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纯马克思 王盛辉:论马克思的“自由个性”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中文版本中,马克思将人类社会分成三个历史阶段:人的依赖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自由个性阶段。①从马克思的描述中可以看出“自由个性”的内涵。
第一,“自由个性”反映了人的能力、个性和社会关系、社会需求等全面发展的一种状态。在马克思看来,三个阶段是按照人的能力大小划分的。第一阶段是人的依赖阶段。在这个阶段个人能力十分有限,生产活动在一个狭隘的空间内进行,生产方式十分单一,生产成果也仅能够满足人们的生存,人们的社会需求很少,人们不得不相互依赖,组成一个共同体与外界相抗衡。
在这种情况下,个人从属于这个共同体,个性被淹没在集体之中,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都不能获得全面的发展。
第二阶段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阶段。在这个阶段,个人能力得到了提高,生产活动在空间上有了普遍的扩展,生产方式呈现出多样性,生产成果逐渐增多,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有了普遍的发展,社会需求也逐渐增多并得到满足。
个人摆脱了共同体,有了独立性和个性。但是由于此时的生产方式是以对物的依赖为前提的,人们逐渐产生了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一直到资本拜物教。在这种情形下人与人的依赖关系被人对资本的依赖取代了,个人仍然没有得到真正的独立和自由发展。
第三阶段是“自由个性”阶段,在这个阶段,人的能力得到空前提高,每个人都依靠自己的能力而生活,生产方式是一种共同生产,劳动成果实现了按需分配,在这种状态下,无论个人还是集体都得到了全面的发展,个人得到自由的发展。这样一个阶段,对个人而言是“自由人”,对社会而言是“自由人联合体”。
第二,“自由个性”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平等和谐的社会状态。伴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的三个阶段,人类社会也必然经历一个由原始的人人平等阶段到阶级等级的划分再到真正的人与人之间关系平等的状态。在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一阶段,一开始大家共同生产,生产资料归属于集体,相应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表现为一种平等和谐的关系。
但是这种平等和谐的关系是建立在生产力十分低下,生产方式十分落后的前提下的,这种状态并不是真正美好的社会,面对着外界强大的自然力,人们的生活非常艰难。
后来,随着人们生产能力的提高,出现了剩余产品,逐渐产生了生产资料的个人占有,阶级产生了,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开始了,斗争代替了和谐。先是奴隶和奴隶主、后来是农奴和封建主,最后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社会分裂为两大对立的阶级—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
伴随这种斗争社会不断往前发展,最后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丰富的社会产品,以及高度的精神觉悟之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重新回复到了原始社会那种平等和谐的社会状态,但是这不是简单地回复,而是扬弃基础之上的否定之否定,是真正地平等和谐。
第三,“自由个性”的实现是一个不断实现着又不断向更高水准发展的生动鲜活的历史过程。对马克思而言,“自由个性”的实现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它表现为一个过程,是人们由不自由到逐渐自由再到较大自由,再到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一个过程。
每一个阶段都是人的个性得到自由发展的一个节点,在每一个节点上人们都创造出实现自己个性和自由发展的条件,并且为下一个节点的到来准备条件。这样的节点不是表现为单一的直线型,而是表现为多线性。
在不同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条件下,它的表现形式会呈现出很大的不同,但是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即都在向着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的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这一方向而趋近。
马克思“自由个性”思想长期以来被忽视
“自由个性”是马克思追求个性独立和自由、社会关系平等和谐的价值诉求和目标;更是个人的一种存在方式和发展方向,它表现为不断实现着又不断向更高水准发展的生动鲜活的历史过程。可是,在历史上,马克思这一“自由个性”思想却被忽视了,其原因在于:
第一,由于时代特征不同,对马克思主义理解侧重点出现了不同。马克思主义始创于19世纪中期,在当时革命和战争是时代的主题,各等级之间、阶级之间斗争此起彼伏。尽管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追求是人的解放和人的个性自由而充分的发展,但由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很不成熟,人们解决问题的方式更多地倾向于使用暴力。
人们更多地是关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和革命学说。对现实斗争成效的关注超过了对未来理想目标的长远考虑。对工具的考虑超越了对价值目标的诉求。对于革命者而言,最为重要的是忠诚和严密的纪律性,个性反而是出于另外一个层面的东西。
