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和蒋英的爱情故事
钱学森和夫人蒋英的结合,一个大科学家,一个音乐家;真可谓是天造地配的一对。在1947年的旧历七月初七这个中国情人节,钱学森向蒋英求婚,两人从此携手走过62年风雨。
要谈钱学森和蒋英的爱情故事,得从他们的父辈谈起。
蒋英的父亲蒋百里,是民国时期著名军事理论家,陆军上将,也是著名文化学者,他著述宏富,以“兵学泰斗”驰名于世。
蒋百里与钱学森之父钱均夫早年都就读于浙江杭州求是书院(现浙江大学前身),18岁那年,两人又以文字互契而结为好友,分别于1901年和1902年留学日本数年,一个学军事,一个学教育,回国后均居北京。因此,蒋、钱两家关系甚密。
蒋英生于1902年9月,她是蒋百里四个女儿中最美最聪明的一个,只有一个独生子的钱均夫仗着同蒋百里的特殊关系,直截了当地提出来,要五岁的蒋英到钱家做他的闺女。
蒋英从蒋家过继到钱家是非常正式的,蒋钱两家请了亲朋好友,办了几桌酒席,然后蒋英便和从小带她的奶妈一起住到了钱家。在蒋钱两家的一次聚会中,钱学森和蒋英当着他们的父母,唱起了《燕双飞》,唱得那样自然、和谐,四位大人都高兴地笑了。蒋百里忽然明白了什么:“噢,你钱均夫要我的女儿,恐怕不只是缺个闺女吧?”
其实,蒋百里也十分喜欢钱学森,他多次对钱均夫说:“咱的学森,是个天才,好好培养,可以成为中国的爱迪生。”
钱学森和蒋英更没想到,儿时的一曲《燕双飞》,竟然成为他们日后结为伉俪的预言,也成了他们偕行***的真实写照。
晚年的蒋英回忆起那段经历时说:“过了一段时间,我爸爸妈妈醒悟过来了,更加舍不得我,跟钱家说想把老三要回来。再说,我自己在他们家也觉得闷,我们家多热闹哇!钱学森妈妈答应放我回去,但得做个交易:你们这个老三,长大了,是我干女儿,将来得给我当儿媳妇。后来我管钱学森父母叫干爹干妈,管钱学森叫干哥。我读中学时,他来看我,跟同学介绍,是我干哥,我还觉得挺别扭。那时我已是大姑娘了,记得给他弹过琴。后来他去美国,我去德国,来往就断了。”
曾有记者在采访蒋英时,问起她与钱学森结合的经过——
记者:“看来你俩的结合是双方家长的意思啦?”
蒋英:“我父亲倒是有些想法。他到美国考察还专门到钱学森就读的学校,把我的照片给他。”
记者:“你们俩之间谁先挑明的?”
蒋英:“是他。他说:‘你跟我去美国吧!’我说:‘为什么要跟你去美国?我还要一个人呆一阵,咱们还是先通通信吧!’他反复就那一句话:‘不行,现在就走’。没说两句,我就投降了。我妹妹知道后对我说:‘姐,你真嫁他,你不会幸福的。’我妹在美国和钱学森一个城市,她讲了钱学森在美国的故事:赵元任给他介绍了一个女朋友,让他把这位小姐接到赵家,结果他把人家小姐给丢了。赵元任说:‘给他介绍朋友真难。’”
记者:“您当时怎么想?”
蒋英:“我从心里佩服他。他那时很出名,才36岁就是正教授,很多人都敬仰他。我当时认为有学问的人是好人。”
1947年桂子飘香的季节,钱学森与蒋英在上海喜结鸾俦。此时蒋英已是个才华横溢的音乐家,钱学森则是学识超群的科学家。
这年9月26日,钱学森与蒋英赴美国波士顿。他们先在坎布里奇麻省理工学院附近租了一座旧楼房,算是安家了。新家陈设很简朴。二楼一间狭小的书房,同时也是钱学森的工作室。起居间里摆了一架黑色大三角钢琴,为这个家平添了几分典雅气氛。这架钢琴是钱学森送给新婚妻子的礼物。
蒋英长期在德国学音乐,来到美国后,一时英语还不能过关。钱学森就抽空教她学英语,还不时用英语说一些俏皮话,逗得蒋英咯咯地笑。蒋英为了尽快地掌握英语,把几首德语歌曲翻译成英语,经常哼唱。因此,从这座小楼里时常传出笑语歌声。
钱学森的恩师冯·卡门教授谈到钱学森的婚姻时,也显得异常兴奋:“钱现在变了一个人,英真是个可爱的姑娘,钱完全被她迷住了。”几年后,美国专栏作家密尔顿·维奥斯特在《钱博士的苦茶》一文中说:“钱和蒋英是愉快的一对儿。作为父亲,钱参加家长、教员联合会的会议,为托儿所修理破玩具,他很乐于尽这些责任。钱的一家在他们的大房子里过得非常有乐趣。钱的许多老同事对于那些夜晚都有亲切的回忆。钱兴致勃勃地做了一桌中国菜,而蒋英虽也忙了一天来准备这些饭菜,却毫不居功地坐在他的旁边。但蒋英并不受她丈夫的管束,她总是讥笑他自以为是的脾性。与钱不一样,她喜欢与这个碰一杯,与那个干一杯。”
