和成都差别那么大?在珠三角,广州,深圳,香港可以非常不同,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我们要学习历史上所有的这些有意思的不同,是不同丰满了我们,并接着沿续着我们。
第二,是想象力景观,爱因斯坦曾经说过一句话“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其实设计就是一个消化知识、融会贯通、再有所创新的过程,设计师的工作无疑是应当更富有创造力和想象力。我们既要向传统学习,又要在公元两千年以后做出我们这代人对大地的理解和创造,这就是想象力景观。
我们有非常庞大的专业队伍和非常多的实践机会,但是却没有真正地将以人为主体的创新精神打开,没有真正打开想象力! 最后,也就是顶重要的一件事,尊重国情。
众所周知,我们的环境、资源极大地制约着当下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我们已经透支了环境,透支了资源,这种方式不改变,我们今后就难以为继,这是致命的!我们产生1个美元的GDP要消耗掉西方发达国家5~10倍的资源,一个粗放和浪费、并且充满污染的现代化是很可怕的。
其实浪费许多时候就来自景观观念,景观认识。许多房地产景观很害怕冬季草坪会黄,树叶会落,追求那些常绿的棕榈,长绿的洋草,其实大自然就是一个生命,这里面有树、有花,花开并且花落。
我们不能只觉得荷花开着的时候才是美的,看看艺术家的油画,水彩,水墨,冬季的败荷一样很美丽。冬天的树干枝条也是一种美,是一种萧瑟的美。如果一个民族只会欣赏春天和夏天而不会欣赏秋天和冬天,那么这种审美是有问题的。
城市景观要建立在低能耗的基础上,建立在一种正确的价值观上。 “80年代”情结 LD:能否解释一下您多次提到的“80年代”情结? P:关于这个“80年代”情结,实际上现在有人把1976年叫做现代元年。
那一年我十岁,老师布置一篇作文叫“我与'文化大革命'同年”,最后刊登在省报上,通过“我”这样一个角色来印证“文化大革命”的伟大。非常凑巧的是,那年也是“文化大革命”结束的一年。
所以有些人把1976年称之为现代元年,粉碎“四人帮”,伤痕文学,文艺复苏,人性复苏,80年代来了。重新出版了大批文史哲名著,知识分子们几年之中把几百年间的世界人文历史文献囫囵地过了一遍。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读书无禁区”,登在《读书》的复刊号上,这个文章的那个境界,今天我们的读书界恐怕也未达到。
那时候的我还是一个大学生,学校离家很远,每次放假回家要坐几天的火车,而且那时侯火车经常晚点,晚点得十分厉害,这时候你就可能见到在候车室或车厢里一个个青年画家,或者写日记,或者对着一个熟睡的老农速写;也可能有一些戴着眼镜的,捧着《高等数学》看。
那是“80年代”典型的例子。相信当年我遇见的这些人很多已经是今天我们社会的中坚力量了,那些博导什么的了。
80年代,我们一生中许多很重要的书可能都是在那个时候读的,甚至连最有趣的朋友、最有趣的交流都是在那个时候经历的。所以从我个人角度来说,80年代可以称之为一种情结。
什么是合理的? LD:您对当下中国城市普遍的景观现状的批评与批判带有悲观色彩,言辞也非常激烈,那么在具体设计当中,您怎样把这种批判转为一种设计中的内省?在您的设计过程中是怎样运用批判性思维的? P:简单地理解,如果我们对某样东西不满,就在现状中提出这些问题,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如果我们天天讲“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是非常惰性和庸俗的,并不是每个民族都喜欢黑格尔的这段话。
什么是合理的?在理性主义那里,逻辑是合理的、完美的东西是合理的、优秀的东西是合理的、进化是合理的、明天是合理的,而不是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存在的东西我们可以去理解它,但是要致力于改造它,这是我的观点。
我觉得作为现实中的人,一方面要具备对现实的认知能力,甚至是容忍能力以及一种能够不被现实淹没的发展的能力;另一方面就是能够对现实中的弊端和不足认识得透彻、批判得透彻,这也是改变现实的方式。对现实的认知和融合与对现实的批判和改动,这两件事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如果没有前者,我们今天可能是一种完全不能被融入的状态,这是非常可悲的;反之,如果没有后者,我们就可能没有一种实质性的前进,没有一种“让明天更美好”的意志和努力。
明天怎么会更好,难道不是人们的劳绩所为吗? 机器与情感 LD:您受到过哪些早期现代主义设计师的影响? P:早期现代主义设计师中柯布西耶对我的影响很大。虽然柯布西耶式的城市规划在西方被大家认为是充满问题的。
但这位建筑师身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其作为一个艺术家所具有的那种才气,使我们今天仍被他所鼓舞着,我们离他的思想脉络包括才华还十分之远,有很多事情没有完成,老柯说房屋是一台居住的机器,这机器在我们这儿充满着很多的问题,一方面,把房屋作为“机器”,需要考虑怎样做最能节水,最能省电,在结构上最为合理,这些事在中国做的很差!
