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寿裳之死:谋财害命还是政治暗杀?(上)
1946年6月25日,鲁迅的同乡挚友、著名作家许寿裳任台湾省立编译馆馆长。在台期间,他极力地宣扬鲁迅并陆续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引起极大的反响。然而由于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发,紧接着陈仪下台,第二天编译馆被一纸文告裁撤。而许寿裳本人也在1948年被杀害,许多人将他的死指向国民党的政治暗杀。
许寿裳
陈仪(前右)、鲁迅(后右)、许寿裳(后左)
许寿裳应邀主持台湾编译馆
1945年10月24日,陈仪以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兼警备总司令之身份飞抵台北松山机场,翌日于台北市公会堂(中山堂)与台湾总督兼第十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在同盟国军事代表、台湾人民代表,以及新闻记者代表列席之下举行受降仪式。台湾从此纳入陈仪的指挥之下。
1946年5月1日,陈仪从台湾打电报到南京给时任国府考试院考选委员会专门委员的许寿裳。《许寿裳日记》5月2日有“得公洽‘顾密’电”,5月3日有“(下午)六时得荃侄电话,知‘顾密’电已译出,略谓为促进台胞心理建设,拟专设编译机构,编印大量书报,盼兄来此主持,希电复”。
5月4日,许寿裳给好友谢似颜信云:“得公洽兄密电……弟意能游光复后之台湾,非不甚愿,惟所云拟设机构,既未悉其详情,弟个人复有种种牵制,中以经济困难为第一,踌躇莫决。”但经过短暂的考虑后,5月6日“复公洽电(由荃侄在院代发)。快信公洽”。5月13日陈仪在台湾再度给许寿裳信中云:“电、信都收到。兄愿来台工作,很高兴。”
许寿裳抵台后,6月27日即投入编译馆的筹备工作,开始起草编译馆组织大纲。分为四组:(1) 学校教材组,(2) 社会读物组,(3) 名著编译组,(4) 台湾研究组。
据当时在台湾省教育处教材编辑委员会当编审兼主任秘书的杨乃藩(1915—2003)回忆说:“学校教材组,这一部分以编撰教科书为主(印刷发行由台湾书店负责),接收教育处教材编辑委员会的原班人马,已略具雏形。
社会读物组,是编辑一般性的民众读物,许先生自己率先编了一本《怎样学习国语和国文》,也要笔者赶编一本《简明应用文》,以应当时民间的急迫需要。这部分找人也比较容易,记得有几位许先生在北平女师大的学生如梁瓯倪等都被罗致。
名著翻译组,这部分是重头戏,据说陈仪希望在短时间内译出世界名著五百部。这一想法来自日本,日本人大量翻译世界名著出版,以提升国民文化水平。由于许先生广泛的学术人际关系,他函电交驰,邀约多位高手来台助阵。
其中有李霁野、章微颖、谢似颜、缪天华等。因为许先生是留日的,所以以通日文者为多;世界名著,也多由日文翻译过来。台湾研究组,对台湾历史文物作系统性的研究,主持其事者为杨云萍先生(现任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明史专家)。一位日本学者国分直一也被罗致,专事后龙、苑里及圆山贝冢等的考古工作。”
到了1946年下半年,编译馆已初具规模了。……只是好景不长,经过半年左右,在次年的2月28日,却发生了“二二八”事件。
“二二八事件”后编译馆被裁撤
陈仪领导的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的治台政策是“去日本化(奴化)”再“中国化”,这是战后台湾文化建设中的重要的原则性指导纲领。
