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思斌社会工作本土化 王金山 社会工作本土化必须关注的三大问题
社会工作本土化必须关注的三大问题
王金山[1]
(河南财经学院,河南郑州450002)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2009.2
社会工作的本土化是当前我国社工届讨论的最为热烈的话题之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大家从不同的视角阐述了自己的意见和思考。有人从制度体制和文化背景的双重因素中探求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路径[1],有人从文化背景探讨了中国实现社会工作本土化的路径[2][3],有人从中国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实践过程探讨了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历史过程[4]。
虽然人们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刚起步不久,但学者们在自己所论及的话题中思考得非常深刻,成果令人鼓舞。
不过人们的讨论也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似乎太单一化、片面化,没人能从整体上去讨论这一问题。也许人们觉得中国的社会工作本土化要关注的问题很多,面面俱到缺乏深度。但是,如果不能从整体上给人们一种全面性的提醒,恐怕讨论会有一些遗憾。
在这方面,华南农业大学的易钢教授首开了思路,就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当前要解决的问题进行了整体性思考。他指出,目前我国在实现社会工作本土化过程中主要应解决三个问题:社会工作职业及其价值理念的确定问题,社会工作与社会工作者的界定问题,社会工作服务与社会管理的关系问题[5]。
这对于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本土化过程显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是,从更长远一点看,中国的社会工作本土化进程更应该关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即价值观问题、制度背景问题和本土经验问题。
寻求与西方相通的价值观是社会工作能够移植到中国的首要前提;认清中国的当代社会制度是社会工作得以在中国立足的现实基础;积极总结本土的助人经验是社会工作在中国生根、发芽的社会心理保障。这三者缺一不可,缺少任何一方面,社会工作的中国本土化都将是一句空话。本文想就这三方面的问题谈些粗浅的想法,仅供大家讨论。
一、价值观问题
社会工作作为产生于西方慈善事业的一种专业和职业,一开始就带有鲜明的价值观色彩。“社会工作专业本身是一个价值负载的专业”,“没有价值理念作为支持,社工就失去了自己的生命和灵魂”[6]。“大部分社会工作实践有赖于做出基于价值观的决策”[7]。
社会工作的价值观“‘在实践者的日常生活中得以反映,提供专业实务的方向和指导’,并对服务对象、干预框架、实务策略及成败界定等具有关键影响”[8]。价值观是社会工作的动力和灵魂,是社会工作的生命线。价值观在社会工作中的特殊地位,决定着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要发展社会工作,必须要以价值观的确立为前提。
作为发端于西方的社会工作,要实现在中国社会的本土化,必须寻找一套适合中国人思维特点的价值观体系。但是,从表面看,西方的社会工作价值观似乎与中国社会的价值观水火不融。“儒家宣扬集体主义、大同社会,这与西方的个人主义、个人中心相去甚远。
道家思想中出世、归隐遇事不求人的自恃自守也与此格格不入。加上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心理,如注重人际关系、消极求助等特点,都使西方社会工作价值观传入中国本土后面临巨大的挑战和困境”[9]。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产生于西方的社会工作又怎能在中国本土化呢?既然不能,我们又何必做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呢?看来寻找中西方价值观的相通点是实现社会工作落户中国的前提所在。
目前,学术届似乎存在着一种矛盾现象:一方面,大张旗鼓的声言要实现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另一方面又大谈而特谈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西方的价值观格格不入。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根源在于对价值观的理解问题。价值观应该是一个有多层次内容构成的一个体系,而不是仅指某一个层次。
如Pumphrcy认为,社会工作的价值目标分三类:其一表现在文化层面的社会公正、社会变迁和基本人类需要的关系,其二体现于专业人员的内部关系,其三显示为社会工作者理解和回应案主需要。
Levy则将之归人另外三类:如何看待人,如何看待人们偏好的结果,如何看待对待人的倾向性手段。Reamer认为,社会工作的价值观可以分为对群体长期目标有指导性的价值和有关特殊和短期目标的价值两类[10]。
