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布雷官大吗 《陈布雷大传》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官非宜解
1931年6月,国民党中央全会决议,中宣部长由刘芦隐担任,陈布雷担任中宣部副部长,但刘在广州,实际上由陈主持。陈布雷身兼党、政两职,他想要跳出政治圈子,根本跳不出去了。
九一八事件发生那天,陈布雷听到消息,也有点气愤,他恨日本人的横蛮,也怪张学良不抵抗。实际上蒋介石那一天正在江西围剿红军,他发了一个电报给张学良,命令张不抵抗。这个内幕,陈布雷是不知道的。9月19日,蒋介石从南昌赶回南京,陈布雷作为中宣部副部长去向蒋介石请示宣传方针。
陈布雷说:“蒋先生,日军借口‘中村事件’,突攻北大营,张学良在北平下令不抵抗,沈阳沦陷。变起非常,全国民意激昂,社会群情惶惑无主。该如何宣传?”
“布雷先生,我意要按照《国际盟约》及《非战公约》与《九国公约》,诉之国际公论。中国将听命于国联,要求国联派中立委员会监视日本撤兵。同时我自当严令东北军节节抵抗。布雷先生,你要写一个《告全国同胞书》,提出‘确实团结、坚定沉着、加倍刻苦’三点。”蒋介石还说:“布雷先生,你还要起草一份通电,请粤方共赴国难。”蒋介石所指粤方,就是胡汉民、汪精卫、孙科等人,他们正在与蒋介石闹矛盾,所以要请他们“共赴国难”。
为统一宣传方针,国民党中央又设立特种外交委员会,由戴季陶与宋子文分位正副主任委员,陈布雷被指定为委员之一,实际上是文字总管。特种外交委员会对中央政治会议提出“现在处理时局之根本方针”七点,如次:
一、判断日本之军事政策,必定要达到完全占领东三省之目的而后已。其外交当局,最初与军事当局意见不同,但在第二次行政院决议之后,外交当局,便已逐渐追随军部行动,现在外交完全为军略所支配,故一切观察判断,应以军事为前提。
二、判断日本以完全占领东三省,驱除中国固有之政治、军事势力为主要目的。因中国在沈阳退出之后,设立锦州省政府,以对内外,表示决心。故现在日军既占领黑省,复集中力量,企图消灭锦州军政势力,以铲除我在东省之号令机关。
对于平、津、青、济、沪、宁、武汉等之各种阴谋,全为达成其根本目的之手段,两次扰乱天津,意在破我北平军政主力,甚属显然。若中央军事行动开始,则日本将以兵力与日侨自由行动,利用各种手段,捣乱长江,破坏我之金融基础,而置首都于兵力威吓之下,希图造成从前“江宁条约”之形势。
三、判断国联之目的,始终在尽力削除日本上项计划之实行与成功,英、法皆同。外间各种怀疑,殊非事实。虽今后如何,不易预测;然至今日止,确系如此。但各国重要政策,因计划皆未完成,故此次决不对日作战。因此,国联不能采取任何有力制裁。现在国联努力已将用尽,但即使因日本武力政策之猛进,而国联陷于困境,亦决不致因此而倒。因国联乃欧战所产生之惟一国际团体,非世界大局破裂后,决不至于破坏也。
四、判断美国态度,至今虽极力避免表示意见,但将来必要时,有运用“九国公约”,出面对日本作有力抵制之可能。现在其态度愈趋和平,劝中国让步等表示意思,皆为保留其将来活动之预备。
五、判断此次对日交涉,中国在国际上,必得最后之胜利。此时一切政策,以团结民心,保持政府人民之信任为根本要图。对外策略,第一,中国无论如何,决不先对日本宣战。第二,须尽力维持各国对我之好感。第三,须尽力顾虑实际利害,但至万不得已时,虽在军事上为民意而牺牲亦所不。
惟必须筹划取得真实之牺牲代价。故对锦州方面,如日军来攻,只有尽力抵抗,以树立今后政府在人民间之信仰,维系全国人心,俾中国不致因全国瓦解而亡;且必须如此,方能取得国际上较好之地位。对于天津事件,必须以力保省政府完全之地位,一以巩固人民对政府之信任,一以使各国知中国政府保持国权之决心。
六、判断此时仍须尽力表示中国政府完全信任国联之意思,并须设法显出时局益趋危急,由于国联不能完全尽责不肯采取有效制裁方法,以致日军愈无顾忌,国联权威愈加丧失。如此,第一,对于国内可减少人民责备政府之心理;第二,不致伤各国之感情;第三,将来运用“九国公约”,而对美国做工夫时,较易说话。因国联重要各国,即“九国公约”之签字国,若中国对国联方面不情到礼到,做尽工夫,将来改变方针时,不易得各国之同情。
七、日本国内反陆军政策之力量并不薄弱,且部门甚多。惟此时均被军部举国一致之威力所屈服;但至军部政策用尽时,一切反陆军政策之势力,必将继起执政,中日间方纯正外交时期。就大体推测,反陆军政策之势力者,即与占领满蒙之政策,在主义上或利害上冲突之全部势力。
