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念群明朝 张志恒:看杨念群先生评论清朝历史后的思考

从科举出现以来,轰轰烈烈,热热闹闹,历朝历代为此不知付出了多少人力物力,学子又不知付出多少情感和精力,选拔出“人才”又不一定被重用,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怪圈”。现今每年的各类考试几乎将同龄人或同类人全都进行了“排队”,而又经常喊“选拔人才”的重要,感到人才的缺乏,不停地制定新的选拔人才的条件,这都一再说明没有必要迷恋“科举制度”。

同时用“科举制度”选拔人才极易产生两种不良后果,一是大量增加“冗员”,古代庞大的王朝官僚机构不用说了,今天庞大的、缺乏工作效率的干部队伍也早已经使政府机构和国企事业不堪重负,成了改革中最棘手的问题。二是在“官吏”选拔中滋生腐败,“考试”是为了清廉公正,而考试存在的缺陷,不可能依赖考试结果,这使得选拔“官吏”的过程和制度变得模糊和不确定,为腐败埋下伏笔。

历代王朝时期不乏卖官鬻爵的现象,今天也时有耳闻。这都说明了“科举”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选拔“人才”的问题。

4.选拔人才值得重视吗?

在中国,重视“英雄”作用的思想是根深蒂固的,如果社会进步,则认为是由于“人才在领导”,停滞不前是“坏人当道”。在《三国演义》和《水浒》这两部流行十分广的小说中对战争的总结,常归结为某人的作用,一次战争的获胜是某人将某人“斩于马下”的缘故。

但略加分析,不难看出这是很幼稚和极片面的。大的战争无一例外是政治、经济等各种综合实力的较量,个人在其中所起作用只能是次要的。这种将社会发展的原因仅仅归结为“个人”作用的认识是“人治”思想的根源。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短处和长处,社会的发展所需要的是尊重每个人,调动每个人的积极主动性。刻意去强调人才问题,将人分成“普通人”和所谓的“精英”,也是对社会追求平等的一个挑战。

区分等级意识的普遍存在,使民众习惯依赖“官员”,而逃避个人在社会中应负的责任。这种潜意识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不少人认为中国人缺乏凝聚力,像盘散沙,这就是重要原因之一。这种依赖“精英”作用的社会风气助长了“科举制度”在中国的存在和发展,陷入一次次的“选拔”换取了一次次“失望”的循环之中。

行政官员的选拔是不可能摆脱“权力”的,本身就是“权力”的一部分,如何解决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但靠“科举制度”肯定是不可能解决的。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如果代表或是总理和部长是通过某种考试,而不是选举,可能吗?现代社会把这一问题建筑在“法制”的基础上,首先重视的是“制度”的确定和它的可行性。

这样领导人的更迭就有了明确的程序,不至于对社会引起动荡。普通人也不会认为“官员”是什么“人才”,自己就一定低他一等。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社会极需“英雄”的出现,思贤若渴,那么说明了这个社会正常运行出了问题,缺少的不是“人才”,而是一种好的制度。今天我们提倡依法治国,如果认识不到“科举制度”带来的危害,不过是句空话。

5.“科举制度”对文化教育的危害

文化是否先进,反映了民众的理智和愚昧程度,是国家是否发达的标志,是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同时文化也是人的需求,掌握文化是人生的目的之一。围绕文化而形成的种种行业,如教育、科研、出版、影视、体育、文艺等等,这些并不是社会的副业,而是和生产物质的工农业一样是社会必不可少的。

“科举制度”将文化与权力“联姻”,表面上看是对文化的重视,而实质上使文化成了依附“权力”的“奴婢”,使文化教育事业失去了自我繁衍的能力。久而久之,这些行业被认为是生产业的附属,从事这些行业的知识分子好象成了社会的“寄生物”,他们获得的物质利益也被看成是“恩赐”,有了所谓的“毛”、“皮”之论。

中国近几百年来落后于先进国家,主要是文化教育落后的结果,而这原因完全是由于科举制度的出现。“科举”对文化发展的危害是极其严重的,最重要的一点是对知识分子心灵的腐蚀,“读书做官”是用名利去诱惑读书人,“考场”成了进入“官场”的前门。

将追逐权利和依附于权利作为知识分子最终归宿,结果是知识分子忘记了自己对社会应负的责任,不热爱自己的专业,不热爱文化,不热衷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从全社会来看,整体文化水平降低了,全民族的素质降低了,国家岂有不落后的道理?

今天,无论是中国科学院,还是大学的学术研究部门,都受到职称制度的困扰。这是近几十年没有培养出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一个重要原因。职称评定结果是由行政管理者最终做出决定,而他们在学术上未必是优秀者,甚至可能是外行评价内行。而且学术的门类多之又多,用统一的标准去评判是不可能的。这一有中国特色的职称制度是“科举制度”的翻版,不知演义出多少新的“儒林外史”。

教育的目的简单讲主要有两个,一是提高民众和青少年道德水准,使社会平稳的发展;二是使青少年掌握谋生的重要工具。“科举”将教育作为划分“级别”的工具,和“权利”紧密联姻,严重扭曲了教育的原本意义。具有科举色彩的全国统一高考制度是应试教育的根源,也是不少教育腐败的根源。

这种教育制度如何使学子有高尚情操?!围绕狭窄的考试来学习,无视文化的丰富多样性,使教学脱离实际,又如何使学子得到真才实学?!这种状态的长期存在,培养了一大批大事做不来,小事不愿做的“庸才”,不值得教育界认真反省吗?

