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知常说水浒 潘知常:《三国》、《水浒》贻害中国(下)
那么,《三国》、《水浒》究竟是怎样贻害中国的呢?
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如果要正面讨论,那只有请你们去看我的《谁劫持了我们的美感——潘知常揭秘四大奇书》。在这里,我想就简单地以三句话来概括我的想法。
第一句, “使人不成其为人”。
任何一部文学作品,其实都难以避免会存在历史的局限性,会存在不足,但是,在一个根本问题上却不允许出现任何的偏差。这就是:它必须是使人向善的,它必须是呵护人的尊严的,它必须是和“人的自由生存”同步向前的。全世界没有哪本经典是因为践踏人性而成为经典的,西方从荷马史诗开始没有一本书是因为无视人类的尊严践踏人性的尊严而成为名著的,而我们在《三国》和《水浒》里看到的却恰恰不是人类尊严,岂只是人类尊严,我们连“人”都没有看见。
在《三国》和《水浒》里我们看到的是“人荒”。凡是呵护人的尊严的就是被它践踏的,凡是践踏人的尊严的就是被它保护的。凡是推动人类向上的就是被它批评的,凡是阻碍人类向上的就是被它表扬的。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这叫“使人不成其为人”。
我给大家举几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三国演义》对分裂的歌颂无论如何也是说不过去的。中国老百姓早就用“孟姜女哭长城”的方式发出了自己最最悲痛的历史吼声,因为任何一次战争灾难带来的都是历史的“抢椅子”的游戏。
几个人一把椅子,然后曹操抢、诸葛亮抢、孙权抢。对不对?你们每个人都玩过“抢椅子”的游戏吧,抢到最后一个人,它坐到椅子上了,于是这个国家就是他的了。这就是中国的历史,这就是中国2132年的发展史,假如说你连这个基本的判断都没有,反正“有奶就是娘”,谁有权谁就为大,谁能够占山谁就为王,成者就是为王,败者则是为冦,那历史就会不成其为历史了。
况且,你们都知道,“三国”那种大幅度的战乱,完全是因为曹操、诸葛亮这些人想乱中夺权、乱中取胜的结果。
而他们的“乱中夺权、乱中取胜”导致了中国的多少年的战乱呢?96年。而“三国归晋”以后,又出现多少年的战乱呢?我们以为以后就是一马平川了,就是盛世了,其实一天都没有过。
又乱了将近300年。当我们写《三国演义》的时候,我们能无视360年的战乱,能无视360年间人民的生灵涂炭。而去歌颂那几个发动战乱的人吗?我们怎么能够歌颂得出口呢?再比如刘阿斗,他坏在什么地方呢?我没有看出来。
刘阿斗为什么投降呢?他自己说的很清楚,我不能因为我一个人顽抗到底而再导致蜀国人民的生灵涂炭,他不是说得很清楚吗?刘阿斗这个选择是有益于蜀国的90万人民的。非得血战到底吗?不是这样吧?!
再如《水浒》,举一个《谁劫持了我们的美感——潘知常揭秘四大奇书》里面举的例子吧,我们知道,一个民族要向前向上,应该提倡的是“流汗”而不是“流血”,也就是说,从美学的角度,从推动历史的角度,我们永远要歌颂那个踏踏实实“流汗”的劳动者,我们什么时候都不能歌颂那些打家劫舍的强盗。
全世界的作品不都是这样写的吗?但是《水浒》很奇怪,例如,武大郎是好人还是坏人?武大郎每天汗珠摔八瓣,上帝什么都没有给他,连身材、个子都没有给他,但是他还是老老实实地勤劳致富,他不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希望吗?难道他弟弟那样的天下第一杀手才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希望?武大郎是“流汗”的,但是他竟然不如武二郎的“流血”。
这就反映了我们民族的一夜暴富的心态。
