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锐的四段婚恋经历
李锐一生中,有四段婚恋经历。其情感生活的不尽波折和苦难,皆与党内斗争和政治运动密切相关,可谓若干历史的折射与照影。迤逦回顾,发人思省。
李锐的第一个爱侣,是武汉秘密学联领导成员之一的万国瑞。“一二·九”运动中,万是汉口女一中的学生,但却担任了该市学生大游行的总指挥,可见其英武与飒爽。1936年她考入武汉大学化学系,同高两班的秘密学联负责人、机械系的李锐接触更多。
志同道合,并肩战斗,彼此渐生爱意。由于找不到党,以李锐为首的学联中最积极分子,酝酿建党,于1937年2月自发建立“中国***武汉临时支部”,万国瑞是9名成员之一。这年春天,李锐和万国瑞先后秘密离开武汉大学,到北京找到党组织,他们的党籍得到认可。
6月的一天,警察在李锐住处搜查出进步书刊,将其逮捕。李佯称自己从长沙来北平考大学,书刊是一个刚回老家的同学放在这里的。敌人查不出其底细,得到释放。在这段颠沛和动荡的岁月里,李锐与万国瑞经历了惊险加热恋的革命浪漫,从此双双走上职业革命的道路。在京期间,李锐为万国瑞起了个化名“杨纯”(延用终生),以纪念两人纯洁之爱情。
不久发生卢沟桥事变,李锐、杨纯和一批流亡学生撤往济南,参加了省府组织的培养抗战人才的青年训练班。继而李锐随中共山东省委转移到泰安,万国瑞并一批女生去了济宁。分别前,李锐将自己的名字李厚生改为李锐。所以取“锐”字,是“锐”、“瑞”同音,含深深眷念之意。
从此,这对革命情侣天各一方,失去联系。1938年3月,李锐以山东平津流亡同学会代表的名义,到武汉参加全国学联大会。其间还拜见了冯玉祥、沈钧儒、王昆仑、许宝驹、罗隆基等名人,为流亡学生募得一笔捐款。由于山东泰安等地都已沦陷,被中共长江局派往徐州李宗仁所辖的第五战区开辟青年工作,任该地区青年救国团总负责人。
徐州突围前,李锐率救国团部分人员赴东北军于学忠部,组建战地工作团。在突围过程中,部队被打散,李锐突围出来,从苏北到上海,再取道香港、广州,回到武汉。接着受中共长江局委派,到湖南省委负责青年工作,任省青委***。
武汉沦陷前夕,大批进步人士和团体撤到长沙,李锐频繁接待。其间,原武汉秘密学联领导成员、懿训女中的范元甄,担任了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所属抗战演剧九队的负责人(为地下党支部***),与李锐邂逅。他俩在“一二·九”运动中便已熟悉,有时在东湖泛舟聚会,有时去教堂布置任务,过从较多。
“大江东去浪滔滔,似火青春万丈苗。”(此句并以下未注明诗词,皆为李锐旧作——笔者)意外重逢,彼此自然而然萌生慕恋之情。未久范元甄调去重庆《新华日报》当记者。
李锐在信中要求范元甄给他半年时间,寻找杨纯;如果找不到杨纯,两人再发展关系。范元甄反对这一动议。因为李锐的俊帅,特别是他的革命胆识、才干和理论修养,都使她倾心。尽管范元甄不肯许诺“等待半年”,但她还是真诚、友善地打听过杨纯的消息,只是没有结果。或许,这正是她期望的结果。
1939年夏,李锐去重庆参加中共南方局(原长江局)青年工作会议。开会期间同范元甄结婚。
失散两年多的杨纯,此时流转何方?
