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寿裳与鲁迅的友情 【人物春秋】鲁迅与瞿秋白的友谊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瞿秋白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会后,他因肺病发作留在了上海,直到1934年1月离开上海,“脱离了政治舞台”的他又开始读书写作,而更使他感到“最惬意”的是,他得以认识鲁迅,并成为肝胆相照的朋友和同志。
我的高兴真是不可以言语形容
瞿秋白已开始厌倦,党内斗争无了无休的是非功过的纠缠,已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好在现在因病可以避开锋芒,过一段清静的日子。他计划着回到“‘自己的家’——我所愿意干的俄国文学的研究。”
他按照地下工作的暗号,很快便与老友茅盾会面。他一直想见到鲁迅,知道茅盾和鲁迅是亲密的朋友,恳切地对茅盾说:“我读过鲁迅的很多文章,很佩服他的人品和文才。只是一直无以谋面,始终引为憾事。”茅盾知道他的心思,答应有机会,一定引见。
▲茅盾
他在茅盾家见到了左联党团书记冯雪峰。他告诉冯雪峰:“中央已经让我在上海养病,我很想趁此机会重操旧业,翻译一些俄国作品。雪峰同志,你可否给我找个安全僻静的地方。”
冯雪峰费了一番周折,将他们夫妇安排到福康钱庄少爷谢旦如家住宿。谢旦如其人,爱好文学,同情革命,可以作挡箭牌,居住比较安全。一天,冯雪峰来到鲁迅家,把瞿秋白的情况向他作了通报,鲁迅听后很振奋,他说:“这是个很有才华的青年,他的《莫斯科通讯》,我看过,翻译的文章耐看好看。”
鲁迅从日文版本转译过一些俄罗斯文艺理论的文章,他早就想从俄文版本直接翻译,只是苦于没有合适的人才。现在瞿秋白就在上海,由他来接受这件工作,那是最好不过的了。他对冯雪峰说:“我们就抓住他!要他从原文多翻译这类作品!以他的俄文和中文,确是最适宜的了。”
这天,鲁迅和冯雪峰谈兴最浓,主要话题是瞿秋白的文学才华。他说:“何苦(瞿秋白的笔名,作者注)杂文,明白畅晓,一览无余,真有才华,是真可佩服的。他的论文真是皇皇大论!在国内文艺界,能够写这样论文的,现在还没有第二人。”
这年秋天,曹靖华从苏联给鲁迅寄来《铁流》译稿。鲁迅检读译稿,发现序没有译,心中很是不踏实。鲁迅立即想起瞿秋白,便委托冯雪峰请瞿秋白翻译。瞿秋白接受序文后,很快便流畅地翻译出来,署名史铁儿。鲁迅读后十分满意,在给曹靖华的信中高度赞扬说:“那译文直到现在为止,是中国翻译史上空前的笔了。”鲁迅还在《〈铁流〉编校后记》中赞赏道:
“没有木刻的插图还不要紧,而缺乏一篇好的序文,却实在觉得有些缺憾。幸而,史铁儿竟特地为了这译本而将涅拉陀夫的那篇翻译出来了,将近二万言,确是一篇极重要的文字。”
▲鲁迅一家与冯雪峰一家合影 摄于上海
不久,鲁迅又将俄罗斯作家卢那察尔斯基《被解放的董·吉诃德》(今译唐·吉诃德,作者注)剧本交由瞿秋白,瞿秋白用“易嘉”的笔名将其翻译出来后,先在《北斗》刊载,后又出单行本,鲁迅则补译《作者传略》,并在《后记》中,称赞这篇译文:“注解详明,是一部极可信任的本子”。他还说,在读过译本后,“那时我的高兴,真是所谓‘不可以言语形容’。”
鲁迅曾将日文版《毁灭》转译成中文,并特意让瞿秋白对照俄文本校读。瞿秋白校读后,给鲁迅去了封长信,直接以“敬爱的同志”相称,说:“你译的《毁灭》出版,当然是中国文艺生活里面的极可纪念的事迹。……”他还在信中表述了相见恨晚的朴实感情:
“所有这些话,我都这样不客气的说着,这自然是‘没有礼貌’。但是,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这种感觉,使我对于你说话的时候,和对自己说话一样,和自己商量一样。”