看见“月黑”就想“杀人”,看见“风高”就想“放火”。而且,说是“逼上梁山”,其实真正被“逼”上去的只有两个,林冲和武松,其它的人?呵呵,都是“不逼也上”啊,而且还善于惨无人道地把别人“逼”上去。
再看一个例子,你们说,是《水浒》梁山符合人性的发展,还是史家庄、祝家庄、扈家庄符合人性的发展呢?我们永远要说是史家庄,祝家庄、扈家庄的发展符合人性的发展。他们是老老实实的劳动者,他们是一个最简单的也是最真实的中国社会的细胞。如果我们中国社会没有了这样的细胞,都是水浒梁山这样的杀人越货者,那我们还抢谁杀谁呢?所以我说,《三国》、《水浒》的第一个缺点,就是使人不成其为人。
第二个,使美不成其为美。
我不能不说,,在《三国》、《水浒》里,我们看到的美学评价基本上都是扭曲的,美的东西它不说是美的,丑的东西它不说是丑的,悲剧的东西它不说是它是悲剧的,喜剧的东西它不说是喜剧的,我们所看到的《三国》、《水浒》里里面的所有的美丑评价都是跟我们今天的健康、正常的美学感觉、人性感觉背道而驰的。
不信的话,你们自己去找找看,看看哪一个例子是符合我们今天的健康、正常的美学感觉、人性感觉的?他们杀那些女性可以说是美吗?他们到处抢东西可以说美吗?在我看来,尽管从写作技巧上《三国》、《水浒》确实是很有成就,但是在美学上却实在是乏善可陈。
我在报纸上看到,有一个居住在外国的华人少年,他父亲对他说,你要学好汉语,那么怎么学呢,干脆看看《三国》、《水浒》吧,可是这个少年看了一半的《水浒》就扔下了,他跟他老爸说,这书根本不能看,因为里面没有一个好人。
这种美学感觉真是令我震惊。它无疑是完全正确的。所以,鲁迅当时就意识到中国美学是“瞒和骗”的美学,这确实是很深刻的。但是我也觉得很遗憾,因为鲁迅没有能够找到一个有代表性的文本来加以说明。其实,“瞒和骗”的文本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是《三国》、《水浒》。
第三个,无爱的世界。
《三国》、《水浒》塑造的是一个无爱的世界。我经常想,人类的文学作品,不管你写的是好还是坏,但你都只能去面对两个东西,一个东西是去歌颂爱、歌颂光明、歌颂温暖、歌颂美。还有一个东西,当没有爱、没有光明、没有温暖、没有美的时候你应该告诉人类说现在没有爱、没有光明、没有温暖、没有美。
如果一个作家他不告诉我们这个,甚至恰恰相反,还要把不美的东西说成美的东西,把美的东西说成不美的东西,那这个作品就非常之糟糕。我觉得,《三国》、《水浒》就是一个这样的世界。
有一次做报告讲《三国》,我说我们在《三国》里可以学到无数政治技巧、战争阴谋、公共关系战略,但是,我们在《三国》的哪一个字、哪一个段落、哪一个标点符号里可以学到‘爱’呢?我还说,我在《三国》里只看到一个细节特别令我欣赏,什么细节呢?在《三国演义》的第七十七回,关公被杀后阴魂不散,到处喊冤说:“还我头来!
”可是在玉泉山却被普净和尚痛斥道:“今将军为吕蒙所害,大呼‘还我头来’,然则颜良、文丑、五关六将等众人之头,又将向谁索耶?”我觉得小说家如果统篇都这样说话,那就是一本好小说。
可惜我们在《三国》、《水浒》里却没有看到,而只是在个别细节里才偶尔看到。我们看到的到处都是砍脑袋像砍西瓜一样,如此等等,所以,我们在《三国》、《水浒》里看到的完全是一种被扭曲了的世界。
不妨与西方的两部名著比较一下。一个是《战争和平》。看看一个闻名全世界的大作家是怎么写战争的,你立刻就会知道《三国》的缺憾。就举两个小例子吧。小说里面有一个主人公叫安德烈,有一次,安德烈打仗负伤了,躺在野地里,这个时候托尔斯泰就写他抬头看见了一个美丽的天空。
他于是想到战争是没有意义的,而只有美才是有意义的。我就想,我们在《三国》里为什么就没有“安德烈的天空”呢?我们永远都是阴霾密布的天空。永远是曹操、诸葛亮的天空,再举个例子,在《战争与和平》里你仔细去看,它的所有的人物人性都是很正常的,他不会滥杀无辜,他不会徇私舞弊,他不会心怀诡计,他都是很正直的人,他人格都是很健全的。