她起初留在山东,参加了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队。历经无数次浴血战斗,升任第四游击支队(相当于团)政委。后调皖苏新四军根据地,任皖东北特委***、苏北区党委组织部长(黄克诚为***)。她曾与张爱萍结婚,后离异同宣传部长张彦结婚。
1943年,在延安“抢救运动”中,李锐被诬为***特务而受关押。其中一个荒唐的指责是:传说他的前女友杨纯,在新四军中有严重问题。直到这时,即分别6年之后,李锐才得知杨纯在新四军中。不久***从新四军回到延安,郑重澄清:“整个新四军中,杨纯是第一个最好的女干部!”一言九鼎,使李锐在这个纠结上得以解脱。
杨纯与李锐同龄,范元甄则比李锐小4岁。1938年,世界青联代表团来中国,支持抗日战争。武汉各界召开大会,欢迎代表团,17岁的范元甄代表中国青年即席讲话。王明对她的精彩发言,朝气蓬勃的风采,特别赞赏,说“这种人应该是***员”。实际上,小范经其国文老师何伟(解放后任广州市委第一***、驻越南大使、教育部部长等职)介绍,已经入党。
小范年轻,漂亮,写一笔好字,写一手好文章,口才极好。抗战初期,她是与彭子冈齐名的中共女记者,在《新华日报》上用本名发表多篇文章。李克农对她亦有好感,曾布置她作过一些情报工作。***和***尤其欣赏她,视为干女儿。小范曾把李锐写给她的情书,送给周、邓过目。
范元甄写信给吴凇、光未然(著名诗人张光年笔名,《黄河大合唱》《五月的鲜花》词作者)等朋友,说她很钦佩李锐,两人已经相爱。光未然回信祝福范元甄:“在那许多勇于逐鹿中原的人中间,你选择了他,当然是不会错的。”范元甄在写给李锐的信中坦陈:“在一个可爱的男孩子面前,对果(李锐昵称——笔者)的思念就会被挑起。也许因为他正是可爱而为我所爱,又最恰合的男孩子吧。”
由于行踪不定,聚少离多,李锐利用赴重庆开会之机,和范元甄匆匆结婚。那年他22岁,小范18岁。婚礼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举行。所谓婚礼,只是***给两人拍了若干照片,大家吃了顿便饭而已,并没有举行正式的仪式。当时***(并***)在苏联治疗臂伤,新婚的洞房,便是***夫妇的卧室,婚床即周、邓的睡榻。
1939年底,李锐和范元甄双双去了延安。
***回到重庆后,责问为什么把小范调走了?得知是博古(南方局组织部长)决定的,小范到延安后进的不是抗大、女大,而是中共最高学府马列学院(其中女同志较少),便没再说什么。在延安期间,小范曾收到***关怀和勉励她的一封长信。她一直珍藏到-晚年,上交组织。
抗战中的延安,男女比例约为181。李锐和范元甄郎才郎貌,女才女貌,一个金童,一个玉女,人人艳羡。李锐在闲谈中对笔者讲过:“那时候,范元甄比我有名,是所谓‘四大美女’之一。最出风头的一次,是中央举办一场关于宪政问题的辩论比赛,范元甄代表马列学院扮演***的代表,抗大学员为***的代表。结果,小范把***一方的代表给辩倒了。这事成为笑谈,传了很久。”
还有一个例子,说明范元甄卓尔不群。有次她走在清凉山的小路上,正好碰上毛***带着警卫员下山。毛闪到一边说:“小范同志你先走。”范元甄非常惊讶:***怎么知道自己?还有一次,她在窑洞前纺线,突然发现纺车前面出现一双大脚。抬头一看,毛***正微笑着看她纺线。***怎么认识她,知道她是小范?她一直没搞清楚。
在马列学院学习一年多,范元甄调入中央政策研究室(相当于中共中央的“翰林院”),***是主任,副主任***负责实际工作。20岁的小范,在研究室国际组工作。