顾东辉博士则把社会工作的价值观归纳为对“人”的价值观和对“社会环境”的价值观两类[11]。本人认为上述观点都很有卓见,但从实现社会工作的移植角度看,社会工作的价值观还应该分为深层价值观和浅层价值观两个层级。
所谓深层价值观就是产生社会工作的源头意识,它是社会工作产生的动力和源泉;所谓浅层价值观就是操作层面的价值观,具体指社会工作者在实务操作中具体技巧和方法的理论根据。
深层价值观是实现社会工作世界性移植的根据和根源;浅层价值观是不同民族有不同工作方法和技巧的理论支撑,是实现社会工作实务多样性的动力源泉。社会工作整个价值观体系的构建是一篇大文章,在这里不便展开。这里只想就深层价值观的确立谈点思考,因为这涉及到社会工作能否被移植的问题。
那么,哪些价值观属于深层价值观?如何挖掘这些价值观呢?本人认为,凡是哪些支撑社会工作存在并在其他民族文化中也存在的价值观应该属于深层价值观。这是因为第一它决定了社会工作能否存在,第二它决定了社会工作能否被移植。
由此我们认为,慈善意识、怜悯观念是社会工作最本质的价值观。这首先是因为社会工作就是从慈善活动发端的。社会工作最早所提供的服务“均是由牧师和宗教团体率先倡导”的,“他们工作的重点是满足案主的诸如食物和居住的生理需要,并试图用宗教的劝导治疗情感和个人困难”。
最早的社会福利组织是“预防贫穷团体”和慈善组织会社。第一个带薪的社会工作者是19世纪晚期慈善组织会社的行政秘书,这些行政秘书的任务也是来专门组织和训练友善访问员和管理善款的[12]。
可见对弱者的同情和帮助即慈善意识是社会工作发端的根本原因。其次,怜悯意识、慈善观念在古代中国也早已存在。如,“恻隐之心,人皆有之。”[13]再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
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
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14] “积德行善”是佛家的基本主张,佛学虽然产生于印度,但自从传入我国后,佛家思想就变成了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
直到今天,“积德行善”的意识在民间依然广泛流传。应该说,在中华文化的血脉里同样流淌着慈善和怜悯这些人类共有的价值观,也正是这些价值观才使得社会工作有可能被移植到我们中国。
有了这种本质性的观念,至于操作层面的问题就好解决了。因为方法只是一种手段,济贫救困才是目的。手段可以多样,可以用西方的手段,也可以用本土的手段。
不同的手段有不同的价值观根源,人们所谈的价值观上的冲突实际上是指操作层面价值观念的冲突,即浅层价值观念的冲突。这一点恰恰是我们对西方社会工作进行改造和创新,对国际社会工作做出贡献的着力点。
一旦我们明确了深层价值观,我们就可以放手开展社会工作的移植工作。至于操作方法和技巧的问题,我们可以在实践中不断的总结和创造,当然也可以借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可以走出来,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社会工作我们照样可以发展起来。
二、制度背景问题。
社会工作虽然具有普适性的价值根源,但各个国家和民族的社会制度不同,要使社会工作在世界各地扎根,必须做到与各地社会制度的结合。也就是说必须嵌入到各个国家和民族的社会制度中,并最终融入该制度,成为该制度不可缺少的一份子。
当前我国的制度背景是社会主义制度,与社会工作的产生地——西方社会的制度刚好相反。要实现社会工作在我国的成功移植,并能生根、开花、结果,就必须研究和考虑我国的现实制度。对这种制度的考虑至少要关注两个向度的问题,即现实向度和未来向度。
从现实方面看,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不仅表现在生产力水平还相对低下,而且还表现在社会管理体制还比较传统。具体表现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行政管理体制依然根深蒂固,全国依然是一张计划经济体制下编织的行政管理大网,非政府组织的力量很弱。
而这一力量在西方恰恰是支撑社会工作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尽管近几年,政府对发展非政府组织有所动作,但毕竟效果还不明显。因此,目前情况下,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还必须靠政府的力量来推动。
事实上,当下我国的社会工作建设高潮也正是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在政府的强力推动下掀起的。如,当前正在率先开展试点工作的就是政府的民政部门,接下来是共青团、妇联和工会等都要相继开展试点工作。
依靠政府推动对于社会工作的快速发展显然是有利的,但是,我们也不得不考虑在这种力量下催生起来的社会工作的性质会不会发生变化?因为目前我们即将建设的社会工作队伍都是在政府的管理部门之中的,工、青、妇等虽然是群团组织,但在管理上,政府采取的是同党政机关一样,在人事和财物方面实行的是计划经济的方式,这些群团组织基本上变成了政府的职能部门。
这样以来,担负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各类部门的管理特征就非常明显。
“当管理已经内化为许多政府工作人员的角色规范时, 人们会习惯于管理而不善于服务。”[15]在这样的环境中培养起来的社会工作者能不能避免官僚化作风?现在很难做出判断。
社会工作的服务性质能否被改变?都将成为一个问题?面对这样一种现实,我们该怎么做?笔者认为第一要承认现实,第二要等待时间,第三要扩展思路。所谓承认现实,就是要破除社会工作的专业界限,接受中国的现实国情,依托庞大的政府力量快速搭建中国的社会工作平台,否则的话,社会工作要想在中国有所发展,怕是一个遥远的未来。