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里面有一个知识分子彼埃尔,彼埃尔他不打仗,他也不懂得双方为什么要打仗。
作品在描写彼埃尔的时候,有一个少妇说了一句我看了以后非常喜欢的话,他说彼埃尔“是那么干净,光彩,新鲜,就好像刚从浴室出来似的”。可是,在《三国》里我却看不到一个“那么干净,光彩,新鲜,就好像刚从浴室出来似的”的人。所有人都是双手沾满了鲜血。
还有一个,是《悲惨世界》。《悲惨世界》里主人公受的苦远远超过了《水浒》的任何一个人,冉阿让没有结婚,他替他姐姐养孩子,他姐姐有几个小孩?7个!有天晚上7个小孩嗷嗷待哺。他就说,不行了,我只有一个办法了,就是去抢。
于是他就跑到商场的门口一拳把玻璃打碎了,然后拿了面包回来给小孩吃,于是他被弄去坐牢。坐牢以后他的思维跟中国的《水浒》是一样的,就是特别恨这个社会。他说是这个社会逼我造反,这个社会没有好人,这个社会太坏太坏。
然后他就越狱,他跑一次被抓回来一次,跑一次被抓回来一次。直到最后他以多少年的牢狱之灾走出监狱的?你们一点还记得吧?19年。为了一个面包,他竟然坐了19年监狱。结果出来的时候他对自己说,我的心现在像地狱一样的黑暗,我出来以后就要复仇,这是不是李逵心态?这是不是武松心态?一样的吧?问题在于这种心态在西方作家的笔下却是被批评的。
雨果说有这个心态恰恰就造成了社会的动乱。雨果怎么去写呢?这个时候那个著名的大主教就出现了。
你们记得那个大主教吧,冉阿让跑到一个小城市,找了五家都没有地方住。他跑到这家,拿身份证一看,19年的犯人,肯定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了,人家说,不能住。跑到那家,也不给住。跑到最后一家,那有一个狗洞,他说算了吧,今天晚上我能不能在狗洞里跟狗住一夜,可是主人说你连狗都不如。
最后冉阿让就到了这个城市的十字街头。我们一定要注意这就是中国人不得不被“逼上梁山”的时候了,但是西方大作家比我们的施耐庵高就高在这儿。冉阿让到了城市的十字街头,问一个老太太,我到处找都没有地方给我住,我怎么办?老太太就问,你是不是把这个城市的所有门都敲了?他说我都敲了,老太太就指着教堂的门说:
那你就去敲那扇门。
于是,冉阿让就去敲那扇门。结果大主教一看见他来了,马上说,哎哟,你来了,太好了,我就等着你呢,快来吃饭,快来洗澡,就住在这儿吧,冉阿让就很吃惊,他说,你也不看我的身份证?你也不问我是谁?我告诉你我可是坐牢19年的惯犯。
大主教说,这些东西跟我没有关系,我只知道你是我的兄弟。只要你来,这里的一切就都是你的。这个冉阿让就想,哪有这种事啊,我认为这个社会就一片黑暗了,我就要去打家劫舍了,可是怎么还有好人呢?后来的故事你们都知道,冉阿让偷了大主教的烛台,结果,快出城的时候被公安局抓回来了,冉阿让就想,这回完了,我已经坐了19年,这一抓再判19年,这辈子就全交代了。
没想到大主教一看见他就迎过来了,说:兄弟,走的时候你怎么忘了?我不光送了你烛台,我还送了你一套银餐具啊。
就这一“送”,就把“爱”送给了他。冉阿让于是就知道了,这个社会尽管很黑暗,这个社会尽管给他带来无边的苦难,但是这个社会毕竟还有光明,而且,这光明和爱还是值得去追求的。
于是,他变成了一个好人。最后,冉阿让死的时候,他说他这一生是什么样的一生呢?爱的一生。而雨果说《悲惨世界》的主题是什么呢?爱的故事,或者说是爱的火炬的接力的故事。爱的接力棒从大主教的手里传到他的手里,从他的手里再传到他的养女的手里,这就是爱的故事。但我们在《水浒》里看到了这样的故事没有呢?根本没有!
顺便提一下,有时候给我毕业的学生题字,包括有时候有读者让我签名,我都会题:“常念一二”。我觉得中国的作家、包括中国的美学家就偏偏没有这样的精神,我们中国人经常说“不如意事常八九”,可是,也正是因此,你才要“常念一二”啊!
