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甘露妻子陈虹 [茶舍飘香]余华妻子陈虹评论余华及其作品
余华:一个无法预测的作家 一 任何一个读者都会对他喜欢的作家有一个想象,但对于余华的读者来说,只从作品中来设想他却是远远不够的。 多年前,当他还是一个炙手可热的"先锋"作家时,我却并没有见过他本人,只是从照片上看到他那副精干和深沉的样子,少年老成,大师气象。
那时我想象中的余华是冰冷和阴鸷的,不苟言笑而有着鹰一般锐利的眼光。我以为这样的人是很难接近的,因为很难想象,一个容易接近的人会写出那么多冷酷而幽深、晦涩而坚硬的作品,会那样热衷于人性中的阴暗,对血腥和暴力痴迷。
然而最近半年来的接触表明,这个预期不但错了,而且大错特错。余华其实比任何一个有成就的作家都更容易打交道,更少矫饰和故作姿态,他甚至还保持了一颗不曾泯灭的童心,还有着完全"北方化"了的坦诚与豪爽,这使我倍感惊讶。
然而惊讶之余,却又觉得很自然了,一个最复杂的人常常也最简单。余华笔下的故事线索是复杂的,小说意蕴是幽深的;但作品中的人物性格却常常是至为朴素和简单的,《活着》中的福贵,《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许三观和许玉兰,《兄弟》中的宋钢和李光头,甚至宋凡平和李兰,甚至"刘作家"和"赵诗人"……性格无不是简单、质朴和直观的。
余华正是和他作品中的人物一样,可以放声而爽朗地大笑,可以小口但实在地喝酒,谈吐率真而不绕弯子,与你较劲而不留什么余地。
他还说他身上有山东人的血液,因此也就有着山东人的那种质朴和爽气。我忽然觉得,也许余华身上的复杂和简单是有"分工"的--他的"头脑"负责作品中的复杂,主题是复杂的,蕴涵的思想是复杂的;可是他的"心"却负责他作品中人物的简单,性格是简单的,说话是直白的,行为逻辑从来都是不加掩饰直奔主题的,在某些时候是充满"小坏"、而最后又无不是自我惩罚和救赎了的…… 嗬,头脑和心灵的分工,这可是个发现。
如果说小说中的人物性格一定有作家本人的影子的话,那么在余华身上是最显在和直观的,这个特点真是令人喜爱的。 二 很多人一直在讨论余华小说中的"转型",为什么他早期和后来的风格是如此的不同?我记得只有一个人把道理讲得最简单而可信,是作家李洱的一个说法:"余华为什么从残酷转向了温情,从阴郁转向了明朗?为什么--因为他做了父亲,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
"这是在一个有多位作家参加的与高校学生的见面会上说的,学生们终于明白了,复杂的问题原来是如此的简单。这个出其不意的精彩回答几乎拯救了李洱,因为他此前竟一直处在莫名其妙的紧张之中,大汗淋漓推推让让不肯说话。
当他说出了这句话之后,我看到他终于情闲气定,泰然自若,侃侃而谈了。我也忽然想到,从阴郁而丰盈的南方,多雨而潮润的南方,街道和人心一样机巧精致参差错落的南方,来到干燥而明朗的北国,在冬春两个季节里都一览无余的北京,语言也由宛转细腻而变得直接简练的北方,余华能不发生变化吗? 我一直有一个自鸣得意的发现,那就是我以为在最优秀的作家里,余华是为数不多的懂得"用减法"的作家之一。
鲁迅是最善于用减法的,他的小说线条单纯至极,人物近乎白描,情节总充满戏剧性地集中而简练,语言也最干净俭省,因此他能够成为新文学的典范,成为文体、语言与美学方面的范本。而当代的作家中有这样功夫的作家要首推余华,他也是这样地擅长用减法,形式感这样地强。
他的成名作《十八岁出门远行》大概只有两三千字,却提出了这个时代真正可以与鲁迅的《狂人日记》相提并论的命题:那就是"精神如何成年"的问题。我们总是要让坚守着纯洁的道德与信念的孩子,在他所谓的"成人仪式"上遭受一场致命的挫折,让他知道成人的世界是这样地坏,成人的道德和秩序是这样地自私和专断,当他感受到这样一场精神破灭的悲剧之后,他就"一路欢跑起来",或"赴某地候补"了。
