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洪涛的故事 大圆圈里的小人物 雄安新区那个“春天的故事”

经济观察报 宋馥李/文 雄安新区的举国亢奋还在持续。

相似的场景和狂欢,曾出现在三年前。那时,保定被钦定为首都副中心的消息一夜引爆,举国震惊。以此来对照横空出世的雄安新区,三年前的一些猜测和假说,其实得到了应验。

新华社的文章,对雄安新区做了这样的概括性描述:区位优势明显、交通便捷通畅、生态环境优良、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现有开发程度较低,发展空间充裕,具备高起点高标准开发建设的基本条件。

在规划的初级阶段,这片区域曾经被称作白洋淀新城。如今,它被画了一个圈,成为国家战略和千年大计。对于保定,无疑是开启了一个大时代,他们有理由为此狂欢。只有一个人的心情是复杂的,对他来说,三年前的一个靴子高高抛起,终于在愚人节那天落地。

春天

2014年的春天,几乎是两会一结束,保定被“钦定”为副中心的消息就传了出来,一夜之间,人们疯狂涌入保定。

当时,我带着一个实习生也直扑保定,在保定市委宣传部、发改委等机构盘桓,期望拿到第一手材料。那时,虽然二二六讲话并没有多久,但从保定市上上下下来说,仍处在懵然的状态,准确的来说,是在等待,等待来自上峰的准确指令。

那时,保定市委宣传部的官员,总体是对媒体是接纳的,因为从保定市的利益出发,对副中心的关注,实际上是对保定市长期在协同发展中弱势地位的关照,以至于主管外宣的那位处长,也对我吐槽了很多话,并帮我介绍到了保定市规划局和国土资源局去采访。

从采访的角度来说,这是难得的时间窗口,对“副中心”的解读,很快就被全面叫停,保定市找不到任何官员,愿意对“副中心”的话题吐露半个字。就那道禁令之前,我又到了保定市规划局,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还算尽责,了解了我的意图后,引荐了一位“最熟悉”情况的官员。

在那位官员堆满图纸和资料的办公桌旁,完成了一次采访。接下来,为了行文方便,我称他为X吧,尽管有些不敬。

这是一次酣畅淋漓的访谈,这位处于工作一线的技术性官员,没有打官腔,对我的问题有问必答,而且加入了自己的所思所感。实际上,那段时间的他,正处于酝酿国家新战略的最前沿,他频繁往返北京,向北京市的相关机构提供原始资料和决策建议。

用他的话来说,他的水平或许比不上北京的专家,但对于保定市区域内的情况,却是最熟悉不过。如果国家的大战略钦定于保定,那在保定市国土范围内的可承接地,其实不难选择,如果需要一座新城来承接首都功能,这座新城必然要圈定于保定市承载力最好,交通条件最为优越的区域。

这个圆圈,在他的心里,实际上早已画好了,他称之为白洋淀新城,那是围绕着白洋淀的一片平原,那里有着华北平原最好的生态环境和水资源条件,周边有便捷的交通。更为关键的是这片区域还没有怎么开发,便于顶层设计和谋划。它就好像一张白纸,留给大人物去创造历史。如果是保定的话,那这片区域就一定是最佳选择。

概述一段他的话:我觉得应该放在交通比较便利的地方,利于点到点的通勤。行政职能搬过来以后要有交通、基础设施的支撑,保定(市区)东边的发展空间,是有很大的依托的,因为保定市的特点是西部太行山,中部丘陵,东部平原……承接地要么依托保定市区,要么在另造白洋淀新城,这就要看顶层设计,站在国家的立场上,我认为白洋淀新城更好一些。

后来,X说他自己没有城府,体现在他对一个记者毫无保留地说了他掌握的情况。

当天晚上,我接到了他的电话,说希望过目一下稿件。那天的稿子,写到了凌晨时分,我让实习生整理一段录音,我便写一段,一直到写出了核心部分后,发给他进行确认。他并没有对稿件有所改动,认为我准确传达了他的谈话。

