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卫方支教石河子大学

对于他要到石河子大学支教的消息,卫方一直保守着秘密。因而,很多朋友都被蒙在鼓里,据说连他的老领导和朋友朱苏力院长也是如此。我自己之知道卫方要去石河子的消息,是在3月8日,当时的心情相当复杂,无以言表。第二天,3月9日傍晚,我刚刚讲完一下午的课,一开机就收到赵国君先生的短信,当时热心的国君正在张罗为卫方饯行的晚餐聚会。

我当然得去。在往聚会的路上,又短信邀请我和卫方共同的好友满运龙先生和宋绍富先生。在北京,哪怕是好友之间的聚会,也大都是提前两三天预约,因为大家都不是有闲之人,除非特例,是很少当天张罗聚会的,怕的就是时间排不开。

结果,运龙在天津出差,绍富是先参加了一场朋友的聚会又特地赶过来的。我因为住远郊,待赶到蓝旗营时,饭局已经开始了。其中有周大伟、许志永等老友,还有几位不曾谋面的新友,看得出来也都是“鹤粉”。

酒是大伟带的地道的茅台,菜是可口的湘菜,我一直吃个不停(因已戒酒,只是象征性地喝了一点点儿)。整个饭局,两个多小时,但除了象征性地互相敬酒外,我几乎没有说话,连卫方也觉得我有些沉闷。其实,自己不光是沉闷,还颇有一些抑郁。

和卫方认识、交往,已经超过十年了。在跨学科的朋友中,卫方是始终给我关心最多、支持最大的兄长之一,我也由衷地钦佩、理解卫方的事业和人生追求。除了法学教学和研究外,和同辈法律学人相比,在我这个非法学的人看来,卫方有其与众不同的三大特殊贡献:

第一,办刊。除了和刘军宁先生等合作主持《公共论丛》外,卫方还先后多年主持编辑《比较法研究》和《中外法学》,并分别将其打造成中国的法学期刊重镇,有口皆碑。以学者的身份而办学刊,如陈平原教授之创办和主持《学人》和《现代中国》、许章润教授之创办和主持《清华法学》和《历史法学》、刘东教授之创办和主持《中国学术》、邓正来教授之创办和主持《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和《中国书评》、荣新江教授之创办和主持《唐研究》等,均堪可称道,但这些均为以书代刊式的连续性学术出版物即学术集刊。

与相对比较自主、自由的学术集刊相比,如何把体制内的刊物办成名副其实的学刊,卫方无疑是首开风气之先行者。

第二,编书。除了参与策划《外国法律文库》《当代法学名著译丛》《美国法律文库》等大型丛书外,卫方还主持了《司法文丛》《上海三联法学文库》《宪政译丛》(与梁治平合作)以及《比较法学丛书》(与高鸿钧合作)等法学专业丛书。

第三,启蒙。不光是在法学界,即使是放眼整个学术界,卫方恐怕也是做讲演最多的学者。在大学里讲,在律所讲,在法院讲,在部队讲,在中学里讲,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东西南北中,都留下了这位操着南方普通话、潇洒倜傥的山东汉子的足迹。

无论是讲司法改革还是宪政理念,以学术回报社会,以智慧启蒙大众,都显示了卫方这位布道者独一无二的古道热肠、赤子情怀。他的《复转军人进法院》《三六九等说教授》等名篇,声名远播,堪称经典。

学界中人,尤其是法学界,特别是那些功成名就者,往往取明哲保身的人生哲学。相比较而言,自称“口蹄疫患者”的卫方,本乃谦谦君子,却特立独行,常常因仗义执言而“总捅娄子”(简称“总统”)。对于一塌糊涂网站被关的抗议、罢招研究生的声明,都是卫方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执着与抗争。

对于周叶中师徒剽窃案,卫方也是为数不多的立场鲜明、公开持批评态度的法学家(此外还有方流芳教授、许章润教授)。在维护学术正义的同时,他也招来了明枪暗箭。作为朋友,在为他而深感自豪的同时,也总是为他捏一把汗、担一份心。

本来,卫方是决意要“孔雀东南飞”的,而且已经在钱塘江畔购置了新房,还辞掉了北大的教职,但莫名其妙的是,本已签约的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终于还是未能履约。由此而使卫方事实上处于准失业状态,并引发学界内外的广泛关注。

后来,在去年的12月9日,卫方终于又回到了燕园,戏剧性地从老教师变成了新教师。至于浙大何以出尔反尔、背信弃义,坊间虽有各种猜测,但终归无以对证。终于,卫方在重返北大未久,出乎绝大多数人的意料,被学校冠冕堂皇地派往石河子支教。由此,“流放新疆”一说,遂不胫而走。

其实,新疆是个好地方。浩瀚的沙漠,吐鲁番的葡萄,鄯善的哈密瓜,库尔勒的香梨,还有喀纳斯湖、楼兰古城、天池,能歌善舞的新疆姑娘。而且,据说石河子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是热情好客的山东人。卫方此行,乃独自远赴西域,但以他的谦逊、热情,相信西出阳关仍有故人。

卫方执教石河子大学,很可能是给石大做的最好的免费的广而告之。知道卫方者,也就连带开始了解和关心起这所内地所知寥寥、地处北国边陲的的大学;而且,石大的莘莘学子有福了。只是苦了我们这些仍然混在京城的难兄难弟,要想和卫方一聚、把酒当歌,就不是那么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