鲁迅很高兴地读过这封长信,立即给瞿秋白回信,这封信以《论翻译》为题,发表在《十字街头》上。鲁迅的回信,首以“敬爱的J、K、同志”(瞿秋白来信时的署名,作者注)相称。两颗息息相通的心越贴越近,他们都急切地盼望着能早日会面。
他表现出非常担心我们安全的神气
1932年初夏的一天,瞿秋白由冯雪峰陪同,来到鲁迅家。你怎么也想象不出,他们的第一次会面,竟如久别重逢的朋友那样,亲切自然,无拘无束,一点矜持尴尬的表情也没有。他们畅所欲言,从政治谈到文艺,从理论谈到实际,从希腊谈到苏联,甚至日常生活中的琐事,也谈得津津有味,妙趣横生。
第一次见面后,瞿秋白仍期待着与鲁迅的会面,以继续他们未尽的话题。9月1日上午,天空下着绵绵细雨,鲁迅特意选择这样的阴雨天,以摆脱特务的盯梢,他和许广平带着小海婴,来到瞿秋白住处。鲁迅一家的到来,瞿秋白夫妇特别高兴。两人见面后很少客套,很快便切入主题,讨论文字改革和文字发音。瞿秋白对粤语陌生,特意找出几个字,请许广平用粤语发音。
鲁迅在日记中是这样记述的:“一日雨,午前同广平携海婴访何家夫妇,在其寓午餐。”这以后,鲁迅在日记和函件中,常提到瞿秋白的笔名,如“何凝”、“维宁”、“宁华”和“它兄”等。
杨子华受瞿秋白的鼓励和影响,写了短篇小说《豆腐阿姐》,很想拿给鲁迅看看,可又没有勇气。瞿秋白却不时地催促她:“拿去给大先生看看吧。”瞿秋白时常以家人的口吻,亲切地称呼鲁迅为“大先生”。
杨子华不想以自己的习作,去打搅鲁迅的工作。瞿秋白便再三劝说道:“不要紧,大先生是很乐于帮助人的,特别是对初学写作的青年。”
当天下午,鲁迅接过文稿便认真阅读,将稿中错字一一校正,再用楷体和草体书写,然后用纸包好送回。
瞿秋白在上海的这段时间,正是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实行军事“围剿”,国统区内也为腥风血雨所弥漫,共产党人和革命者随时都有被迫害的危险。在这种严峻的环境下,鲁迅置身家性命于不顾,将自己的家作为瞿秋白夫妇最可信赖的庇护所。1932年11月下旬至1933年9月,鲁迅曾四次接纳瞿秋白夫妇,让他们在自己家安然地避过了危险。
1932年12月23日深夜,陈云受中央派遣前来鲁迅家,负责转移在此避难的瞿秋白夫妇。陈云在回忆文章中说,鲁迅将瞿秋白夫妇送至门口,“鲁迅就向秋白同志说:‘今晚上你平安的到达那里以后,明天叫人告诉我一声,免得我担心’。
秋白同志答应了。一会儿,我们三人出了他们的房门下楼去,鲁迅和女主人在门口连连说:‘好走,不送了。’当我们下半只楼梯的时候,我回头望望,鲁迅和女主人还在门口目送我们,看他那副庄严而带着忧愁的脸色上,表现出非常担心我们安全的神气。”
瞿秋白在鲁迅家避难时,曾将自己年青时的一首诗书赠鲁迅。
雪意凄其心惘然,江南旧梦已如烟。 天寒沽酒长安市,犹折梅花伴醉眠。
这首诗写于1917年,那时,母亲自杀,家境破落,前境堪忧。他在失落、彷徨中写出的这首诗,带着沉郁的“颓唐气息”。时隔15年,历史的场景虽然有了大的更换,但是,他受排挤、打击,忍辱负重,此时的心境与15年前十分相似。他将这首诗赠与鲁迅,是将自己的心扉向鲁迅敞开,是对这位忘年交的充分信任。
次年3月,鲁迅来瞿秋白的新居看望,带来堇花一盒,以作乔迁之贺,并将清人何瓦琴的联句“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书写成条幅相赠。经历风风雨雨的洗礼,度过坦诚畅怀的心灵交换,他们已相互引为患难知己的朋友,并世奋斗的同志。
我的选集实系出于瞿秋白之手
瞿秋白夫妇在上海的生活,中央每月只发给十六七元钱,过得十分艰难。这微薄的经济收入,仅等同于一般工人的最低工资,惟能糊口而己,哪里谈得上治病和调养。鲁迅有意帮助瞿秋白,让他翻译俄国文学作品,以稿酬贴补身无长物的困窘生活。瞿秋白是国民党通缉的共产党要犯,他的名字是不能见诸于书报刊的,只得借助鲁迅的影响,以笔名发表文章。
