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任重的孙子 省委书记三个孙子失业 二个侄孙女下岗背后的惊天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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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原题为《李尔重、魏巍等老同志畅谈》。李尔重老人系原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兼省长,是1929年参加革命的老党员,曾被同志誉为“我们的作家和才子”。数十年担任高级领导职务,李老没给在农村的家添一砖一瓦;子女也都未得到特别关照,既没谋得官职,也未借权谋私发财,三个孙子和两个侄孙女下岗失业,女儿因生活贫困自杀。
这才是真正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比之那些纵容儿子卖彩票、倒彩电或者开着直升飞机搞走私的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强了何止千百万倍!
这样一位老人,晚年丝毫没有斤斤计较于个人的得失荣辱,而是时时刻刻关注着劳动人民和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我一生有两件事,革命胜利我快乐,修正主义上台我痛苦。”
主持人(孙永仁):李尔重是非常器重的才子。
刘润为:称为“湖北二重”,王任重、李尔重,两位革命秀才。
孙永仁:我看他最近写的文章,就像还活着,在给我们分析时势,指点迷津。《李尔重文集》,20卷文集,1000万字,真了不起啊。曾经夸李尔重是文学家。他曾多次陪主席畅游长江,大风大浪都经过了。
李尔重:这就不要提了。借来抬高自己,这样做不好。说到文学家,那年到武汉,大家说是诗人、文学家、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一摆手说,什么军事家,那都是把军事看得神秘了。我的办法其实很简单,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这一套其实是上井冈山才学会的。上井冈山之前,什么军事都不会。到井冈山之后,遇到王佐、袁文才,就很奇怪,问你们怎么能生存下来。他们说,山区那么大,国民党管不过来。他来了我们就跑,他一走我们就趁机会“揪一把”。后来的游击战十六字诀就是这么来的。到遵义以后,凯丰说,你这一套不就是《孙子兵法》吗?我这才找《孙子兵法》来看。
反修的问题,其实一直重视。49年进城前就说要赶考,怕干部进了城腐败,学了李自成。后来苏联出了赫鲁晓夫,感到,苏联老大哥的党都能变色,问题很严重啊。再后来就是四清。四清的时候,他到武汉,当时王任重在也,要我们下去搞四清,说,只要下去搞几年四清,把基层搞好了,共产党就不会变修了。
后来我们高高兴兴地向主席汇报四清成果,主席听了一言不发,脸色阴沉沉的。那时候就已经感到问题不在基层,而在上层了。所以,后来文化大革命炮打司令部。问题在司令部啊!文化革命就是要思想革命。大脑革命了,这修正主义也就不会有了。
我现在三个孙子失业,二个侄孙女下岗。将来重孙子上学都没有希望。五、六十年代我们虽然也苦,但农村医疗、教育都有保障,国家有补助,上得起学。人民不会说话?人民不会不说话!人民将来一定会说话!我们老了,见一面少一面了。虽然身体还很好,但日子不长了。将来终归是人民要说话。
魏巍:很多话想说。更多历史经典事件,请关注毛爷爷微信号:myy88899现在问题很多,最重要的是旗帜问题。一系列问题,一下子不可能都解决。本来在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讲,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一直这样提。
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所以也讲马列主义、思想。后来,就逐渐发生了变化,加上了一些东西放在旗帜上,始终感觉到起了一点变化。是不是当了党的领导人就应该上旗帜?我们也承认你是核心,是领导,但是不是思想家、理论家,是什么层次的理论家?斯大林也没有与列宁比肩。
官大就有真理吗?不在这个层次上,也得上这个层次吗?现在说不清是什么旗帜,把马列主义思想都丢掉了,只剩下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李尔重:三个代表哪个阶级都可以用。邓小平说过,如果没有,我们还不知道要在黑暗中摸索多长时间。我一生有两个件事,革命胜利我快乐,修正主义上台我痛苦。没有,我就是个糊涂蛋。
魏巍:三中全会,后天就要开了。要完善市场经济,怎么完善,大家要启发启发我。现在一个劲地在资产重组的名义下出卖国有企业,不好理解。再一个是振兴东北工业,一开始很有兴趣。但是怎么振兴,走什么路,达到什么目的,没有人说起个所以然了。
最近一期《瞭望》杂志,说要围剿体制性障碍。几个经济学家的意见大体是这样的。一是改革开放了不起,私有企业大发展了。二是说,虽然改革抽丝剥茧,但体制的本质还没有变,还差得远。发达国家的国有企业比例是5%,不发达国家10%,而中国竟然还有40%。
攻坚就是要攻这一块,振兴东北也是这个改革攻坚战的一步,也要出卖,这国有企业就稀里哗啦了。他们说,还有一块需要攻坚的,是国家银行。银行就应该只考虑赢利,过去财政部、银行和国有企业,是旧体制的铁三角。他们还说,政府太大,要改,不应该像父亲,应该像保姆。这样振兴法,实在令人担忧。我要向大家请教。
李尔重:这的确是新情况。过去说过,帝国主义时代,像土耳其那样出凯末尔,不可能了,因为帝国主义不允许。现在看来情况变了,中国现在还真是有点象出了凯末尔。无产阶级开路,资产阶级发展。借社会主义的名义发资本主义的财,这在从前的历史上没有过。现在的银行其实也已经不像国有的了,牟其中从湖北的银行一下子借走了7200万美元。如果真是国家的银行,怎么可能?恐怕早成了一些腐败官员的钱包了。
李尔重:李锐骂,没完没了。我看原因只有两条,官做得不够大,没有像他希望得那么大。二是文革期间受了点委屈。他到郑州,被郑州的老同志质问得下不来台。他的话其实都是从个人恩怨出发。我一生坐过五次牢,三次坐国民党的牢,二次坐共产党的牢。
要说委屈,我也有。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一点错误都不犯。要推翻三座大山,受点个人委屈算什么。文化大革命出发点是好的,方法可能有问题。反修防修有什么错?党内有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