我们可以从两个具体时期来看一下。从清末到抗日战争这几十年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最少“科举制度”的时期,而正是这段时间是文化教育事业发展最迅速的时期,中国近现代的革命家、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皆出于此时。

再看改革开放这二十年来,恢复了高考和职称制度,“科举制度”可谓又逢“盛世”。同时这也是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造就了一大批民营企业家,而其中多数文化水平并不高,他们成功的原因是没有受到“科举”之累。而高学历者可以讲原本都是些聪明人,但“科举”抹杀了他们的聪明才智,使他们庸庸碌碌。

当一个高文化层次的阶层不能成为社会的中坚时,对社会的正常发展是无益的。当前经济生活中出现的种种难以解决的问题,反映了这个社会“人尽其才”做到的太差了,“能人”到不了关键岗位。这都一再说明了“科举”非但不能选拔人才,而且是埋没人才的制度。

科举制度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所起的最大作用是对诗、词、曲的发展,对文字游戏艺术的发展。在考试中,文章的思想内容是不容易做出评估的,尤其是考试结果非常“重要”时更是如此,这种情况下,重视文字形式的优美就成了考官的共识。

骈文的发展就是明显的例子。现在语文高考试题受到的评击最大,一个原因也是如此。文字艺术虽然也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但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来讲是很次要的了。追求文字的艺术,轻视了文字的逻辑性、实用性,给思想文化的发展带来的却是灾难。道理很简单,忘记了文字的基本作用,这一点是很少被注意的“科举”遗患。

6.我们应怎样“竞争”

每个人的能力有所不同是普遍存在的;人们也希望能将事情干得更好;社会需要稳定和秩序;社会的发展需要少数的“人才”来领导;高等院校需要“高智商”的青少年;企业管理需要能干的企业家……。这一切都说明选拔人才是无可非议和必要的,为了管理在一定范围内的“等级”也是需要的,“优胜劣汰”和“竞争”是社会发展不可避免的。

要让“竞争”对社会的发展期到作用,必须是政府从“竞争”中退出来,不能出现“裁判员”和“运动员”不分的现象,各方面“人才”不能由“权利”来裁定。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提倡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多是从产权,从经济关系上去讲,但重要的应是从“人”上去分开。应该重新规范“干部”的含义,除去是公务员的知识分子应该恢复自由职业者的原本定位。政府应放弃对学校、医院、科研所、出版等事业的直接管理,不能垄断文化教育事业。

普通企事业中的人员没有必要确定统一的级别标准,应废止现行的职称制度(实际上多数企业这种制度已经名存实亡),各行业可根据自己工作的需求来制定技术标准。

尊重知识分子,不是用权力给他们物质利益,而是尊重他们在文化领域判断是非的能力,使他们有自由发展的空间,由“市场”来界定他们的物质收入。文化教育科研事业的知识分子对判断本行业的是非应该看成是自己的责任和能力,而不应该交由国家行政权力来“判断”。在教育上,学校的招生、教学、毕业都应该是属于学校自身的权力和责任;在学制、学科、课本等方面学校也应有一定舍取的范围,各级政府行政部门无须越俎代庖。

但这并不是说政府对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就无所作为。政府要筹集资金,用于义务教育阶段的费用,用于不容易得到资金而又重要的文化科研基础事业,用于资助贫困群体的文化教育事业。同时要监督文化教育不能偏离整个社会的政治方向,要遵守宪法。

在政事分开后,政府可以用类似招标的办法公开聘请有学识有管理能力的人来管理公有文教卫事业。从经济角度看,这样也可以使政府对文化教育事业的投资达到最佳效果。政府更要为文教事业自身生存和发展提供空间,要为民营文教事业的发展扫清障碍。要在各类文教事业的单位相互竞争中做好“裁判”,而不是直接参于其中。

受长期科举制度的影响,人们总希望建立全国统一进行“人才”选拔的制度。假设真能实现并达到公平的目的,也是不可取的,对社会整体发展来讲是灾难。这样一来,富裕发达地区人才济济,相互内耗其能力,浪费人力资源。而贫穷落后地区,人才匮乏,整体素质降低,愈加贫穷,形成恶性循环。

多年来城乡差别的不断扩大,一个重要原因是统一高考将农村人才“挑走”,造成文化相对落后而造成的。半个世纪以来,有多少有文化的人离开了农村,又有几个回到农村呢?这大概才是城市对农村最大的“掠夺”,而统一高考就是“掠夺”的手段。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在工农商业取得不少发展,极大促进了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而要使社会进一步发展,必须加快文化科教卫生方面的市场化进程,对“科举制度”要彻底抛弃。我们提倡科教兴国,如果不清除“科举制度”这一暗礁,是不能达到目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