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对孙甘露的研究 “决绝的苦难”与“温情的苦难”——论余华小说在20世纪90年代的转型

摘要: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商品经济因素逐渐影响文学的格局,文学开始表现个体的独立价值,先锋文学的这一特质在余华小说中显露无遗。20世纪90年代,社会文化意蕴模糊,余华的创作随之发生转型,对苦难的表现由决绝趋向于温情,这种变化与中国社会文化语境的嬗变更迭有着密切关系。

关键词:余华;群体;个体;文学自身

余华是中困先锋文学的代表人物,苦难是贯穿余华小说创作的重要主题,在余华充满暴力和死亡的小说世界中,苦难主题被反复渲染,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余华对苦难的表现却发生了变化,由决绝冷漠变得温情脉脉。他的这一转型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学者夏中义曾撰文《苦难中的温情与温情地受难——论余华小说的母题演化》[1],就余华小说创作中对苦难表现发生的变化,从自我精神历程角度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而造成余华这一转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尤其与社会文化语境的嬗变更迭有着不容忽视的深刻关联,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作出进一步的探察,以期从社会文化角度对余华小说在20世纪90年代的转型及其所给予的社会文化意蕴进行深入的阐释分析。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马原、残雪、余华等青年作家纷纷登上文坛,他们以独特的话语方式进行小说文体形式的实验,被评论界冠以"先锋派"的称号。在当时文坛还在借鉴一些西方的叙事技巧,揭示"伤痕",反思历史的时候,先锋小说家却转向探索小说的叙事方式,凸显叙事的作用,探讨文学形式的意义。

重视叙述是先锋小说开始引人注目的共通点。无论是马原的"叙事圈套"[2],还是格非的"语言迷宫"、孙甘露的"语言实验",其主旨在于颠覆了传统的阅读经验和欣赏模式,使读者和作品之问呈现出疏离化、陌生化。读者对这些作品感到晦涩、陌生和无从理解,获得了全新的阅读体验。先锋小说家借助形式探索表达他们对现实的态度,个人不再是群体中的存在,而是将个人从群体中分离出来,使个人价值得到彰显。

余华在20世纪80年代的创作同样注重叙事形式的实验,他通过文类颠覆达到形式的创新,如戏仿侦探小说的《河边的故事》,戏仿才子佳人小说的《古典爱情》。此外,余华在《往事如烟》中取消了人物的名字,用简单的数字符号来代替。通过这些形式实验,使文本的叙事层面显示出来。

值得注意的是,马原、孙甘露等人将小说叙事推向纯粹化的叙述实验和语言实验,叙述什么完全被怎样叙述所代替,有一种为叙述而叙述的倾向。余华的小说与之相比,形式探索方面的因素显得少一些,而他对个人价值的探索则更进一步,他决绝地表现苦难,关注人的精神和生存状态,关注在脱离了群体性的存在之后生命个体的真正意义。

这一时期,苦难"在余华的小说中几乎是一种宿命意味的执着呈现"[3],人世问充满了苦难,活着就是受苦,就要忍受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伤害。余华热衷于表现人性中存在的负面因子,特别是人的残暴和血腥杀戮、非理性的死亡,苦难场景基本上是一个充满暴力和死亡的恶的世界。

例如在《现实一种》中,生命个体几乎是被完全偶然的因素置于死地,兄弟们盲目而冲动地复仇,每个人既是受害者,又是新的灾难发生的推动者,使事情朝着难以挽回的恶性局面发展。就这样,余华用一种决绝的姿态表现生命个体的苦难,对人世间的苦难极尽铺陈。

余华刻意地延迟、回避甚至排除主体对苦难人生和人生苦难明确的价值判断。叙述客观而不动声色,对血淋淋的场面无动于衷。正如郜元宝所说:"余华对苦难的情感反应总显得和常人不太一样。该关心的他偏偏漠不关心,该愤慨的地方他偏偏无动于衷。

该心旌动摇的地方他偏偏平静如水,该掩鼻而过的地方他偏偏饶有兴味的把玩。该悲悯的地方他又偏偏忍俊不禁,把该有的万千愁绪化作没心没肺的扑哧一笑"[4]。他对于苦难的表现不留余地,借助对苦难的表达,确认个体价值的存在。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社会经历了急剧的社会转型,90年代文化没有一种主导性思潮,而是多种思潮相互碰撞,呈现出的是一种多元模糊的状态。随着市场经济体制逐渐确立,商品经济的影响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冲击着人们的精神世界。