如果你是一个大作家、一个有人性的大作家,面对“不如意事常八九”,你就必须去“常念一二”。而我们中国的《三国》也好,《水浒》也好,就偏偏是不“常念一二”,他们都是把“不如意事常八九”太放大了,也都被“不如意事常八九”压倒了,往往导致仇恨之心、怨恨之心疯狂滋生,更往往导致对所置身的世界评价失衡。
想想直到上个世纪,我们也还是在文学作品中喋喋不休地利用人们的怨恨之心,还在不断地把苦难的渊源归结为“他人”,还在固执地认为只要打倒“他人”就一切都OK了。
20世纪文学中著名的刘文彩、黄世仁等“四大地主”的形象不就是这样地被炮制出笼的吗?但是我们看一看《战争和平》和《悲惨世界》,就会发现,它们却偏偏是“常念一二”,而且是永远“常念一二”!
这样看来,《三国》、《水浒》的贻害中国也就再清楚不过了吧?!
那么,《三国》、《水浒》又是怎样贻害中国的呢?
我认为,有三个方面特别值得注意。
第一,《三国》《水浒》反映中国文化的“无边落木”的腐朽、落后的一面比儒教要纯粹得多,也要“毒气冲天”得多。也就是说,我们在《三国》、《水浒》里看到的中国文化的不好的东西,比儒教里要更为充分。这一点,我希望你们务必要有充分的认识。为什么呢?这里我只能简单的跟你们做一个讨论,我们就讨论一个字吧,这就是:“仁”。
《论语》的关键辞是“仁”。我经常说,中国文化有很多优点,例如有四大发明,但是还是比不过只有一大发明的西方。西方只发明了一个东西就把中国“盖”过去了,这就是:爱。爱是力量,而且是最伟大的力量,这就是西方的发明。
这个东西的重要性,我们是直到今天才逐渐意识到。在这方面,李连杰是一个高人,有一次上海记者问他,最高明的武功是什么?最深刻的武功境界是什么?李连杰毫不犹豫地说,最高的武功是微笑,最深刻的武功境界是爱。
我顿时就觉得李连杰现在真是已经大彻大悟了。就凭他这两句话我觉得历史就应该要记住他。但是我也一定要跟大家说,在中国文化里实在是没有“爱”这个东西的。我们只有“仁”,但“仁”却不是“爱”。当我们在抽象的意义上讲“仁”的时候,可以说它是现代的博爱的意思,但是这跟孔子没有关系。狭义的孔子的“仁”里是没有博爱的含义的,孔子的“仁”讲的那个“爱”是“差别之爱”,但是“差别之爱”就已经不是“爱”了。
其实,孔子的“仁”讲的就是两个东西。一个是上下互敬,一个是左右互助。第一个是讲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什么叫上下关系呢?就是下要敬上,上要怜下,上对下要照顾,下对上要尊敬。第二个是讲的人际关系,在这方面,要互相照顾。
但是,我们知道孔子的这个“上下”和“左右”都是按关系远近来分的,而不是遵循的人人平等的原则。结果所导致的实际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谁的拳头大就以谁为主。在上下互敬的关系里,在中国永远有下敬上,但却永远没有上怜下,我们跟皇帝之间说起来要上下互敬,可是他敬你了吗?他可以随便地杀你的头啊。
那么,“翻烧饼”和“翻身”就是“爱”吗?那无非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或者多数人统治少数人的转换,这都不是爱,因为,爱必须是平等的啊。
再看左右关系。中国的左右关系讲的是一种吃小亏占大便宜的利益交换,而并不是讲的人人平等。左右之间为了在一个很狭小的生存空间生存,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你先放弃你的所得,然后逼着对方放弃对方的所得。
大家知道,中国有一个最精典的故事叫孔融让梨,很多中国人就是在这里面学到了为人处事的哲学的。为什么孔融要让梨呢?为什么中国人看见梨就想到要让,为什么西方人看到苹果却就发明了物理学呢?这不是很奇怪吗?我告诉你,一点都不奇怪。
中国人看到的梨象征着“利益”。因为在中国人看来,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就只有利益。我敬重皇帝,是因为皇帝能给我利益。我敬重我的朋友,是因为只有吃了小亏,我以后才能占大便宜。所以我一定要吃小梨,下一次他在把最大的给我,我就可以把便宜赚回来了。
所以,在上下关系里是讲的“奉献”。成者为王,败者为冦,在左右关系里是讲的“互换”。这里面都并没有真正的爱的成分,但是,我还要跟你们说,我觉得儒教对中国文化的正面推动作用要大于《三国》、《水浒》。为什么呢?因为儒教里毕竟有两个东西是对我们很有好处的。
