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尹哲 河北省委书记金明 金明简介覆厉、邢崇智最新消息简历
1979年12月至1982年6月任中共河北省委员会第一书记金明(1913-1998),1913年12月出生于山东省益都县(今山东省青州市),原籍江苏省常州。男,汉族,出身破落地主,初中文化程度。 1929年进益都山东省立第十中学学习。 1932年初在学校参加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互济会”,同年二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2年8月,金明参加了党领导的山东益都暴动。暴动失败后,上级负责人被迫出走,金明被指定留原地坚持工作。先后任共青团益都县县委书记、共青团益都、临朐、寿光三县中心县委书记并负责领导当地党的工作。 1933年3月由于叛徒出卖被捕入狱,金明在狱中坚决对敌斗争曾绝食达七天之久,其后担任了监狱地下党支部委员。 1932年2月被重新判“罪”加刑。
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实行第二次合作后,通过山东省委营救,才于1937年11月出狱。出狱后,经过省委严格审查,金明恢复党的关系,党龄自入团之日计算并被任命为省委特联络员到益都、寿光、潍县、昌邑等地恢复和建立党团组织,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发动抗日游击战争、组织抗日武装的指示和山东省委组织抗日武装起义部署,并联系、寻找、审查失去关系的党团员。
1938年1月金明参加了山东省委领导的徂徕山起义,先后任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队第八支队政治部主任、中共清河特委组织部长、副书记,淄博特委书记等职。 1939年5月遵照中共山东分局的指示,参加并筹建八路军南进(陇海)支队(司令员兼政委钟辉)开辟皖东北抗日根据地,担任苏皖区党委书记、皖北八路军办事处主任,其间在对日寇作战中负伤(被评为三等残废)。
1941 年夏金明奉命进入苏北沭阳,筹建淮海区党委,不久主力部队新四军三师十旅进入淮海区,金明先后担任苏北军政委员会副书记(书记黄克诚)、苏北区党委副书记(书记黄克诚)兼淮海地委书记,新四军三师十旅政委(旅长刘震)兼淮海军分区政治委员(司令员覃健)。
金明和刘震同志坚决执行党中央和中原局的“主力部队地方化”指示,将十旅主力部队的骨干加强到各县、区地方武装,锻炼和发展壮大部队,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打击敌人。淮海区党委在对敌斗争、建设抗日民主政权,特别是建立人民武装发展壮大主力部队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同时还向新四军三师教导旅(旅长梁兴初、政委刘兴元,后归建八路军山东军区)输送了一个整建制团。 1945年2月,奉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调任新四军南下兵团第二副政委(司令员兼政委粟裕,第一副司令员兼第一副政委叶飞),并担任中共苏浙区党委副书记(书记粟裕)兼浙西区党委书记。
参与了开辟以浙西天目山为中心的抗日武装根据地工作和支援部队对敌作战。1946年春节后至1948年2月,任山东胶东区党委副书记(书记林浩)、胶东军区副政委(司令员许世友,政委林浩)。
参加了胶东保卫战(时兼任内线工委书记、内线部队政委,内线部队司令员由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司令员、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兼)等一系列重大战役。 1948年2月,中央决定调金明任中共东南分局第二副书记(书记粟裕,第一副书记叶飞),华东野战军第一兵团第二副政委(司令员兼政委粟裕,第一副司令员兼第一副政委叶飞、参谋长张震、政治部主任钟期光)。
由于形势的发展,中央又决定由金明任支队长兼政委率由3000名干部队伍组成“中原支队”调中原局(第一书记邓小平、第二书记陈毅、第三书记邓子恢)工作,任豫西区党委委员兼许昌地委第一书记兼军分区政委,主要抓了豫西新区发动群众行清匪反霸重点试验县的工作,取得新区进行清匪反霸、进一步开辟巩固新解放区的经验。