这一时期余华对于作品形式的关注减弱了,对于苦难的叙述态度也发生了转变。余华转型之后的作品依然延续了前期客观笔调,生命依然在苦难中挣扎,却有了些许明亮的色彩,有一种"对于一切事物理解后的超然"[5]3。

90年代余华的三部作品《在细雨中呼喊》、《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分别表现了人生的三个阶段,少年、老年和中年。在这_三部作品中,余华对于人生不同阶段苦难的表现多了些温情,"苦难"和"温情"这两种相悖的因子并存,呈现出一种矛盾的混合状态。

作为余华转型的一部过渡性作品《在细雨中呼喊》显示出一种相对缓和的情绪。故事讲述的是少年孙光林的成长之痛。从书名我们看到小说的两个主要生命意象,绵绵的"细雨"给人以温柔之感,节奏舒缓而忧伤,恰如其分地表现出被家庭排斥的少年的心灵之伤。而"呼喊"这个意象则显示了人物在苦难中的苦苦挣扎而无力摆脱的绝望。"在细雨中呼喊"呈现给我们的是一种无奈的绝望,被无边的温柔细雨包裹无处可逃。

余华在《活着》前言中说:"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他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叫喊,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5]5《活着》中老年的福贵讲述了他与苦难相伴一生。

余华试图赋予福贵的"活着"以一种高尚的品格,礼赞福贵用忍耐承受一切苦难的韧性。福贵的遭际令人同情,故事显示出一种悲怆的魅力,但福贵的活着却没有给人以崇高之感,余华礼赞的"活着"不过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消极存在。

《许三观卖血记》重点表现的是一个平庸的中年男人如何艰难地支撑起一个家庭,许三观无法抵抗外部世界加诸他身上的困难,他自以为可以战胜苦难的方式就是卖血。相较他在80年代的作品,《许三观卖血记》显得温情脉脉,余华用轻松质朴的语调叙述许三观的故事,然而,温情的背后依然充满苦难,面对生活的许三观无能为力,对于苦难他没有什么承担能力,余华也找不到"许三观们"抗争的途径。

谢有顺从存在哲学的角度出发对福贵和许三观作出了这样的评价:"他们没有抗争,没有挣扎,对自己的痛苦处境没有意识,对自己身上的伟大品质也没有任何发现,他们只是被动、粗糙而又无奈的活着;他们不是生活的主人,而只是被生活卷着往前走的人"[6]。"被生活卷着往前走",寓示着一种无奈的生活态度,也显露出孙光林、福贵、许三观们对自己的个体价值的浑然不觉,同时也显示出余华自己对价值判断的模糊暧昧。

余华对苦难的叙述由决绝到温情,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体现的是余华对于文学价值认识上的两次转变。

在"先锋小说"出现之前的80年代中前期,文学界借鉴输入各式各样的西方思想,发掘"五四"启蒙思想,寻求反叛"文革"模式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思想、文化话语资源。表现在文学创作上有"伤痕小说"、"反思小说"以及"朦胧诗"创作等。

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特点是,反抗以往的集体主义完全抹杀个人存在,在集体之外发出个体的声音,重新发掘个人的价值。作为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精英的代表人物的北岛,他的创作体现了这一时代的精神和追求。

北岛是"站在文化废墟之上,在基本的价值规范被践踏,被摧毁之后,他所要求的,就只能是最基本的要求"[7],只想做一个人。北岛是一个追求个人价值的文化英雄,他把自己看成是人类的一员,他以个体的自我来承担整个人类的苦难,体现了知识分子精英的一种责任和担当精神。

北岛所追求的是作为一个类的概念的人的价值的恢复和确立,是集体性质的个人,对自我的认识依然是集体式的。代表的是他所属的知识分子精英们的诉求,他们依然有一种祖国儿女式的心理,是作为一个集体中的个体存在,与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没有完全脱离。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文学与社会政治的关系不再处于"粘着"状态。同时,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文学出现了边缘化的趋势,在这一情形下,作家开始向通俗化和文学自身分化。1985年后,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商品性因素增加,人们的思维也出现了松动,"促使传统社会‘重新分配’它单一的权力的同时,也在大力地促使‘伤痕’、‘反思’、‘改革’等文学的‘放权’"。

