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崔琦的故事
交流,同时对物理所的研究工作进行指导和评估。崔琦教授非常愉快地接受了这一荣誉,并表示今后会更加关心物理所的发展,为培养一批杰出的中国青年物理人才尽更大努力。
崔琦院士是继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李远哲、朱棣文之后的第六位华裔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从一个普通中国农民的儿子奋斗成长为摘取世界科学殿堂最高荣誉桂冠的科学家,是中国人民的骄傲,也是全体华人的骄傲。下面讲述的就是有关他的故事。
1939年的中国,满目疮痍,哀鸿遍野,位于中原大地的河南宝丰县更是民不聊生。就在这一年的2月28日,崔琦出生在范庄一间用砖石和土坯建造的农舍里。
崔琦排行老四,上面有三个姐姐:崔颖(后改名慧秋)、崔珂、崔璐。崔琦的父亲是一个耿直方正、不爱言语的老实巴交的农民,母亲王双贤虽然目不识丁,但却深明事理,为人和善,是远近有名的贤妻良母。
崔琦出生时母亲已41岁,父亲45岁。那时的人崇奉的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而崔琦的父亲崔长生又是崔氏家族中的老大,所以老年得子给崔家人带来了无尽的喜悦。即便如此,母亲也没娇惯这惟一的儿子,崔琦稍大一点就帮家里干活。农忙时他帮父亲在田里施肥、锄地、浇水;农闲时他给家里的牛、毛驴割草,再不就是到附近小树林里捡柴火。母亲深知,人必须能吃苦、爱劳动才行,否则长大就会养成好吃懒做的毛病。
崔家的家规严,在当地是出了名的。崔琦7岁那年的夏天,村里一位老太太听说崔琦和另外几个孩子偷了她地里的甜瓜,便在王双贤跟前告了他一状。母亲听了生气地问:“驴儿(崔琦的小名),你偷人家的瓜啦?”崔琦看了一眼告状的老太太没搭腔。
母亲说:“去,院里跪着!”崔琦便顺从地直直跪在那儿。跪了好一阵,一位邻居来串门,证实崔琦并没有偷瓜,是那家认错人了,王双贤这才喊儿子站起来。母亲心痛地问他刚才为什么不辩解,崔琦喃喃地说:“当时您正在气头上,大娘又在旁边,说了也没有用。再说那时俺毕竟跟几个偷瓜的娃儿在一起,即使没偷也说不清楚,就想干脆认了算了,省得惹您生气。”母亲一把把儿子搂到怀里,眼里淌下了热泪……
1949年,崔琦从新玉镇(该镇解放后撤销)高皇庙小学毕业。由于当地没有中学,他便辍学在家,一边帮助父母干农活,一边在范寨小学当代课教师,还时不时帮村里写写材料。一次村里丈量土地,村长叫他去帮忙。别人都是量一下记一下,可崔琦是只看不记,量地的人喊:“琦,你记了没有?”崔琦说:“你只管量吧,俺心里搁着呢。
”等几块地量完了,各块地的亩数他一一准确地报了出来。听说这事后,村里的老会计不信,专门找了一块近似于三角形的“一杆旗”地让他算。等各个边的数据刚量出,崔琦就说出了这块地的亩数。那位老会计反复算了多遍,与崔琦报的亩数分毫不差,不禁竖起大拇指赞叹道:“这个娃今后肯定有出息。”
为了儿子的长远前途,1951年王双贤毅然决定让12岁的崔琦投靠于前两年去香港的两个姐姐以完成学业。临行的前几天,母亲一针一线地为儿子赶做了一件黑棉袄、一条蓝棉裤、两身内衣和几双鞋袜。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分别,竟是永诀。
崔琦到香港后,面临的最大困难是语言关,一要学说广东话,二要学习英文。三姐便让他先在荃湾小学重读六年级。刚开始时,因为语言交流困难及生活拮据等原因,崔琦异常孤独、苦闷,强烈思念在家乡的父母亲,两次写信给母亲要求回老家。母亲收到信后,通过别人告诉崔琦不要想家,好好读书求学才是对父母亲最大的安慰。渐渐地崔琦的一颗浮动的心才平静下来。
经过一年的刻苦学习,崔琦考上了香港培正中学。该校是当时即已有近百年历史的广州培正中学的分校,教学质量堪称一流。著名的美籍华裔数学家丘成桐、萧荫堂,香港科技大学校长吴家玮等都毕业于该校。正是在这里崔琦打下了坚实的知识基础。
当时崔琦与三姐一起住在九龙新界沙田,学校位于何文田,虽然不算太远,但也有好几站路的距离。为了节省车费,除下大雨、刮台风外,他都坚持步行上学。中午常常是只干啃两个面包,从不舍得买饮料喝。即使是这样省吃俭用,两个姐姐支付他的生活费已觉吃力,再支付昂贵的学费实难承受,解决学费问题成了头等大事。