蒋英来到美国的头几年,钱学森去美国各地讲学或参观的机会比较多,每次外出他总忘不了买一些妻子喜欢的礼品,特别是各种新的音乐唱片。在他们家中,各种豪华版经典的钢琴独奏曲、协奏曲,应有尽有。多年之后,当蒋英忆及往事,依然回味无穷地说:“那个时候,我们都喜欢哲理性强的音乐作品。学森还喜欢美术,水彩画也画得相当出色。因此,我们常常一起去听音乐,看美展。我们的业余生活始终充满着艺术气息。不知为什么,我喜欢的他也喜欢……”
1950年8月23日,钱学森和蒋英买好了回国的机票,办好了行李托运及回国的一切手续,并和美国的亲友一一作了告别。但就在这时,美国当局突然通知钱学森不得离开美国,理由是说他的行李中携有同美国国防有关的“绝密”文件。半个月后几名警务人员突然闯进了钱学森的家,说钱学森是***,非法逮捕了他。钱学森被送往特米那岛,关押在这个岛的一个拘留所里。9月22日,美国当局命钱学森交出1.5万美元后,才让他保释出狱。但他仍要听候传讯,不能离开洛杉矶。
经过半个月的折磨,钱学森的身心受到严重伤害,体重整整减少了30磅。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特务时不时闯入家门搜查、威胁、恫吓,他们的信件受到严密的检查,连电话也受到了窃听。这时,蒋英像一名忠诚的卫士护卫着钱学森,想方法把惊吓留给自己。
整整五年的软禁生活,并没有减损钱学森和蒋英夫妇回国的决心。在这段阴暗的日子里,钱学森常常吹一支竹笛,蒋英则弹一把吉他,共同演奏17世纪的古典室内音乐,以排解寂寞与烦闷。虽说竹笛和吉他所产生的音响并不和谐,但这是钱学森夫妇情感的共鸣。为了能随时回国,当然也为躲避美国特务的监视与捣乱,他们租住的房子都只签一年合同,五年之中竟搬了五次家。蒋英回忆那段生活时说:“为了不使钱学森和孩子们发生意外,也不敢雇用保姆。一切家庭事务,包括照料孩子、买菜烧饭,都由我自己动手。那时候,完全没有条件考虑自己在音乐方面的钻研了,只是为了不致荒废所学,仍然在家里坚持声乐方面的锻炼而已。”
在蒋英和亲朋好友的关怀劝慰下,含冤忍怒的钱学森很快用意志战胜了自己,他安下心来,开始埋头著述。一册《工程控制论》和一册《物理力学讲义》,便是蒋英与钱学森贫贱不弃,生死相依的笃爱深情的结晶。
在***总理亲自过问下,1955年10月8日,钱学森和蒋英带着他们六岁的儿子永刚、五岁的女儿永真,回到了日夜思念的祖国。回国后,蒋英的艺术才华又焕发出来了,她最初在中央实验歌剧院担任艺术指导和独唱演员,后来到中央音乐学院任歌剧系主任、教授。
蒋英非常热爱自己的事业,非常热心音乐教育工作。20世纪50年代初磁带式录音机还未问世,蒋英和钱学森从美国带回来的惟一的奢侈品就是一台钢丝录音机。蒋英便把它拿去用于教学工作,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整个70年代,我国每次发射导弹、核导弹和人造卫星等,钱学森都要亲临第一线,在基地一蹲就是十天半月,甚至一个月。当时保密要求十分严格,钱学森出差在哪里,干什么,从来不对家人讲。有一次蒋英在家里一个多月都得不到丈夫的音讯,她不得不找到国防部五院询问:“钱学森干什么去了,这么长时间渺无声息,他还要不要这个家了?”五院的同志和颜悦色地告诉她:“钱院长在外地出差,他平安无恙,只是工作太忙,暂时还回不来,请您放心。”蒋英听了心里有数了,具体事情也不再多问了。
有人曾请教过这样一个问题:你俩一个在科学上、一个在艺术上都达到高峰,共同生活了五十多年,这科学和艺术是怎样相互影响的呢?钱学森对这个问题作了明确的阐述:“蒋英是女高音歌唱家,而且是专门唱最深刻的德国古典艺术歌曲的。正是她给我介绍了这些音乐艺术,这些艺术里所包含的诗情画意和对于人生的深刻理解,使我丰富了对世界的认识,学会了艺术的广阔思维方法。或者说,正因为我受到这些艺术方面的熏陶,所以我才能够避免死心眼,避免机械唯物论,想问题能够更宽一点、活一点,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也要感谢我的爱人蒋英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