当时台湾人民遭构陷为日本化、皇民化,乃至于奴化,这些歧视与误解断非台湾人民所能接受。诗人王白渊对此指出:“……许多外省人,开口就说台胞受过日人奴化五十年之久,思想歪曲”,“台胞虽受五十年之奴化政策,但是台胞并不奴化,可以说一百人中间九十九人绝对没有奴化。
只以为不能操漂亮的国语,不能写十分流利的国文,就是奴化。那么,其见解未免太过于浅薄,过于欺人”,“好像把台省看作一种殖民地,对台胞抱着一种优越感,使台胞和外省人,在不知不觉之中,渐渐发生隔膜”。
当时的台籍作家吴浊流,在其自传体回忆录《无花果》一书中,对陈仪所领导的行政长官公署的种种作为,有着亲眼的观察与分析。他说:“在陈仪长官的部下里……从整个看来,拥有现代知识者少而古代官僚作风者多。……各机关接收以后,日本人所留下的位置由外省人所替代,而下面的本省人仍然居于原来的位置。
因此,对工作、环境详细的本省人居于下位而不谙工作的外省人却悉数居于上位,于是就孕育了很大的矛盾。这样一来,政令的推行就无法顺利。那么本省人就走入愚昧的感情路线上,毫无顾忌把嫉妒表露出来,而外省人又抱着反正上位都是外省同志,所谓‘官官相护’,互相维护的关系,自然会怀有优越感而去轻视本省人了。”
由于当时大多数的台湾人不懂中国的国语,加上前述台湾人被奴化的误解与歧视,当时的台湾人无论在政治权力、经济、社会,以及工作职位等各方面均受到刻意的不公平对待,此种差别待遇不仅造成台湾人民处处吃亏、双方的隔阂加深,也使得台湾人民十分不满。
由于外省人的无能与蛮横而衍生出的省籍间倾轧,终于爆发“二二八事件”。接踵而来的是一连串的镇压行动,据估计民众死亡人数在18000至28000人之间,受害者大多未经审判即被枪决,甚至死得不知所终。
“二二八事件”发生后,虽屡遭蒋介石批评“不事先预防又不实报”的陈仪,已于3月17日致电蒋介石,表示“对此次事变决议引咎辞职”,但蒋介石没有同意。直至同年4月22日,当时的行政院会议通过撤销行政长官公署,改组为省政府,陈仪方才下台。陈仪调回南京后,担任行政院的顾问,尔后,又被指派为浙江省省主席。可说非但没有因此事件而受到任何的责罚,反而直接荣升。
许寿裳4月22日日记云:“中央社消息,台省主席系魏道明。”次日日记:“报上载魏主席昨已通过。……下午至公署访公洽。”24日日记云:“以辞呈面交公洽,不肯受。”对此,当时编译馆同仁程憬之回忆说:“同时外间对编译馆的攻击也乘时勃发: 陈仪因人设事啦,经费太多啦,没有成绩啦,思想有问题啦,不一而足。
这情形许先生当然是知道的,但他依然置诸不理,劝告同事安心工作,赶快做。……五月中,魏道明主台的消息发表了,新任秘书长徐道邻曾与许先生三次共事的,早就到了台湾,但许先生没有去看他,人家问他打算怎样,他的答复是‘听其自然’。
到魏道明到台湾的第二天,报章上刊出了编译馆撤销的消息,而许先生竟也在看报之后才知道这回事。”
许寿裳5月17日日记云:“《新生报》及《省政府公报》,载编译馆经昨日第一次政务会议议决撤销,事前毫无闻知,可怪。在我个人从此得卸仔肩,是可感谢的;在全馆是一个文化事业机关,骤然撤废,于台湾文化不能不说是损失。”流露出他压抑的愤怒。
据袁珂说有关编译馆突被裁撤,其原因有三:“一是许师是鲁迅先生三十年的老友,思想有左倾嫌疑,所邀来馆工作的职员,含左倾进步色彩的,也不乏其人,如李何林、李霁野等;二是所编教本或读物,不合官方口味,亦有左倾嫌疑;三是‘二二八’事变后,本馆有张、刘两位同事以共(产)党嫌疑被捕(说他们是事变的策划者),许馆长知其无辜,亲自坐车去将他们从警备司令部保释出来。”
台湾省编译馆从1946年8月7日正式成立,到1947年5月16日因“二二八事件”的影响被撤销,前后不到一年,但它的设立和工作目标却是当时台湾社会文化重建不可或缺的重要举措,为尽快使台湾和台湾人“去日本化”、“再中国化”立下了汗马功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