1932年11月4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晴,以《一天的工作》归良文公司出版,午后收版税泉二百四十,分与文尹六十。”《一天的工作》是鲁迅翻译的俄罗斯短篇小说集,共收十篇小说,其中有杨之华初译,瞿秋白校定,以文尹笔名翻译的绥拉摩维支的《一天的工作》和《岔道夫》两篇。
阿英对此有过这样的回忆:“那时的秋白生活很苦,他赶忙译了高尔基的四个短篇:《坟场》《莫尔多姑娘》《笑话》《不平常的故事》,想印一本书,换一点稿费。时值合众书局初创,需要买稿,便由我把他的原稿和鲁迅《二心集》的原稿拿去。书店只认得赢利的,不几天,先把《二心集》的稿费付了,秋白的稿子却拖着不解决。”
鲁迅知道后很生气,他告诉阿英,秋白的稿子必须买下,“否则他的《二心集》要拿走。”这样,“几经交涉,总算‘开恩’,抽买了一篇《不平常的故事》,把其余三篇退回”。稿酬也较高,“出千字三元”。
▲1929年瞿秋白、杨之华和独伊在莫斯科
次年3月至10月,瞿秋白有过一段较为安定的生活,他抓紧时间,写了一些精美的杂文:《王道诗话》(3月5日);《伸冤》(3月7日);《曲的解放》(3月9日);《迎头经》(3月14日);《出卖灵魂的秘诀》(3月22日);《最艺术的国家》(3月30日);《〈子夜〉和国货车》(3月);《关于女人》(4月11日);《真假董吉诃德》(4月11日);《内外》(4月11日);《透底》(4月11日);《大观园的人才》(4月24日);《儿时》(9月28日);《中国文和中国人》(10月25日)等。
许广平在回忆文章中说:
“这些文章,大抵是秋白同志这样创造的:在他和鲁迅见面的时候,就把他想到的腹稿讲出来,经过两人交换意见,有时修改补充或变换内容,然后由他执笔写出。
鲁迅看后,每每无限惊叹于他的文情并茂的新作是那么精美无伦。”
这些杂文,大多以鲁迅的笔名,在《申报》副刊《自由谈》等栏目发表。后来,鲁迅在编辑自己的杂文集时,曾分别将其中的十多篇杂文收入《伪自由书》《南腔北调集》和《准风月谈》中。
在与鲁迅的交往中,他亲身体验到这位文化巨匠的精神魅力,一种莫大的历史责任感,驱使他要编选鲁迅的杂文选集。在征得鲁迅的同意后,他开始专心致志地阅读和写作。这天,他把写好的序言拿给鲁迅看,鲁迅看后感激地对他说:“你的写作环境可比我坏的多。”
瞿秋白的这篇《〈鲁迅杂感选集〉序言》,长达一万七千字,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经典意义,第一次全面、正确的评价鲁迅和他的杂文。序言说:
“鲁迅在最近十五年来,断断续续的写过许多论文和杂感,尤其是杂感来得多。于是有人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做‘杂感专家’。‘专’在‘杂’里者,显然含有鄙视的意思。可是,正因为一些蚊子苍蝇讨厌他的杂感,这种文体就证明了自己的战斗的意义。
”鲁迅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晴,热。午后大雷雨一阵。下午收良友图书公司版税二百四十元,分付文尹、靖华各卅。以《选集》编辑费二百付凝冰。”这里的靖华即曹靖华,文尹和凝冰则是杨之华和瞿秋白的笔名。这里的“《选集》编辑费二百”,便是鲁迅付予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选集》的编辑费,以帮助他们夫妇渡过生活的难关。3年后,鲁迅在致曹靖华信时,还说及此事:
“我的选集,实系出于它兄(即瞿秋白,作者注)之手,序也是他作,因为那时他寓沪缺钱用,弄出来卖几个钱的。”1934年新年伊始,瞿秋白奉命赴江西瑞金。在赴瑞金的艰难旅途中,他时时挂念鲁迅,鲁迅日记中有:“夜得宜宾信。”瞿秋白即“宜宾”。
鲁迅一直担忧瞿秋白的安全和健康。他对留在上海的杨之华说:“象秋白那样的身体,怎么可久居在那里呢?如果他留在上海,对于全国文化上的贡献一定不少。象他那样的人不可多得,他是一个少说话多做事的青年。”1935年2月24日,瞿秋白被捕,在真实身份尚未暴露的情况下,立即给在上海的亲友去信,在给鲁迅的信中说:“我在北京和你有一杯之交,分别多年没通消息,不知你的身体怎样,我有病在家住了几年,没有上学。
二年前,我进同济医科大学读了半年,病又发了,到福建上杭养病,被红军俘虏,问我作什么,我说并无擅长,只在医科大学读了半年,对医学一知半解。
以后,他们决定我作军医。现在被国民党逮捕了,你是知道我的,我并不是共产党员,如有人证明我不是共产党员,有殷实的铺保,可以释放我。”信末署名“林其祥”。
显然,他在编造假履历,并将此告诉亲友,以诓骗敌人。接着,他又以“林其祥”的假名,给周建人去信说,天气冷了,需要一些衣服和钱,并且再次提出在上海如有殷实的铺保,他是可以释放的。
读到这封信,鲁迅心中尤为焦虑,立即通过杨之华给瞿秋白寄去五十元。钱和杨之华改制的两条裤子,刚刚从邮局汇出,报纸便公开登载瞿秋白被捕消息。瞿秋白的身份暴露了,他的生命处境已经非常危险。
鲁迅为瞿秋白的被俘及其将临之结局,无比痛惜。5月17日,他在给胡风的信中说:“那消息是万分的确了,真是可惜的很。”不多日,他又函告曹靖华:“它事极确,上月弟曾得确信,然何能为。这在文化上的损失,真是无可比喻。许君已南来,详情或当托其面谈。”
这里的许君,便是鲁迅的好友许寿裳,时任蔡元培的秘书。鲁迅从他那里获悉,在国民党的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曾专门讨论瞿秋白的问题,蔡元培提出在中国,象瞿秋白这样有才气的文学家实为少有,应网开一面,不宜滥杀,但却遭到戴季陶等的坚决反对。瞿秋白是必死无疑了,鲁迅深深悲痛,他在瞿秋白就义前七天,给曹靖华的信中说:“它兄的事,是已经结束了,此时还有何话可说。”
鲁迅特别赞扬瞿秋白的俄文翻译才华,瞿秋白被害后,他在致肖军的信中无比惋惜的说:“中国人先在自己把好人杀完,秋即其一。肖参是他用过的笔名,此外还很多。他有一本《高尔基短篇小说集》在生活书店出版,后来被禁止了。另外还有,不过笔名不同。他又译过革拉特珂夫的小说《新土地》,稿子后来在商务印书馆被烧掉,真可惜。中文俄文都好,象他那样的,我看中国现在少有。”
他以瞿秋白的俄文水平相比,甚至不满意自己所译的果戈理的长篇小说《死魂灵》。他告诉肖军:“瞿若不死,译这种书是极相宜的,即此一端,即足判杀人者为罪大恶极。”
瞿秋白就义后,鲁迅从愤激中奋起,做实实在在的工作,全力编辑亡友的译文,并嘱托内山书店将书稿寄到日本,印成两册精美的《海上述林》。他以为这是对瞿秋白的最好的纪念,“倘其生存,见之当亦高兴,而今竟已归土,哀哉。
”《海上述林》上册出版时,鲁迅尚健在,对这本书十分满意,他说:“那第一本的装订样子已送来,重磅纸;皮脊太‘古典的’一点,平装是天鹅绒面,殊漂亮也。”他还急于想看到《海上述林》下册,于是,他拜托茅盾与出版商联系“于便中或专函向能拿主意的人一催,从速结束,我也算了却一事,比较的觉得轻松也。”鲁迅为《海上述林》所写的广告说:
“作者系大作家,译者又是名手,信而且达,并世无两,……足以益人,足以传世。”
《海上述林》出版时,署名“诸夏怀霜社”,“诸夏”即是中国,“霜”为秋白的原名,“诸夏怀霜”寓意为中国人民永远怀念瞿秋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