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大伟胡同 周大伟:皇帝的新衣:来自北京老胡同的吊诡
城市规划部门等不得不格外小心,搞不好人家给你告到联合国去。喜欢穿麻质地中式大褂的法国老太太杜铭那克常住在北京城里,她的一个引人注目的头衔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社会及人文科学高级项目官。用她的话说,他们的目标是使胡同里的原住民留下来,不管他们多老、多穷。
这大概是为了保护文化遗产的需要。真把我们又搞糊涂了。假如贫穷落后也是文化遗产的一部分,那么当年骆驼祥子的人力洋车和时传祥的淘粪木桶,也不应当在胡同里消失。在抽水新式马桶和公共茅房老式马桶之间,选择哪一个更卫生更舒适更符合人性?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联合国驻北京的“钦差大臣”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
使胡同里的原住民留下来,不应该让他们从生活多年的地方消失。我想,没有人反对这个美妙的建议。但是,光是空喊口号有什么用呢?谁来为这些原住民买单呢?据了解,胡同里一个7平米的房子可能落着8个人的户口,在目前已经挤成一团的胡同里,谁有资格留下?谁有义务搬迁?在海内外合力的作用下,北京胡同的拆迁成本正直逼天文数字。
联合国能为这些因为分配不公而不断加入上访大军的人们做主吗?在目前如同高压锅的氛围里,人们看不出解决这个问题的任何希望。
不少人一直以为,拆除旧胡同是上面政府的想法和要求,老百姓们并没有这个要求。其实,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东城区东四八条遭遇拆迁难题时,一个居民就曾向《新京报》的记者抱怨:“非告诉我们说我们住的这破房子是古董,你让联合国的人来看看,天底下有这样的古董吗?”
我曾和一个北京出租车司机在路上聊天。他告诉我,他家祖祖辈辈都生活在北京的胡同里。打小就盼着有一天能把胡同拆了,全家搬进楼房里住。不过,最近他改主意了。现如今听说北京的胡同在老外的眼里真成了古董,这回可算是熬出头了。
一定要逮个机会捞一把。他说,其实那些老外都是TMD傻B,等他们住进去就想明白了。谁让他们爷爷那辈当八国联军欺负咱们来着,我们能蒙他一个算一个。听着他的话,我心里说:这北京人,也真够孙子的。
在这个世界上,叶公好龙的故事其实一直在上演着。头几批在北京购买了胡同里房子的外籍人士们已经开始大呼上当了。他们搬进胡同后,马上就开始不停地抱怨各种设施的陈旧和不方便或不够现代,似乎才意识到这胡同是百年前的老玩意儿,他们开始感到住在胡同里并不像原来想象得那样舒适,他们甚至对原先赞美有加的胡同建筑格局都发生怀疑。
他们终于发现,就像北京传统小吃里的小窝头驴打滚和豆腐汁,偶尔吃几次还行,要是让他们天天吃,无论从口味还是从营养的角度看,恐怕是很难习惯的。
人的欲望是永远无法完全满足的。住在胡同里,就想住到大楼里;住进大楼里后,又怀恋胡同。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不要轻易被这些脆弱的私人情感所左右。唯有不断调整、适应人类的不同愿望,以和谐、宜居、人道、舒适、健康为标准。有人要怀旧,就让他去博物馆;有人要隐私,就让他住别墅公寓;有人要人气旺,就让他天天去逛后海泡酒吧。
北京的文化和历史其实像是一棵大树,其中有不同时代留下的年轮。我们有太多的城市历史或事件需要记忆和怀恋,为什么我们偏偏只向明清时代留下的老胡同去寻觅呢?当我们呼吁不要任意拆除胡同时,那些1949年后北京城内大举兴建的苏式办公楼宇是否也不要随意拆除呢?比如在复外大街上的全国总工会大楼和在西单北大街的原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楼,在这两座大楼里,曾评选出无数劳动模范,也平反过无数冤假错案。
难道它们的存在就一定不如那些老胡同杂院有文化和历史价值?当这些联系着鲜明政治历史的建筑在爆破中轰然倒下时,又有多少人在提及保护和“记忆”呢?