1949年3月,遵照中共中央决定,金明参加了中共湖南省委的筹建工作并参加和组织了大批南下干部的学习和整训。其间金明还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副政委(司令员兼政委肖劲光),并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和平(解放湖南)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代表团成员金明、唐天际、袁任远、解沛然、李明灏),7月下旬金明率代表团抵湖南平江与 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与军队的代表谈判 ,
8月4日,国民党方面程潜、陈明仁领衔发出和平起义通电,8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鞭炮、锣鼓和歌舞声中进入长沙。 湖南和平解放后,金明任湖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主任程潜、副主任黄克诚)、中共湖南省委第二副书记(书记黄克诚、第一副书记王首道)、湖南省政府副主席(主席程潜)、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省军区副政委(司令员肖劲光、政委黄克诚)。
1952年,中共中央任命金明为湖南省委书记兼湖南军区政委,并担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主任林彪)、中共中央中南局委员(第一书记林彪)。 1953年11月,中央调金明任国家财政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部长兼党组书记邓小平)。 1954年底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兼任财政部长,金明任副部长兼党组书记。
1961年10月,金明调中共中央中南局工作,先后任候补书记、书记。 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林彪反革命集团和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 粉碎“四人帮”后金明得到平反后,任商业部部长、党组书记。 1979年3月任国务院秘书长、国务院财政经济领导委员会成员(主任陈云,副主任李先念)。
1980年1月任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河北军区第一政委至1982年 7月。 金明同志是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82年9月被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连任两届直至1990年10月。10月后离职休养。1998年3月15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
1992年春天,李真向吴介绍了河北的许多内幕:省委邢崇智书记过去在北京工作过,他工作虽然很认真刻苦、肯干,但是文化较低、没学历,又没什么大的迫力,在河北省的成绩平平;政协某主席是个书生,文章写得好,但就是魄力和胆略较小;省委某副书记也是从北京来的,有点背景,个人能力也不错;纪委刘书记这个人在张家口我就认识他,我对他太了解了,他是又臭又硬,工作过于认真负责,思想守旧和正统,不合时宜,他提出了要刹住目前的吃喝风,现在的社会风气他能刹住吗?光靠他个人能行吗?他未免也太理想化了,今后 要防着他点;王省长有能力,工作方式灵活,但是他喜欢女人,他有一个小情人就安排到了某电视台主持新闻,经常露面。
宋叔华省长抓工业很有一套,全省的财政收入,主要靠国有工业企业上缴的;王幼辉副省长是民主人士,口碑特好又有魄力;叶连松省长这个人比较老实听话,是某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他很有才华,抓经济是行家里手,但爱人提早去了,现在他又找一个媳妇小他近二十岁,曾是他的女秘书,他们的小孩现在才上省直幼儿园呢……。
在吴庆五看来,李真年轻、有头脑,见过世面,反应敏捷,对问题的看法能透木三分,有独到之处,是个难得的秘书人才。李真一面和吴庆五套着近乎,一面揣摩着吴庆五的心理,凭借着吴庆五对自己有好感的热乎劲儿,李真不断地编造着红色历史和特殊背景,在吴大秘面前展示着自己。
李真拿出他义父和中央有关领导的合影来给吴庆五看,一下子把吴庆五给震住了。吴庆五万万没有想到,李真这个年轻有为的小秘书还有如此特殊的背景,和中央高层领导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心里对李真又有了新的感受和评价,即由欣赏而转入一种无缘无故的信任。