要知道,从秦王朝以后,中国的政治是很糟糕的。但是中国的王朝却维续了2132年,为什么呢?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理由就是儒教的存在。因为有了儒教作为润滑剂,才使得一个个王朝能够存在下去。
具体来说,儒教的润滑作用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尽管在实际操作里面是上压迫下和左右之间只有彼此利益交换,但是从理论上儒教毕竟不承认是这样。从理论上它是坚持上下互敬和左右互助的,这无疑给社会以某种正面的力量。
还有一个方面是那些中国的脊梁——儒生,他们对于上下互敬和左右互助的呵护无疑是非常真诚的,也是令人感动的。于是,中国历史的残暴的一面就被极大地遮掩了。比如说西方古罗马时期就远比中国残暴,中国为什么不那么残暴而甚至有些温情脉脉呢?就是这样两个原因。
可是,儒教的没有爱的本质却在《三国》、《水浒》里被赤裸裸地表现了出来。你们都知道宋明理学吧?到了宋明理学,儒教就变得机械了,成了“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成了“存天理灭人欲”。也就是强势欺凌弱势,弱势则要无条件为强势“奉献”。
大家注意,五四新文化所批评的也正是宋明理学的儒教,而不是原始的儒教。而《三国》、《水浒》的糟糕之处也就在这里。具体来说,表现在两个问题上。一个问题是儒教讲是上下互敬,而宋明理学讲只要是在上面,就有权利欺压下面。
《三国》讲的是什么呢?是在下面的也有权利造反,去取代上面、打倒上面。所以曹操才说,天下惟有能者居之。曹操大彻大悟了,说有什么了不起,谁有权谁就大。《水浒》则是打破了左右互助的结构。
它把兄弟关系变成了结盟关系,变成了弱者对强者的绝对服从,变成了李逵武松对宋江的绝对服从。结果,到了《三国》、《水浒》里面,把坏的东西就都发挥到了极致,而《三国》、《水浒》跟宋明理学的区别在于:宋明理学是强势团体对儒教里的没有爱这一本质的发挥,而《三国》、《水浒》则是弱势群体对儒家学说里的没有爱这一本质的的发挥。
作为弱势的一方他应该怎么样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呢?《三国》、《水浒》就是教你这个的。
所以鲁迅说中国有两个时代,一个叫“当上了奴隶的时代”,一个叫“没当上奴隶的时代”。“当上了奴隶的时代”的形象教材就是《三国》,“没当上奴隶的时代”的形象教材就是《水浒》。李宗吾的例子更典型,他说他写《厚黑学》是受谁的启发呢?《三国》!曹操是心眼“黑”,刘备是脸皮“厚”。这就是中国“国丑”——“厚黑学”的来源啊。
第二,我希望大家还一定要看到,《三国》、《水浒》的贻害中国比儒教要大得多。大家知道,中国有几个文化传统呢?你们可能说就只有一个文化传统——儒家传统吧?错了,中国其实有两个文化传统,一个叫孔子传统,一个叫关公传统。
你看一看在全世界有华人的地方都有关帝庙,就会知道,尽管孔子传统是大传统,关公传统是小传统,但是,比较而言,我们必须说,大传统其实并不“大”,可是小传统也并不“小”。关公他的影响小吗?我现在问大家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天下土匪,哪一个土匪窝你最熟悉?肯定是梁山和威虎山对不对?你再填一个你最熟悉的朝代看看?大部分人肯定要填三国吧?我们尽管表面上并不追星,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在追星,我们都是诸葛亮的追星族,我们都是曹操的追星族。
我们也都是刘备的追星族,对不对?他们的为人处事,他们的思考方式,都已经潜入到我们的骨髓里了。所以我会经常感叹,吃什么饭就成什么人,看什么书也就成什么人。我们如果整天看《三国》、《水浒》,我们最后我们也就是《三国》、《水浒》中人。
再看一看中国历史,《三国》、《水浒》曾经是多少人的人生教材啊。比如李自成,他就是《水浒》的爱好者,罗汝才,也是《水浒》的爱好者,还有张献忠,张献忠你们该都知道,他把四川人基本上杀完了,四川人基本上没有了,后来的四川人都是内地移民过去的。而张献忠最推崇的也就是《水浒》.
