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杨奎松 王维佳:汪晖与杨奎松之争背后的“隐形人”【3】
这一切就像一个谜一样,只有一个解释看似是唯一合理的,有些人告诉我汪晖是“新左派”学者,这是很多媒体和知识分子不喜欢他的原因。我不擅长讨论政治派别,但是我清楚,不认同、不喜欢和肆意诋毁,这完全是不同程度、不同性质的态度和行为。
我还是天真地向往不同意见能够以坦诚的方式相互交流,为自己不同意的观点留一点余地,这也是给自己的进步创造空间。更何况,既然这个所谓什么“派”的学者仍然坚持学术讨论,而没有简单地党同伐异,似乎就很不应该为他定性派别路线,这实在容易引起人们太多消化不良的回忆。
可是我看到的情况,却实在让人受挫,这样的派别定性和攻击,让“法西斯”、“麦卡锡”等等不好的词汇从我脑海中一掠而过,不觉让人倒吸一口冷气,难说不怕哪天厄运降临自己头上。一介书生,哪是这庞大舆论机器的对手,这真像极了奥威尔的小说。
赶快让这些悲观的情绪消失,赶快!我愿意以最乐观的方式看待今天的沿海都市媒体。再看看以上这些案例是不是被我人为夸大了。查一下《上海书评》近年的报道,又有意外发现,原来他们用这种方式刊登学术批判文章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从2010年11月到2011年1月,编辑用先后六期,35000余字的篇幅刊载学者秦晖批评杨震和吕新雨的文章,多数内容针对吕新雨,主要是对农业发展历史的讨论。秦晖先生说他“招致来自‘左’、‘右’两个极端的高调指责”,批评吕新雨教授犯了“几乎俯拾皆是、无穷无尽的常识性错误”,具体指证有十余处所谓“硬伤”。
按照吕新雨的表述,她随后对秦晖的批评进行了回应和辩驳,将相关文章在2011年10月中旬交付《上海书评》,而对方以短信回复,说文章“篇幅过长,小报根本容纳不下。
原想摘发部分,但几经研究,一则实在无法摘,再则你也未必同意摘发。所以现在决定不准备发表”。在我看来,如果我们把这家媒体设想成一个公共讨论的平台,并用专业主义的伦理来要求它,那么这样的答复显然存在明显的偏袒问题。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有一个解释不知是否靠谱,原来秦先生所谓“左的极端”指的就是吕新雨教授,她也经常被冠以“新左派”的大名。
如此一来,问题是不是清晰许多了呢?但愿我们的猜测都不成立吧。不过我倒建议吕新雨教授,如果您无法写出“左右极端”和“几乎俯拾皆是、无穷无尽的常识性错误”这样的词句,那最好放弃在这类报纸上发表回应文章,否则您的文章即使出现也会败下阵来,因为这里的游戏规则可能超乎您的想象。我们可以不以恶意揣度人,但也不能总以天真的善意期待人。
拉拉杂杂说了这么多,最后希望严肃地做一个简短总结。从诞生之日起,市场化媒体在社会舆论中就试图要攫取所有美好的词汇安在自己身上:“自由”、“民主”、“独立”、“进步”、“舵手”、“领航员”、“看门狗”等等等等。
在这些说辞和表象背后,总有一个匿名的“隐形人”不被察觉,那就是媒体舆论的实际控制者,至于它是政治组织、资本力量、少数有操控力的言论领袖,还是单向度的文化思想禁锢,这并没有本质区别。对于公众来说,只有在准确识别这些力量的基础上,才能更理性地把握媒体制造的世界,而不被轻易操纵;对于媒体从业的记者群体来说,只有在准确识别这些力量,并持续地自省和与之对抗的基础上,才能让追求真相、自由和进步的人生价值不被外部的力量所篡夺和滥用,让这些美好的愿望真正得到实现。
2013年,面对传统报业哀鸿遍野的颓势,作为媒体研究者,心绪十分复杂。我其实不愿意看到优质文化传播资源越来越多地被金融和互联网的垄断力量卷走,这种局面让公共新闻业前途未卜。可是,从“双轨制”、“商品化”、“两个轮子一齐转”再到“市场化”、“资本化”、“集团化”和“新媒体产业”的强烈鼓噪下,传统媒体的掌舵人似乎是自己越来越放弃了公共性的诉求,徒留有一套市场盈利和媒体独立的话语空壳。
由此,当今这个悲伤的局面,媒体人本身也难辞其咎。
原标题:都市媒体为何热心“学术争论”
(本文转自王维佳-新浪博客,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网站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