先锋小说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获得了发展的契机。借助商品经济的发展,"获得对文学的新的垄断地位"[8]。

"先锋小说"是以反抗当时主流的精英文学的姿态登上文坛的,通过对传统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和方法的反叛,确立自己的地位,更加突出了作家个人的主体意识。从表面来看,"先锋小说"是对精英文学的消解,但实际上先锋小说与80年代前期主流的精英文学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先锋小说也关注个体,追求个人价值。不过不同于北岛式的精英追求集体性质的个人,余华在小说专注于单独的具体的生命个体的生存,所以余华小说以决绝的姿态表现个体的生命的苦难,崇尚感觉的个人化,不再关涉社会历史政治,不再传达群体意识、时代精神。

在他的小说中,没有那些担负民族大义、祖国未来的英雄,他笔下的人物甚至没有名字,只是一个存在的符号。他通过形式来传达他心目中的真实,表现个体生命的生存的困顿及人性中的残忍冷漠的恶的一面。

20世纪90年代,知识分子精英们的理想和社会热情受挫,对社会、对人生的关注减弱。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经济因素对文学的影响越来越深刻,知识分子逐渐趋向边缘。20世纪90年代是消费主义的时代,先锋文学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大众文化的冲击,消费性和经济性消解着先锋文学的神圣性和精神性。

人们逐渐对知识分子没有商业实利作用的话语方式失去兴趣,纯文学的地位一落千丈。20世纪90年代价值的多元发展使文学也呈现出一种多元化态势,伴随着纯文学的衰落,大众文学兴起,并在市场化条件下得到迅速发展。

"90年代的中国文学正在变得暖昧、犹疑、矛盾重重,它已经丧失了80年代中国文学那种坚定的自信心和方向感"[9]23。90年代的文坛,各种文学现象、文学思潮粉墨登场,各领风骚,带来一种热闹而新奇的刺激。

现代传媒的兴起使作家独立的精神空间几乎丧失了生存的领地,文学与市场息息相关,作家的独立地位难以保证,几乎没有一个作家可以脱离市场存在。作家对文学的态度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很少有人再去谈论理想、真理、价值,有人甚至公开宣称"玩文学",文学的价值受到了质疑。

身处于社会文化转型期的作家们被时代裹挟前进,余华对于文学价值的认识也再次发生转变,原本坚持的理想信念变得可疑,作品中追求的单独的个体的价值发生动摇,文学自身的价值变得不能肯定,失去了原来的追求个体价值的纯粹。

余华在90年代创作发生转型,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余华摒弃了一切知识分子的叙述语调,让小说中的人物自己来展示他们的生存状态,摒弃了一切过度抽象的隐喻性话语,只剩下单纯的故事叙述,试图借此找到中国人生存的方式,确立一种生存的信念。而实际上,在他的作品中苦难和温情矛盾地共生,无法继续追问人的价值,他所追求的反抗苦难的方式缺少真正的力量,无法成为人们的解脱之道,令文学本身的意义变得暖昧不明。

(源自《钦州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

参考文献

[1]夏中义,富华.苦难中的温情与温情地受难——论余华小说的母题演化[J].南方文坛,2001,(4):28-39.

[2]吴亮.马原的叙述圈套[J].当代作家评论,1987,(3),45-51.

[3]齐红.苦难的超越与升华——论余华小说中的"苦难"主题[J].当代文坛,1999,(1):42-44.

[4]郜元宝.余华创作中的苦难意识[J].文学评论,1994,(3),88-94.

[5]余华,活着·前言[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3,5.

[6]谢有顺.余华的生存哲学及其待解决的问题[A].2l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2年文学批评[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318-349.

[7]张新颖.中国当代文化反抗的流变——从北岛到崔健到王朔[J].文艺争鸣,1995,(3):32-39.

[8]程光炜.如何理解"先锋小说"[J].当代作家评论,2009,(3):4-19.

[9]吴义勤.中国新时期文学的文化反思[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25.

[10]余华.余华作品集:1-3[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