崔琦知道,自己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靠加倍的努力学习,争取年年拿到奖学金。功夫不负有心人,崔琦在培正中学的6年时间里,每年学习成绩都名列全年级160多位同学的前茅,每年都能获得奖学金。再加上每年老师都给予他“家境清贫,学费减免”的评语,他的学费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崔琦虽然为人谦虚、憨厚,但当时毕竟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因而也有顽皮的一面。上初中二年级时,他最喜欢偷偷给老师起“花名”(即外号)。他与一个叫王世荣的同学一起几乎给每个教过他们的老师都起了“花名”——管历史老师叫“木头”,管化学老师叫“H2O”……以至于1999年崔琦重返阔别40年的母校,与王世荣相见,两人提及历史老师时只记得他的“花名”,而一时竟想不起他的本名。
最能显现崔琦顽皮的一件事是他去荃湾荔枝园偷荔枝。
那是崔琦读初三时的三月末。上午下课后,他和几个同学潜入离学校不远的荔枝园,趁园主宋伯正在睡午觉,摘了满满几大书包的荔枝。正当他们摘得兴高采烈的时候,宋伯醒来发现了他们,吓得他们掉头就跑,其中一个同学还把书包给跑掉了……
1957年夏天,崔琦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中学学业。翌年获得美国伊利诺伊斯州奥古斯塔纳学院的全额奖学金,赴美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活。那时全校只有他一名华裔学生,但此时的崔琦已养就了沉稳、坚韧的性格,他勤奋学习,努力向上,各科成绩均为A。
就是在这里他认识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挪威裔美国学生琳达。1961年崔琦从学院毕业后,为了进一步深造,几乎没有任何犹疑,就选择了芝加哥大学作为自己的下一个人生阶梯,因为杨振宁和李政道都是芝加哥大学的毕业生。在芝加哥大学崔琦荣幸地成为史达克教授的弟子。史达克教授风趣的物理教学以及物理本身广博的奥妙,使崔琦对物理学着了迷,从此他在物理学这个广阔的领域里一直孜孜不倦地耕耘不辍。
在大学里,崔琦是个体育、文娱活跃分子。他矫健的身影经常出现在篮球场上,他还拿过泳赛的名次;在学校组织的联欢会上,他表演过独唱,并担任过乐队的指挥。有同学特意为崔琦填词写照:“六尺身材堪谓高,天赋英聪功课好,兼长国英数,日常小事却糊涂,五毫当一毫。写字时笔墨飞舞,笔迹字体犹如乱草,指挥音乐,南拳北腿如比武,歌声动人,姿势美妙够风度……”
说来是缘分,琳达这时也考入了芝加哥大学。两人的再次重逢,崔琦横溢的才华,终于使身高近一米七的琳达坠入爱河,并很快与崔琦结为丝萝。
1982年崔琦辞去贝尔实验室的工作,到名列美国最佳大学榜首的普林斯顿大学任教,他的家就安置在离学校不远的小镇上。
在家里,崔琦既是好丈夫也是好父亲。他与琳达结婚四十来年,虽说不上每天举案齐眉,但从未红过脸吵过架,而且对爱妻言出必听,百依百顺。1984年盛夏,崔琦携琳达来中国,到笔者家中小坐。笔者的爱人用冰镇西瓜招待他们。
由于西瓜太大,我们四个人怎么努力吃,也还是剩下两块吃不下了。崔琦刚要站起身来去擦手,琳达示意他一定要把剩下的两块瓜吃完。崔琦说实在太撑了,不吃了。琳达却执意让他吃,并连连说,don'twaste(不要浪费)!在我们的一片笑声中,崔琦硬是把那两块西瓜都吃了。边吃还边调侃道:“我在家里向来都是服从命令的。”
崔琦有两个女儿,大的叫大熙,小的叫大可。他对她们的教育可谓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为———教她们做人的道理和原则,即要有信心、有爱心、有理想;有所不为———不干涉她们的趣向、志愿和爱好。但有一点崔琦对两个女儿的要求是坚决的:必须学习汉语,会讲简单的中国话。为此,大女儿在哈佛大学学习艺术史期间曾到武汉大学留学一年,小女儿就读医学院时利用暑假在北京语言学院汉语进修班学习了两个月。
崔琦年轻时兴趣广泛,随着年龄的增大,加之心脏不太好,每天工作之余就是散散步,有时打打太极拳,然后就是捧上厚厚一沓报纸,饶有兴趣地浏览,不论是政治、科技、教育,还是经济、艺术、体育,都不放过。边看还喜欢边听音乐。
崔琦在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风趣地说:“我什么新闻都喜欢看,什么音乐都喜欢听,却不见得都看得懂听得懂。”也许正是因为他广泛的兴趣和宽阔的知识面,才使他思维活跃,新念头像是永无止境。而这正是一位能作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所必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