所谓等待时间,就是社会工作的平台搭建起以后,我们要用社会工作的价值理念不断培训和熏陶政府部门的社会工作者,使他们不断实现价值观念的转变,从而最终实现真正意义上专业化社会工作体系的建立。
当然,如何实现行政管理人员价值观念的转变的确有许多工作要做。所谓扩展思路,就是要有大社工的概念,不要一提社会工作就简单地理解为微观和中观意义上的对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社区的服务。
宏观意义上的管理所带来的社会工作效果可能会更大。如去年的南方雪灾、汶川地震,全国宏观上的管理和救助显然要比单一的个案服务效率要高得多,范围要广泛得多,效果也明显得多。
当然能够实现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的有机统一会更为理想。但在目前情况下,先在宏观上实现大社工也不失为一条发展社工的捷径。“将社会工作同社会管理紧密地联系起来, 把社会工作纳入社会管理范畴, 具有合理性,也是一种创新。
这种创新使我国社会工作的领域有了较大拓展, 使社会工作的发展具有了新的取向。”[16]从未来向度看,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社会主义制度是最适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制度,从人类历史发展看,社会主义制度也是最为理想的社会制度,因此,在共产党执政的背景下,社会主义制度将是中国未来的永恒性制度。
虽然随着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和中国现代社会体制的不断建立,大一统的传统计划管理系统将会淡化或退出。
但是,党和政府对社会的宏观控制格局不会从根本上改变。这既是确保共产党执政的必然要求,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的历史和现实教训。因此,从未来看,我国的社会工作主力军依然主要是分布在政府管理部门。
中国的社会工作者将会因为制度的因素呈现出别与西方社会工作的独特景观。但是,随着现代社会体制的不断建立,随着社会工作价值观念的不断影响,未来的中国社会工作将会是融管理与服务为一体的新型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体系。
三、本土经验问题
社会工作要想在中国实现本土化发展,还必须考虑中国的本土经验。只有这样生长起来的社会工作才是真正的中国化了的社会工作,才能真正在中国扎下根来。社会工作作为一项助人的工作应该说古今中外都存在,只不过率先将其专业化的是西方社会。
正如其它学科和专业的发展一样,也都是从西方率先开始的,这是由于西方科学化道路比我们起步早的原因。但这些现代的学科和专业现在也都在我们中国扎下了根,究其原因,就是在学习西方的同时我们都融入了本土的经验。
就社会工作而言,我国社会存在很多本土的成功经验。比如靠亲属帮忙、邻里互助解决了一个又一个人生难题。其实,我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社会工作系统,即“政府系统”和“民间系统”。重要的物质需求方面的困难由政府系统来解决,而日常生活的、精神慰藉方面的要求由家庭或亲友来满足[17]。虽然这种工作方式没有西方的科学和缜密,但的确解决了不少的问题,而且也得到了受助者的认可。
之所以能到达这样的效果,显然是与社会工作专业上所讲的信任关系密切相关。在西方,由于专业化的社会工作机构已被社会认可,所以,人们有困难就去求助这些机构。在一个尚未建立社会认可的专业化社会工作机构体系的社会中,人们遇到困难就要找他们最信任的人。
在农村地区最信任的人,只能是亲戚邻居和村里最有威望的老人;在城里只能是工作单位和同学、朋友。可见,正是由于不同的信任对象产生了不同的帮助特点。但是,由于都是建立在信任关系的基础之上,所以都能到达帮助效果,并非只有西方的才是唯一的。
只要我们找到了社会工作的这一核心要点,在中国就容易发现比比皆是的社会工作经验材料。可见,确立信任关系是在中国挖掘社会工作经验材料的关键点。基于这点思考,我们认为,在中国的经验总结中,可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着手:
一方面,要善于总结差序式的帮扶经验。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今天,由于我国社会尤其是农村社会还存在着大量的传统因素,因此,建立在差序格局关系上的帮扶现象仍然是我国的主要帮助现象。而且由于国人过于看中这种差序格局式的人际关系,所以在长期内,这将是我国社会帮助的重要形式之一。积极总结这方面的经验也许真能展示出中国社会工作的专业亮点。
另一方面,要认真总结政府以往的成功救助经验。在专业化的社会工作机构尚未被认可之前,原有的政府工作机构依然是人们最信任的机构,尽管人们对政府机构的某些工作人员的工作态度和作风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意见和看法。
但从总体上说,目前最可相信的帮助单位仍然是政府部门。尤其是在国家有宏观政策要求的情况下,人们最先想到的救助单位仍然是政府。如工人遭受失业和下岗的困难后,最先想到的就是向政府反映或抗议。这说明,当前人们最能依赖的对象仍然是党委和政府。所以,认真总结“行政性的社会工作”经验应是当前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必修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