1943年4月1日,时任《解放日报》评论编辑的李锐,在“抢救运动”中突然被保安处逮捕。范元甄自然不肯相信夫君是什么特务,她在两天后的日记中写道:“看是什么王八蛋捣的鬼吧。”20天后,她又动摇了:“在所谓感情上,我真是对他毫无留恋了。
……整风以来,即使不是敌人的问题,我已不能满意于他,满意于他之对我。”“除了一个党员与反革命之间的关系外,再没有一点私人关系。”可是,5月9日凌晨小范却又做了个梦:“说是他回到报馆,他并没有问题,误会都弄清楚了。
还有博(《解放日报》社长博古——笔者)讲了些话。”就在思想反复之际,老邓表态了:“小范在小事上比谁都聪明,大事上比谁都糊涂。”范元甄对此“觉得亲切,意味着对我的爱护的责备”(43.5.10日记——指1943年5月10日日记,下同)。此后,老邓在小范的日记中频频出现。
老邓即邓力群,政治研究室指派“抢救”范元甄的干部。当时运动的逻辑是:既然李锐是特务,那么妻子多半是同伙。范元甄日记称:“我在梦中!人们都以为我是特务。只要我说出怎么加入的,就赦免我。……我真盼望我曾是加入过特务机关的。
”小范没有李锐那么坚强、刚毅,她心里灰溜溜的,有点破罐子破摔的情绪。她在43.5.23日记中坦露:“昨晚他们跳舞,起初我没跳(昨天例假第三天),后跳了几次。都没有上次那样高兴。烦,我又有点不想管束我自己了。这是很危险的。”其所指,很可能是她同邓力群的关系——她已经被邓“抢救”到自己的床上。
1944年春,范元甄“为了改剧本,与恩来同志长谈了一次。有一点新的感觉:党看问题并不像研究室个别同志那样简单幼稚的。一席话,使我发觉,反特斗争以来,连我自己也把事情太简单化了,仿佛什么都是特务、特务。”(44.3.15日记)
这年6月,经***亲自干预,李锐平反出狱。此前,博古专门找范元甄谈话,嘱咐她千万不要把她同邓力群的事告诉李锐,以免再度打击他。可李锐放出来当天晚上,范还是如实讲了,说她敬佩邓力群,崇拜他的学识和能力,两人是属真诚相爱。李锐听完,当即走出窑洞,决然和范元甄离婚,并为此大病一场,在医院中抢救。
邓力群当时有老婆孩子,他和小范如此胆大妄为(同床时曾先后被他妻子和***撞见),影响极坏。鉴此,***主持中央直属机关学委(整风中成立的学习委员会,总学委负责人为***)大会,连续五天对邓、范两人进行批判。
***严肃指出:“在审干中发生这种挖墙脚就会影响到对党的政策的怀疑,甚至刺激起对党感情的决裂。”“从这次事情的责任说来,双方是一样的。之所以特别着重责备一方(指邓——笔者),是因为他在这件事上犯了政治上、思想上的错误。”其根源,是“狂妄的个人主义”。
批判会后,范元甄被下放到延安周边一个乡当文书。不想邓力群竟追到那里,冒充丈夫,与范同居一周。用当今的话讲,是属“顶风作案”(此事系范元甄在悔疚中告诉李锐的,***等领导人始终不知)。
“挖墙脚”一事,无疑成了延安一大丑闻。范元甄名声扫地,从昔日的一朵花变成了“豆腐渣”,精神一下子垮了。她把***在批判大会上的长篇总结发言认真誊抄一份,交给李锐,表示忏悔,同时提出复婚要求。李锐骨头很硬,但心肠甚软。当时黄乃(黄兴之子)和刘祖春(解放后曾任中宣部副部长)等挚友都劝止李锐,可在蔡畅等人的说和下,两人还是于一年后复婚。
2011年一个春日,笔者去看望李锐。李把范元甄誊写的***发言原件拿出来,给我和他外甥看。60多年前的蝇头小楷,甚是娟秀工整,透着范的才气和自疚。李锐感慨地说:“扪心自问,我这一生没做过对不起人的事,也没犯过什么错误。
”他外甥脱口说:“你和范元甄复婚,就是最大的错误。”我亦表示同感,进而问李锐:“你那时候干嘛要复婚哪?”他说:“当时我想,我离了她,我好办,找个什么样的都有条件。可是她怎么办?臭成那样,谁还要她?”