第三,我们还必须注意到,《三国》和《水浒》贻害中国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的这种“贻害”是不容易被发现的。受儒教的影响毕竟还是在正式学习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还是有或多或少的防御能力的,但是我们在被《三国》、《水浒》贻害的时候,这个防御能力我们却是没有的。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三国》和《水浒》主要是是用来“听”的,而不是用来“看”的。每天耳闻目染地“听”,这个东西对人的杀伤力当然是巨大的,鲁迅笔下的阿Q并不识字对吧?可是他是怎么知道“悔不该,酒醉错斩了郑贤弟”的?他又是怎么知道“我手执刚鞭把你打”的呢?我给大家讲一个类似的有杀伤力的故事——狼外婆的故事吧?每一个人在幼儿园都听过狼外婆的故事。
可是在这个故事的背后,却是一个最简单的对比,熟人就是好人,生人就是坏蛋。
但是事实告诉我们,熟人里坏蛋也很多,生人里好人也很多,不是吗?在这个故事的背后,我们“听”来的是对于陌生环境与陌生人的莫名恐惧。再举一个例子,我给我的学生上课的时候经常批评“铁杵磨成针”的说法,我经常说这是最荒诞的学习方法。
很多老师经常教学生要“笨鸟先飞”,可我总跟我的学生说,你千万不要“先飞”,为什么呢?先飞只证明了一件事,你是“笨鸟”,对不对?为什么别人学习得很快乐,可以睡个懒觉,可以去吃喝玩乐,然后还飞得很好,可是只有你却“笨鸟先飞”呢?无非因为你是“笨鸟”啊,那么你为什么不让自己先变成一只不苯的鸟呢?“铁杵磨成针”就是“笨鸟先飞”的重演,试想一下,有什么必要把“铁杵磨成针”呢?你拿着铁杵到市场上去换针不就完了嘛?这样,我们看到,我们民族很多很多的思维的误区和价值的误区都是被这样一点一点的通过“听”而灌输给我们的。
《三国》、《水浒》也是这样。
它们是“听”来的,而‘听“的时候往往是最没有分辨能力的。我们在自觉不自觉地爱其所爱,仇其所仇,善其所善,恶其所恶。而且,有多少国人在青少年时期都是依靠《三国》、《水浒》充满了杀戮与阴谋的熏陶来完成自己的启蒙仪式的啊!一言以蔽之,我们就是在“听”中被《三国》、《水浒》“吃掉”的啊。这就是我们的“被吃”,何其痛哉!
各位,讲到这里,或许你们对我为什么要出版《谁劫持了我们的美感——潘知常揭秘四大奇书》已经有所了解了吧?或许你们也已经看出,在这本小书里所蕴涵的,正是我在现代中国所体味到的千年之痛与世纪之痛。记得鲁迅在五四结束以后曾经非常沉痛地说:五四给我们这个民族带来的只是“小改革”。
于是我就经常去想,那么,什么才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大改革”呢?而且,对于《三国》、《水浒》贻害中国的“灵魂清理”是否就是这个“大改革”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呢?我还记得,鲁迅在“五四”以后还曾非常沉痛地环视世界而问:“我的新的战友在哪里呢?”我不想掩饰,我也经常在回想鲁迅的这个追问。
我把它当作一个郑重的世纪邀约。我更觉得这就是鲁迅所发布的新时代的“寻人启示”!
而我也正是希望通过《谁劫持了我们的美感——潘知常揭秘四大奇书》这本书而有幸成为鲁迅先生的“新的战友”。我觉得,这,才是我的真正的光荣。确实,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历经百年之后的今天,这个世界已经变得令人眼花缭乱,也已经有很多的人都不再以成为鲁迅的“新的战友”为荣,而是以成为别的什么什么的“新的战友”为荣了,可是,尽管如此,我还是要说,事实上,除了成为鲁迅先生的“新的战友”之外,我们仍旧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别的更大的光荣啊!
各位朋友,你们是否也愿意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回应鲁迅先生的“世纪邀约”与“寻人启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