另一方面,我们要在“机器”上叠加人的情感,不是说房屋是人的机器,就反对房屋是人的情感的一个居所,这都是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说柯布西耶给了我很重要的思想启示,这个人本身非常精彩。 真实的语境 LD:实验建筑群体(张永和、王澍、刘家琨等)体现了对建筑设计新的思考和实践,包括营造方法和材料,我们注意到广州土人的一些作品也带有一定的实验性和探索性,能否谈一下您对实验建筑群体的认识和从景观设计学角度的关注? P:在唐朝有千千万万的人都在写诗,今天庞大的建筑师、设计师队伍也做着千千万万的房子,有千千万万的人在工作。
这样一定能够涌现一定的优秀人才被人们熟知,这是很正常的。他们身上确实集中地体现了中国当代设计学的思考和实践。他们对工作所呈现的解决之道和在实践中提出的问题都是非常有深度、发人深省的,对于解决自身设计中当代性的问题和地域性、民族性与传统性的关系十分有帮助。
他们对新材料和地方材料的敏感,对于构造的热衷,对于建筑细部的努力,与国内早期只谈论大问题已是大相径庭了,所以今天的很多工作在某种语境上已经融入到全球设计实践当中了,也成为国际设计学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了。
所以不能总说中国建筑还处在充满困惑的、彷徨的、迷茫的状态,实际上正是实验工作让我们感到非常振奋并得到了鼓舞,甚至通过他们的工作,中国的一些传统的东西已不再是过去时了,已经融入到现代社会的现实中来,是现在时,或是将来时了,这是让人非常振奋的。
从大的设计观念而言,景观与建筑并不需要太加区别,比如说象山校园里的那些景观要素,整体的乡野植物的趣味,跟我们的景观工作和实践都是非常贴近的。
我想表达的就是正如伟大诗人李白不可能不读到其他人的一部分诗。同样其他人也不可能不读到李白的一部分诗。我的意思是,我们的工作也一定是借鉴了他们的一些手法,也在关注他们的思考和成果,有时候也是在互相借鉴。
卞之琳的诗说“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你可以看到风景,同时你也可能成为别人眼中的风景,只要你真挚地思考,只要你面对那些真实的困惑,我觉得你就有可能成为当代的风景,当然成为风景是跟很多东西相关的,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必须成为当代环境下的一个很真实的人,我们要认清这个语境。
不能延续的美 LD:您怎样看待从园林到现代景观的审美价值的变化? P:审美价值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是一成不变、约定俗成的。
我认为我们首先对传统园林这个事物缺乏真正的解读和辨析,不能够指出它与当代社会的价值观念、发展情景不能兼容的东西。
园林里蕴含并流动着中国人尤其是士阶层审美特质的东西,与我们道家要塑造的仙境也有极大的关系。鲁迅不是说过,中国的秘密全在道家里面!但是必须指出它是不能顺延到今天的。当时是大量财富被少数人掌握,而这些少数人对扩大再生产缺乏兴趣,于是就把财富积累到一个所谓审美的领域里,就拼命地去盖大院,修园子,用各种装饰,用各种名贵山石,奇花异草去显示财富,装饰和财富成正比!
财富和奇花异草成正比!美学成了财富的包装,这在当代是不能被延续的。
现代设计运动实际上指出了最好的美学其实是大众化的,要求设计师不要再把设计的重心放在装饰上,因为装饰一定是要消耗大量手工的。随着社会的进步,手工业正在消失。而园林的材料都是不可再生的,北宋徽宗时候,已经存在奇花异木进不了城就拆城墙的问题。
从这个角度上讲,审美趣味和国家的兴衰有着密切的关系。美是具有时代性的,有特定的资源制约,同时还具有一定的社会学和政治含义。
早期的很多现代主义者都是社会主义的,他们具有社会学的理想和情怀,设计不仅是一个孤立的设计学实践,而且是一个社会学实践,为社会中多数的人设计。设计师不光是一个专业工作者,同时也是对社会负有一种责任的个人。
如果说一个国家连专业群体都不是济世的,没有对社会有责任的想法,那就太荒谬了。所以有些东西在当代是不能延续的,私园要变成公园。我们不能站在虚假的历史环境下,面对13亿人口、高度城市化和快节奏的城市进程,仍然去制造一些低吟慢唱、充满古诗怪石、小桥流水的东西,这是有问题的,也是我所理解的俞孔坚博士的担心和忧心之所系!