在阅读李锐和范元甄数十年日记、书信的过程中,本人有个深刻的印象:李锐总是迁就范元甄,让着她,宠着她。即使是复婚之后的头几年,范也常常对李使性子,发脾气,仿佛出轨、受批判的不是她,而是夫君。我问过李锐:这是为什么?李说:“到延安后,她早(流)产一次,还堕过两次胎;再后,生了三个孩子。这些,都影响了她聪明才智的发挥,所以我总觉得亏欠了她,对不起她,也就总让着她。”
1949年在北京时,周总理去医院探视张西曼教授,听说小范也在这里住院,便特意去病房看望了她,一时引起轰动。1952年到北京以后,30出头的范元甄,便担任了三机部(后为航天工业部)重点军工厂——青云仪器厂的总工程师,名位显赫。
正当姹紫嫣红之际,不料一场暴风雨兜头而至——李锐在庐山会议中逆鳞惹祸,牵连到她。常言道:“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如此男女,当属薄情寡义的少数。范元甄走得更远:她竭尽全力揭发李锐,把“***”中李锐议论***的私房话全端了出来,必置夫君于死地,以求得自身的解脱。结果导致李锐被开除党籍(这场反右倾运动中,只有李锐被开除出党),劳改,坐牢,20年不得翻身。
李锐罢官后,田家英给他打电话,有这样一句:“我们是道义之交”。范元甄听到后马上举报,致使李锐家中的电话被拆除,田家英挨整。水电部部长刘澜波对李锐比较同情、关护,曾抚慰他:“留得青山在,续受委屈吧。”范元甄认为刘与李划不清界限,亦向上揭发。
这一切举动,并没能保住她的官位。李锐的秘书在清理李办公室的东西时,发现抽屉深处有范元甄写给李的一封信,其中有质疑粮食放卫星等当时犯忌的内容。该秘书没有揭发李锐一个字,但愤不过范对丈夫落井下石,于是主动将此信交给组织。为此,范总工程师同样受到查处,被贬为热处理车间炉前工。
庐山会议后,水电部揪出一个“李锐反党集团”,一百多人受到株连。李锐白天在部里接受批斗,晚上回家挨范元甄批斗——无止无休的高声责骂。
李锐于1960年5月流放北大荒劳改,在这之前,范便提出分手。李锐1960.2.7日记载:“晨,范正式冷静提出离婚问题。经济安排等均谈到,置我于困境,类扫地出门。过去之恶吵,全由政治也。”1960.2.10日记:“因抽出存款4300+1100,留条,引起大吵,并大出拳掌!
我前世何孽!”1960.2.11日记:“手中无一文。为理发,取走彼袋中款,又大吵谩骂一顿,并将孩子叫来……”1960.3.7日记:“昨天晚上发展到爆炸程度。……结果高举钳子,以门代人泄忿,将我的房门打个大窟窿。”
由于田家英找***援助,1961年11月20日,差点饿死的李锐得以从北大荒回到北京。没等他缓过神来,范元甄即于11月31日逼他同到法院办理了离婚手续。此前,她把李锐从北大荒寄给她的讲“***”真实情况的信,全部上交组织,以示大义灭亲。李锐1961.11.30日记吟诗慨叹:“世事当今正反闻,亲人终竟变仇人。为避边寒返都日,一台压轴办离婚。”
离异后,李锐住进一个小单间,后搬到另一栋楼里,自己单独起伙,保姆蔡嫂有时偷偷给他送些饭菜。没有搬出前,范元甄经常打上门来。李锐1961.12.3日记:“又大发作,要强撵我出屋,守住将窗户打开(知我疾咳嗽多日也)。
最后一招是将被窝、什物掷之窗外。出手一拦,则出泼皮撒赖:‘你还打人’。于是我眼鼻之间被抓破,又手持菜刀破门而入,幸蔡嫂死命抱住,否则是要大流血的。好在这些都有精神准备,并非意外之击,还破口骂刘(指水电部部长刘澜波——笔者)。
此人实令人心死。抱小妹一阵,心痛之至。”1961.12.6日记:“晚上又大发作:为何回来不检讨,无歉意。从此屋到彼屋,马上滚蛋。今天痰咳转重,有气喘之势。只有拼命应付,穿上大衣,戴上口罩,全副武装也。
直僵持到夜三点。”1961.12.18日记:“六点即从床上叫去,要清算这二十年。沉默是不行的,道歉更不行,认错是空洞,必要一件件谈,真正沉痛。……呜呼!当然就不能再给饭吃了。
我宁肯饿死,也不能再受此训凌。拿到4.5斤粮票,总还有饭馆。但就是怕,不吃饭仍不得安静。我生何孽!”搬出去后,仍有感叹:1962.2.13日记:“此人之反复任性,人类之空前绝后。”1962.9.8日记:“夜听《茶花女》话剧(演员水平不高)。小仲马留给人类这样崇高的灵魂,美丽的悲剧。马格里特死前终于还能见到悔悟的阿芒,还得到公平。呵!我是——夜半不能寐,服药独伤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