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世昌的尸体 甲午海战中邓世昌殉国之谜:邓世昌究竟怎么死的
邓世昌简介:邓世昌(1849年10月4日-1894年9月17日),汉族,原名永昌,字正卿,广东广府人,原籍广东番禺县龙导尾乡(广州市海珠区),清末海军杰出爱国将领、民族英雄。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时为致远号巡洋舰管带,1894年9月17日在黄海海战中壮烈牺牲,谥壮节公,追封太子少保衔。
有《邓世昌传》、《英雄邓世昌》等多部文学、影视、戏曲作品歌颂其丰功伟绩与英雄壮举,有墓冢、纪念馆等多处可供纪念、瞻仰、凭吊。
关于邓世昌殉国的说法,大致有三种。
第一种说法,是“与舰同沉”。主要以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和蔡永康《中东战纪本末》记载为依据,他们认为在中日海战中,“致远”舰不幸被敌舰围攻,受伤累累,舰体倾斜,炮弹即将用尽,管带邓世昌临危不惧,沉着指挥,号召部下“从公为国”,“置生命于度外”,“有死而已”,下令“鼓快车”,直冲敌人先锋队指挥舰“吉野”号,准备与之相撞,同归于尽。
“吉野”号见势不妙,慌忙躲避。“致远”舰在日方快炮的密集进攻下,不幸又中鱼雷,致使舰身破裂,大量进水,“顷刻沉没”。邓世昌与全舰官兵壮烈殉国。此说最为通行,电影《甲午风云》即据此描绘的。
第二种说法,是“扼犬同沉”。据《清史稿邓壮杰公事略》记载,当“致远”舰冲向“吉野”时,被“吉野”舰发射的一枚鱼雷击中,致使锅炉迸裂,舰体下沉,邓世昌和250名官兵同时落入滚滚的黄海波涛之中,临难之时,邓世昌感慨地说:“吾志靖敌权,今死于海,义也。
何求生为!”舰进水后,他还站在水中怒骂敌寇。侍从刘忠把浮水梃向他投去,他拒不接受。此时,恰好有一艘中国鱼雷艇驶来,艇上水手高呼:“邓大人,快上扎杆!”邓世昌并不理会,铿锵有力地表示“阖舰俱尽,义不独生”。
他的随身爱犬游到身边,衔住他的胳膊不让他下沉,被他毅然推开。爱犬不忍离去,又衔住他的辫发。邓世昌“望海浩叹,扼犬竟逝”,望着血染的大海,发出长声的叹息,扼住犬首,一起沉入海底。
第三种说法,是“义不独生”。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1894年10月5日上皇帝《奏请优恤大东沟海军阵亡各员折》和曹和济《律门奉使记闻》以及《番禹县续志》均有记述,说邓世昌坠海之后,侍从刘忠用浮水挺援救,被他拒绝,后又被别舰将士奋力救起。但他目睹全舰荡没、官兵都身葬大海的惨状,悲痛欲绝,义不独生,于是再次投入大海,壮烈牺牲。
和历史上许多战事一样,一些细节均扑朔迷离,中日甲午海战中邓世昌的殉国经过亦如此。由于当时参战的中日双方在海面上来往厮杀、纠缠混斗、炮烟弥漫,难以辨认。“当猛战时,两军舰旗帜俱毁,各不能辨其孰为敌舰,其略可识认者,仅在船之颜色形模”而已。
加之“致远”号的官兵大部分战死,因而对邓世昌牺牲的情形,仅靠旁观者的想像和叙述,未免不无出入,流传至今,说法各异。第一、第三种说法均有当事人记载,特别是第一种说法流传甚广,散见各类著述。第二种说法虽然不见当事人记载,但也有声有色,亦有可信之处。这就有待于史家继续考证了。但纵观时代背景,笔者愿意相信邓世昌“扼犬自沉”的说法。
甲午海战中,北洋水师将领除了致远舰邓世昌“扼犬自沉”之外,镇远舰护理管带杨用霖“吞枪自杀”,提督丁汝昌、定远舰管带刘步蟾、镇远舰管带林泰曾等一些海军主要将领,选择了“吞食鸦片”的自杀方式。选择自裁的方式作为了断,这是古往今来的军界中颇为流行的一种做法,但笔者对邓世昌在最后关头执意求死的举动,还是持保留意见的:邓世昌不应该采取“扼犬自沉”的自裁方式。
其实,黄海大对决之后,北洋海军虽然损失惨重,丧失五舰,但是舰队的主力舰“定远”和“镇远”战斗力依然强劲。与此同时,日本联合舰队也是损伤严重,实力大减。对北洋海军来说,还可以整合剩下有生力量,修理受伤战舰,等待时机与日本联合舰队决一雌雄的。
邓世昌是中国第一批优秀的现代海军军官,自福建马尾船政学堂到北洋水师,其间历练凡二十余年,具备了丰富的航海专业知识及海战实战经验,是中国海军的宝贵人才,即使一次战败,还可以继续为北洋水师服务。可惜,刘,林,邓,杨这四名优秀的中国第一批现代军官,全部在甲午战争中自杀殉国。
历史证明,邓世昌战败可惜而不可耻,真正可耻的是北洋海军的主要负责人。他们被血战打掉锐气,竟将还保存着大小十几艘完好的战舰拱手交给了日本海军。丁汝昌是在投降书上加盖了提督大印后吞食鸦片自杀的,像他这样的指挥官即使畏罪自杀,也是不能逃脱后世审判的。
可耻的还有清廷统治者,他们更应承担历史罪责。由于统治集团主战、主和意见分歧,相互掣肘,事先既未组成专门的作战指挥机构,更无统筹全局的战略指导,始寄希望于俄、英等国的“调停”,继则在海陆战端已启的情况下仓促宣战,岂能不败?!
邓世昌等海军将士壮烈殉国后,清廷对他们抚恤极为优厚。光绪皇帝赐予邓世昌“壮节”谥号,许邓入祀京师昭忠祠,追赠太子少保,又亲撰輓联“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光绪又拨十万两银,在邓世昌家乡广东番禺修建邓氏宗祠,又派钦差大臣向邓母赐匾,可谓极尽哀荣。但是,这仍然难掩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北海水师军官们错综复杂的心态。
今天,我们已经很难理解邓世昌当时“望海浩叹,扼犬竟逝”的心境了,仰或对战败的自责?仰或对日寇的愤怒?仰或恐惧朝廷惩罚?仰或愧对国家恩厚?仰或对清廷的失望?如此,还不如归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