第一,西园寺,牧野等元老一派。第二,海军由本、财部等一派。第三,金融家全部。第四,对中国中部南部贸易之一切商家。第五,与欧洲、美国贸易关系密切之一切商家属之。
因陆军占领东三省政策,与上述各方之主张及利害完全相反,而日本国家在经济上亦有陷于破产之危险故也。但此时期之实现尚远,吾人须知将来对日本外交必有办法而不能此时即有办法。且人民对政府信任未坚,此时时机未熟,见人谈话,稍一不慎,即召误解,妨碍进行。不过预备工夫,不妨着手。只管一面于必要时从军事上尽力自卫,一面民间从实际上坚决反对,一面在此观察之下,作预备工夫。三者并不冲突也。
报告书末段谓:“上述各节,为特种外交委员会自开始至今之一贯的观察判断,所已作之工夫,与现在正作之工作,均在此观察与判断之下进行。惟国策决定,中央自有权衡。主席与副司令为中央负责之军政领袖,应有决定。本报告二、三、五三款所陈各节,尤为急待决定,刻不容缓之根本策略所在。用特详细报告,敬请裁夺”。特种外交委员会所提七点方针,经蒋介石采纳实施。
陈布雷回忆说:“特种外交委员会每日七时必集会。外交部部长、次长均列席,报告消息及使领馆情报,当场决定应付办法,由外交部执行之。有时起草文件,戴主委常以属余,故每日上午必十一二时会毕,乃得至教育部办公一小时,而午后则均在中央党部,即晚间亦往往在中央宣传部办事,常至十一时后始归寓。
学生团体来京请愿出兵宣战者不绝,大队集合于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提出种种要求,常有不逞之徒,从中煽动,故意与政府以难堪。唯蒋主席始终保持中和严正之态度,对青年学生绝不取压迫之办法,故两三月间,至京请愿者无虑五六万人,而卒未发生一次冲突,其行动越轨者,亦只以警察徒手驱散或弹压之而已。
所谓粤方委员之在沪上者虽欲造成惨案而终无间以入也。
此一时期中在职务上偏重于宣传方面,间亦奉蒋主席命办理特种文件之撰拟,每日工作常在十二时以上。所歉然于心者,则身为教育次长,未能助李代部长平息学潮,致使首都要地,发生殴辱中央大学校长教员等事件耳。”
这一时期,陈布雷基本上在中宣部办公,常常工作12小时以上。这恰好给他一个机会,就是学生请愿的事,他可以避开了。自从九一八事变后,平、津、沪学生团体来京请愿者,络绎不绝,两三月间,不下五六万人。对于青年学生这种热血沸腾的爱国热潮,蒋介石无计可施,后来他干脆派警察弹压。
而国联对日本侵略中国行为又态度暧昧,行动迟缓,日本更加嚣张。蒋介石只好派出蔡元培、张继、陈铭枢对粤方中委进行斡旋,请胡汉民、汪精卫、孙科及粤方中委来南京开会。
胡汉民公开提出,“只有蒋介石先有辞职表示,我等才去南京。”蒋介石没有办法了,乃于12月15日向中央常务委员会正式提出辞呈,将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及陆海空军总司令本兼各职一并辞去。常会接受辞呈,推林森代理国民政府主席,陈铭枢代行政院长。17日,孙科才率粤方诸中委来南京,但胡汉民、汪精卫仍留在上海,而汪的老婆陈璧君倒先来南京了。
陈布雷对蒋介石说:“蒋先生下野,余亦决心共退,遂我初愿。”
蒋介石很感动,说:“布雷先生,行政院最后一次会议,发表你兼任浙江省教育厅长,我看你还是返浙去吧1
“蒋先生,我还是重返报界吧1陈布雷仍想重操旧业。
这是12月20日夜,当夜陈布雷整理行装,21日返上海。
在京沪列车上,陈布雷心潮澎湃,思绪万千。他近来渐渐有点相信命运,也相信神明了。他计算一下,自去年12月22日接教育部次长任,到今天适满一周年,真是巧合。他又想到6月间,大哥陈屺怀在南京任国府参事,有一天,他同大哥一起在鸡鸣寺喝茶,他向观音菩萨求签,问何日可辞官归里。
签语有“一朝丹篆下阶除,珠玉丰余满载归”之句。签解又有“官非宜解”之语。陈布雷拿着签纸神情木然,因为菩萨都说了“官不宜解”,解官无望矣!但陈屺怀却说:“不然,此签解可作三句读,即‘官,非,宜解’,岂不就遂汝所愿了?”陈布雷恍然大悟说:“大哥解得对!所谓‘满载归’者,就是满一年许我归家啦1
陈布雷想,果真应验,一年而归,到了上海,与妻子王允默闲谈,连连说:“真是如释重负,古人说无官一身轻,真是体会至深之语。”他有时候买一点喜欢吃的酱牛肉,喝几杯白玫瑰酒,或者与王允默一起出外散步,意态闲适,真是轻松自得啊!陈布雷从来没有这么心情舒畅过。可是鲁涤平(浙江省主席)屡屡写信来催他到杭州去接任教育厅长,陈布雷一接到信就说:“真是败兴不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