多么普遍、令人震惊又习而不察的日常图景啊;还有他的一直被忽略的《两个人的历史》那样的小说,只用了不到三千字就几乎书写了一个长篇才能够完成的小说容量;还有《现实一种》,多么富有戏剧性的情节,这"可能的现实"比"真正的现实"来得还要令人感到震惊和有深入骨髓的真实;《鲜血梅花》只有两千多字,却网罗了武侠叙事中全部的套路,把故事都减到了极致;在《许三观卖血记》中,是与鲁迅的《孔乙己》和《祝福》中酷似的减法式的处理与戏剧性的细节重复,会心的微笑与令人辛酸的大悲悯……这正是他的小说之所以受欢迎的根本原由。
形式感与戏剧性就这样产生了,余华也因此具有了真正的小说美学--这是他终将矗立于小说艺术峰巅的真正原因。
没有几个作家能够意识到这样的问题,即便意识到也没有能力做到,多数人只是兀自用力地写着,追求着文字的产量,而余华则懂得那个核心的道理:小说是有美学的,艺术是有灵魂的,艺术家是分层次的。
如果不是这样,就没有《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的成功。 三 在仅有的几次当面交谈中,我发现只要提到《兄弟》,余华马上就会眉飞色舞,不能自抑,显然,他还停留在这部小说"产后的亢奋"中。2005年夏《兄弟》的上半部出来时,读者的反映基本是平静中略带着失望,当然还有对下部的期待,可是等到2006年初下部问世后,所听到的却几乎只有失望和批评。
虽然这批评舆论中,多数是因为他们喜欢余华,期待他的令人惊喜的超越和创造,但尖锐的批评也不仅来自一般的读者和媒体的舆论,还来自余华以往比较看重的专业读者和批评家,这让余华充满不安和"不服",他在激烈地为他的新生儿辩护。
"为什么人们不换一种想法来期待我呢?"余华说,"为什么人们不好好地想想,是我的作品显得夸张、荒诞和不真实,还是今天的生活现实更让我们感到荒诞和不真实?" 他滔滔不绝地讲述着他从各种媒体那里看到、从各界的朋友那里听到的令人匪夷所思的新闻,还有我们日常生活中早已习而不察的种种怪事,"’处美人大赛’是夸张的,可是我们的社会不是从九十年代末就已经到处都在选美了吗?""李光头不可信吗?可是我的经济界的朋友告诉我,现在中国富豪排行榜上排首位的,就是靠卖废品起家的。
" 我渐渐觉得,也许他的说法是对的,此前我对《兄弟》的阅读中确有着许多存疑之处,但经他一说,也觉得他是有道理的。一个作家不但应该"满足"读者的期待,也要不断"超出"他们的意料,他的做法不是最安全和保险的,却是最有挑战性和最刺激的。
一部好的作品在意识上常常是超前的,等到过上多少年,人们才会渐渐接受他作品中的观念,才会觉得他所写的是如此准确地记录和传达出了一个时代。1993年贾平凹的《废都》、1995年莫言的《丰乳肥臀》都是例子,它们当初受到的批评完全不亚于《兄弟》,但如今历史和人们的文学经验却证明,它们都成了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文本,最鲜明的精神符号和文化印记。
从这个意义上,《兄弟》值得期待,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许它的意义与美学属性、它对于今天我们社会生活的概括力与美学上传神的表现力,会越来越凸显出来。
但我还是挑剔:"上部中李光头有一句话让我感到不可信,他说了一句’林红是我的梦中情人’,七十年代的少年能够说出这样一句话吗?" "呵,那不会,这句话是有问题的。
" 这个回答使我感到了令人温暖的坦诚与率真,而他前面的那些辩护也使我更感到可信了。圣诞前的平安夜里,他还在给我的短信里提醒我对历史的健忘:"1986年在中国老百姓中谁会知道圣诞节?现在我的楼下就有一棵很大的圣诞树。
"确实,我们所身历的这场时代的巨变使我们失去了对历史的记忆能力,因为它变化得实在是太快了,猝不及防,我们不得不用健忘症来适应它过于飞速和紊乱的节奏。或许,过上多少年,人们对我们这个时代的记忆,将不得不依赖《兄弟》这样的小说。从这个意义上,巴尔扎克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绝非虚夸谬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