这便是那篇报道出炉的过程。

后续

意向不到的事发生在报道刊发之后。

这篇报道引起了不小的波澜,X给我打电话说,在他工作的各个层面的人,都认为他说得太多了,受到了来自上峰的批评。

这当然是无比冤枉的。我之所以采访到他,是由保定市委宣传部到保定市规划局办公室,再到他那里,即便内部来看,X也是在完成指令:奉命接受记者采访。

事后来看,当时处于风口浪尖的保定市,对处置这一舆论关切,确有不当之处。因为文章的立足点是整个保定市,我采访的意图,也是采访保定市地市级别的官员。只可惜,在那个时点上,大多数官员选择了回避和观望,将舆论追问的压力,层层传递到了基层,传递到了X身上。在那个特殊的时点上,X被推到了前台,成为了保定市的新闻发言人,进而成为了这一宏大国家战略的核心信息源,这显然不是他这个小人物所能承担的。

随着报道发酵,X受到了很多非议。有人说他说了不该他说的话,有人说他为了出风头口无遮拦……这方方面面的压力,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他不久后辞去了公职。

听到消息,我愕然。

后来,我们有过几次通话,我都向他表达歉意,当然这种歉意是苍白无力的。这件事也成了三年来我心里的一个疙瘩。现实中,官员的品级对应着表达的边界,这条界限从没有一本新闻教科书讲过,却真实存在:处长不能说局长该说的话,局长也不能随意僭越市长的高度。这与我们追求的细节和生动,其实是拧着劲儿的,每个记者都渴望碰到有表达欲的基层官员,向我们提供丰富的细节和感受,但这些描写,又常常将他们置于“危险的”境地。

去年,我给某中央部委机关做新闻报道培训时,还刻意讲到了这个案例。我很分裂地告诉那些官员:“接受记者采访,要注意表达的边界。”

4月1日,当那个消息石破天惊地公布后。X很快接到了一些好友的来电和微信,告诉他尘埃落定,有人推送给他那篇我写的旧文,藉此赞他超前的眼光。晚上,女儿陪他去看电影,在周围黑下来的时候,他突然抑制不住眼泪奔流。

辞去公职后,他跳出了以往的专业,从事了另一个新的行业,但仍在关心“他的”那个规划。他说,一生能有幸参与一次和国策相关的事儿,总归是开心的。时过境迁,我们多了一份对彼此的敬意,他的宽容一如以往,反而宽慰我不必再有歉意。

那个春天的故事,到此可以梳理出这样一个梗概,在那个大圆圈划定之前,是由X这样的小人物,先画出了小圈圈,经由层层的描画、逐级的加粗加黑,最终上升为千年大计的大圆圈。而关于这个圈圈的最初轮廓,曾被看做是一个不可言说的国家秘密,被X不小心说出来了。

在我的电脑里,那个名为《京津冀一体化》的文件夹里,还躺着一些录音,那次访谈里,X观点并没有写尽,因为他的变故,我也就此搁笔。不过,重新检视这些资料,我却觉得无比沉重,无法将它再拼凑出来。

在那个特殊的时点上,通过X的坦诚,我体察到了一个国家战略的胎动。在大人物圈阅的大时代里,X这样的小人物,渺如一波浪花,激荡于冷壁乱石之间,倏然一帧,杳无影踪,只不过留下一声回响。雄安新区,与X再无关系,那一声回响,必然让他况味复杂。

三年过去了,传媒格局深度变阵,我也离新闻现场渐行渐远。那个春天的故事,是关于国家的故事,会有更多大师级人物去读解和释义,我这个小人物,也有幸在那个时点上与“千年大计”共振了一下。

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仍有无数人涌向雄县、容城和安新,寻求买到房子的一线希望。无论是提前布局的,还是闻风而动的,对于普通人,国策从来无关乎宏旨,只关乎房子和财富。

历史由大人物创造,小人物的作为,是否就该被忽略?起码,在三年前的那个时段, X这个小人物,曾经或多或少撬动了这个国家——用一个小圈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