我们不是工匠 LD:您对景观设计学是怎样理解的? P:我认为景观设计学这个学科的宽度非常广。
景观设计学的关怀可以用蒙田的一句话“凡是人类的东西都是我关心的”来概括,景观设计实际上就是这样的工作。在汉语里“景观”可以是一个非常大的词语,实际上俞博士也强调了它的工作范围“我们不是鲁班的传人,我们的祖先是大禹”。
我们有两个角度——事业上和责任上。我们不只以一个工匠的眼光审视祖国的山川,因为我们不单纯是优秀的使用圆规和尺子的人。过去的工匠是有一定工作范围的,但如今的景观设计师处于一个非常大尺度的关系中,比如土地规划、城市、住宅等等的规划,要牵扯到人文经济、自然科学、植物学等许多方面,当然其核心是来自设计学的,但对视野的要求非常广。
我们自认为要比国外的一些同行具有更多的关于中国的人文积淀,中国人眼中的月亮不同于外国人眼里的月亮,它不仅仅是一个物理存在,那是李白喝醉的时候打过招呼的月亮。
我们眼中的世界也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的世界,那是一个充满情感和人文积淀的世界。 场所精神 LD:您是怎样理解场所性和场所精神的? P:场所精神非常重要。
有一个经历,一次我们去贵州的都柳江,快到黄昏的时候才接近了一个寨子,隔江望去,木楼层层叠叠,依山傍水,炊烟混杂着江上的水气,村寨望去似真似幻,非常美!
可怎么过去呢?水面上散着晚霞,江上有很多鸭、鹅游嬉着,河滩上还有一些孩子。后来是找到一位侗族老人,领我们乘筏过江,才到了那个大寨。整个过程,我强烈地感到那山那水那些房子和那些寨口的阶梯、广场与人是嵌在一起的,我们称之为“建筑”或者说“景观”的东西是与时光嵌在一起的,与人的生命嵌在一起的,实际上就是一个舞台。
但真正重要的并不是舞台本身,而是上演的这出戏和演员。什么才是场所?有些地方政府花很多的钱去修建广场,但是广场上却没有人,这就不是场所。
这就好比舞台搭好了,演员和这出戏却缺席了,传统的生活方式群体性很强,动物在互相追逐,人们群聚着,一个地方的物理性要与它的情感性、社会学性高度地融合,这就是场所精神。
最好的景观不是把物理学发挥到极致,而是物理性被情感、被社会学、被人性认同了。我们其实也很关心岐江公园建成后人们在里面的活动状态,这是很重要的,而不是说设计师拍照的时候那些美轮美奂的东西才是好的景观,人性的部分决不可缺失。
多与少 LD:对于空间构筑物多与少的介入关系,您是怎样把握的? P:这要因项目而异,“少就是多”这是一个很高的境界。在中国,明朝的时候,人们是很懂得美学克制的,因此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少”,而清朝时期比如广式家具就非常复杂。
“少就是多”非常好,但有时候要因其项目而异。可能有时候设计师做得非常多,有时可能又真的需要少到以至于无,这要看项目本身和要表现什么。比如有些东西是很民俗、贴近生活的,这就需要我们从“多”去着手,呈现出一种热闹、开心的纷呈景象。
总之,我们要认真地去解读场地,解读工作的重心,解读要处理的项目,答案不总是惟一的。 金达莱与审美聚焦 LD:您是怎样理解可持续性理念的? P:这涉及到行业的文化战略。
一个大的事情没有战略是不对的。有些设计师和甲方热衷在沙漠在西部这种缺水的地方搞很多水体,很多时候明知道在北方亚热带植物长不好还要做,实在做不了还要拿假的来充当,这就是荒谬,所以就要有解决之道。
比如阿拉伯国家缺水,他们的传统就是放一些很细的水流在庭院里,这就是解决之道。中国当代能源的问题已经非常尖锐了,聪明的民族和群体应该因地制宜地去发展当代的环境美学,而不是要跟自己过不去,以至于最后难以为继。
但是现实情况却并不乐观,大量而广泛的城市沉醉异国花草、模纹花坛,把这些当成绿化精品,当做一个环境的提升。这是需要辨析的,我不是笼统地反对园艺,园艺也是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要放在特定的场所里。
我在日本专门找书店,看到好多出版物专著在介绍日本的野花野草,在这方面我们做得还很不够。野生花草是最不需要人工护理的,它太美了。好比延边的金达莱,不仅美,而且成为他们整个民族的审美聚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