第二,由于东西方文化差异,对马克思主义理解出现了不同。东西方文化背景的差异也是造成忽视马克思“自由个性”思想的重要原因。西方文化较多地强调个性,他们对一些社会现象的批判也大都是从个人的视角入手。他们对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是源于封建社会对个性的压抑和资本对个人的异化。
所以,他们提出的一些社会理想都内蕴要求“个人联合起来”的因素。从马克思的批判中,也可以看到这一点:“自由人联合体”就是一种基于个人自愿联合基础上的共同体。
而东方文化恰恰相反,更侧重于整体主义。东方人对个人个性的追求只是限于自我的狭小空间,一旦涉及到外界的时候往往要么成为整体主义的一环,要么就永远游离于体制之外。这也造成马克思主义传入东方后很快被一种“整体主义”意识所征服,这种“整体主义”意识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很快地把马克思主义追求个性自由的层面掩盖了起来。
第三,由于传播路径不同,对马克思主义理解出现了不同。从历史上来看,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主要不是直接通过德国,而是经过了苏联这一媒介。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西方先进国家,是关于如何在西方先进资产阶级国家基础上实现共产主义的学说。
而在发展过程中,在俄国变成了如何在落后国家首先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再实现共产主义的学说。这一历史发展的事实导致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列宁的学说。在这一转化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价值底蕴中的追求个人个性和自由的精神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这与原来的马克思主义是迥异不同。
对中国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马克思主义仅有只言片语传入中国,只是在苏联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才逐渐进入中国人的心灵。
”②所以,马克思学说首先是以列宁主义的“革命”姿态传入中国的;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的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又受到苏联模式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的“自由个性”思想被忽视了。
马克思“自由个性”思想的现实意义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所造成的人的独立性、自主性、自由性的普遍增强,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确立,尤其是随着中国梦这一战略理念的提出,这为重新审视马克思“自由个性”思想提供了可能,而重新审视马克思“自由个性”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梦而言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对于阐明马克思主义的当代生命力具有重大的意义。虽然在不同的时代对马克思学说的理解会有所侧重,但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对一个完整的学说体系的分析应当采取全面的分析方法,要从学说的终极价值核心、方法论等各方面进行分析。
长期以来,马克思“自由个性”思想被忽视甚至漠视,这一现象本身就是对马克思学说的不尊重。当代对个性的追求成为人们的共识,那么马克思主义在今天还有没有适用意义呢?马克思“自由个性”思想恰恰为人们从个性的全面而自由发展角度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当代生命力提供了这样一个基点。
第二,对于阐释中国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继承性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几大成果是随着中国国情的不断变化而进行的理论创新,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立,更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事件。
而中国梦的提出,又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大理论升华。马克思“自由个性”思想所主张的每一个个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价值理念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始终,由此主线切入,既有利于我们深刻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能够阐明中国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致性。
第三,对于中国梦实现过程中国人的国民性改造具有重大意义。通过对马克思“自由个性”思想的研究,全新回顾世界和中国的历史,辨证看待东西文化的差异,运用由宏观到具体,由一般到特别,比较鉴别的方法从历史和未来的角度来审视马克思“自由个性”思想。
从文化上说清“自由个性”思想在世界、东西方、中国的不同表现,可以使人们对世界的历史就是“个人”及其“个性”的发展历史,东西方文化在研究范式和思维模式之间的差别有深入了解,进而对中国历史传统形成的整体主义思想及其国人的国民性改造问题进行深入思考。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04页。
②[美]罗斯·特里尔:《毛泽东传》,刘路新等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