其实,在我看来,北京的四合院还有更吊诡的一面。在北京的紫禁城周围的那几条著名的街道胡同里,到处分布着那些最有价值的明清院落。他们大多直接归属于国家和军队直属的最高办事机构,里面一直居住着国家的高级领导人和军队的高级将领(或者他们的遗孀)们。
2005年夏天,李敖回到阔别数十年的故乡北京时,曾托人寻访到自己幼年时生活过的故居,人们在电视节目中看到,从这栋房子里走出来开门的是前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的儿子。那些有着愤青般情怀的“胡同卫士”们通常能关注到的,只是那些普通百姓的居住区域。
关于这些特殊院落的保护,这些“胡同卫士”们或者置若罔闻,或者讳莫如深。从东方广场办公室的玻璃窗向下看,大致可以看到远处若干个院子里的模样,有的里面已经被大兴土木,盖起了二层小楼、车库、球场等等,明清时的院子大概已经面目全非。
无论如何,城市的发展依然是理由正当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城里人都想过得好一点,农村人都想进城。中国过去不是没有城市,中国人也不是没地方住,只是一个破房子住了一辈子;过去也不是没衣服穿,只是一件衣服穿了一生。在讲究科学的前提下,发展二字依旧是不可动摇的硬道理。
国外的城市规划非常法制化,对一个建设规划选民们要投票,有时会争论很久。而中国比较长官意志,有些城市严重一点,有些城市好一点。北京就比较明显,谁的官大谁说了算,至于那些贫民百姓们也就只有听任吆喝了。
新的城市规划一旦成型后是不是能把它法制化,这也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城市的规划不是谁想改就能随便改。打开美国或其他发达国家的有关城市规划的书籍,其中50%是与法律有关的内容。你会很奇怪,为什么?因为规划一旦成型,就成为对任何人具有约束力的法律规范了。
有时想修改甚至要到法庭上去,其中的程序也比较透明、公开和公正。你有意见可以告知政府,在市议会无法解决就到法庭上见分晓,很多东西都是通过法律判决形成一个规则。我想,这才是现代化城市管理的发展方向。而我们的规划一般都是讲讲大道理,没有把它当成严肃的法律问题来对待和研究。因此,频频发生像庐山别墅和圆明园湖心岛别墅等“丑闻”的事情,就不难理解了。
当北京的第一条胡同被拆除时,新的文明在北京拉开了序幕;当最后一条胡同被拆除时,北京的文明开始谢幕了。生活是复杂的,但又往往如此简单。北京不可能只拘泥于老祖宗留下的四合院,我们总要给我们的后代留下些更好的东西。不过别担心,胡同不会被拆光的。但是假如有人非要找回骆驼祥子那年月的感觉,无疑也是徒劳的。正如毛泽东有诗指点:“秋风萧瑟今又是,换了人间。”
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在我们生活的城市里,在百姓与官僚之间,一种新力量正在倔犟地生长着。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中产阶级人群的崛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正在被奇迹般地分化,城市中的中产阶级作为这种新的力量,正在健康与病态共存地成长着。
这种崭新的生命力的背后是知识有价、技术商品化、物欲、私有财产、个人主义、追求平等、反官僚制度。首先他们借助于商业力量寻求自己的立身之地,然后他们借助知识权威来寻找自己的话语空间。
借助全球化运动,中国正在体验和温习一百年前欧洲的革命性变化。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颇为意外地发现,在第三世界现代化的过程中,中产阶级总是最为革命的群体,在维护个人利益、鼓吹自由民主和反对官僚统治问题上,他们比蓝领工人以及贫困农民更有自觉意识。
而长期以来被推崇为革命最彻底的后者,事实上更倾向于以革命的名义将抢劫合法化。当然,中产阶级壮大后,又会显露出其保守的特征,然而这对社会的稳定又极为有益。
今天,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西方发达国家的精英们总有一天会真正明白:中国在很多层面上正在经历一种革新。在那里起作用的不仅仅只是“廉价生产劳动力和粗糙的文化服务业”。
为数众多的中国民营企业家、工程师、建筑师、医生、艺术家、律师、教师、服装设计师等阶层正在悄悄改变中国的面貌。这些改变同样根植于中华民族的土壤并会带有强烈的地域色彩。不正视这些变化给中国带来的意义,就根本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国和平崛起的巨大潜力。
我想,北京这些旧胡同拆了以后,也不要再盖什么大楼大厦了,多种植些绿草和建一些街心花园。不要以物为本,还是以人为本为好。如果以人为本,还是以大多数人“为本”为好。北京太拥挤了,空气太不好了,北京人民真的很生气,后果也挺严重。还是给人们多提供一些能舒舒服服呼吸的地方吧!
(本文选自《北京往事——周大伟随笔集》。本书已经于2008年4月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