李真当然也能感受到吴庆五的心理变化,他也善于抓住一切机会,不失时机地往自己的脸上贴金。他向吴庆五介绍个人历史时说,几年前他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留在了北京,被分配到中央办公厅,他在河北给副省长当秘书,是下来挂职锻炼的,过几年期限届满他仍要回北京工作,目前他的人事关系和个人档案都还留在中央办公厅……。
李真用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居然把吴庆五连蒙带哄骗得服服帖帖。
吴对李真讲的深信不疑,从此李真赢得了吴的极大信任,私下两个人称兄道弟,关系极为密切。为进一步讨好和拉拢吴庆五,李真还把自己的铁杆朋友--东方租赁公司河北办事处(以下简称东租冀办)主任张铁梦介绍给吴庆五。
张铁梦掌管的国有资产就如同他自家的金库,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吴庆五到河北后,不时到北京办些私事,求人请客和送礼品都需要花钱。他虽然贵为秘书,但严格的财务制度,使得有些花销难能以公款支付报销。他刚刚来到河北,人生地不熟,没有朋友和老板的支持,为解决这个问题,他绞尽了脑汁,想得头疼,张铁梦的出现给他解了围。
初识张铁梦后不久,张就豪爽地对吴庆五说:"今后有什么费用处理不了的,尽管给我说,咱们这儿好办。"李真也在旁边煽动说:"铁梦是自己人,你不要客气和有什么顾虑。
"见李真对自己如此关照,吴庆五的内心对李真顿生感激之情,产生了一种相见恨晚的知遇之情。说归说,但当吴庆五初次拿着一笔进京办事的费用要张铁梦给处理时,心里还真是有些忐忑不安和难为情,但张铁梦却不以为然,每次都很热情、爽快、客气。
几次交往,吴庆五的心里也渐渐平坦了下来,在金钱的作用下,两人的关系也慢慢紧密了起来。时间还不到一年,在李真的一手操纵下,在张铁梦的金钱链条连接下,吴庆五、李真、张铁梦三人的同盟关系逐渐建立起来。
当吴庆五把自己愿下海经商的想法告诉李真时,立即得到了李真的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在李真看来,吴庆五下海,无疑是给自己提供了一个升迁的绝好机会,凭着他的直觉和同吴庆五的交往培植的感情,他相信吴庆五退位之前,肯定会将他推荐给有关领导,而吴庆五的位置又是他窃视已久的,但他没想到,这个机会和位置来得这么快,以致使他有点措手不及。
李真得知吴庆五下海经商的想法后曾欣喜若狂地说:"你在商界为了挣钱,我在官场为了当官,你在商界需要权力支持,我在官场需要经济支持,我支持你经商,你支持我从政,我的官越坐越大,你的钱越挣越多。
"李真的想法也得到吴庆五的赞同,在吴庆五看来,李真熟知官场之道,是个难得的从政人才,自己退出政界,既可以给李真腾出位子,创造个人发展的机会,自己也好下海施展一下自己的抱负。
因此,下海之前,他和李真、张铁梦制定了一个共同奋斗目标:他在商界、李真在政界、张铁梦在国有企业,各有优势,优势互补,官商结合,共图大业。
转眼到了1992年初,吴庆五不听省长程维高的规劝,决意要弃政从商,省长和他作了最后一次谈话,省长对他说:你都当上副厅级干部了,我对你能办到都办了,你还要走,是我一手将你提拨起来的,你跟了我八年了,那一点得罪你啦,你说说,你还缺什么了?搞政治是需要资本的,你下海挣钱,我同意,再说用你的钱,我也放心。
我是不赞成你下海的。吴说:你对我的情,我是不会忘记的,特别是在我困难的时候,你提拔任用我,没有你就没有我的今天,但从长远看,我的性格不适合从政,政治斗争太残酷,我不想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中。
我的特长是经商,经过长期的考虑,我去向已定,是任何人都改变不了的。程维高说:好,那就由你去把,但是有一个条件,你得给我推荐一个秘书来接替你。
吴说:我推荐李真。省长说:不行,这人不行,省政府办公厅的一些人对他意见很大,说这个人有点狂,盛气凌人,不用这样的人,应该用一个稳重的、传统式的人。吴坚持说:不,就是李真,他替我当你的秘书,有多方面的理由:第一他是河北人,是地头蛇,我们虽然比他的位置高,但是外来户,得罪了他这样的人物不行,何况强龙都压不住地头蛇呢;二是他在北京上面有人,朝廷有人好做官嘛,他在北京据说有一个高干义父,李真和中央高干的秘书、子女们混得很熟;三是现在省委、省政府个别人的观点和意见不一致,为了工作争斗的特别激烈,需要李真这样的人出来打头阵,这是政治的需要,不是你是否需要他这样的秘书,而是只有他这样的人在关键时刻适合担当此重任。
省长听了后沉默良久,说:等我再考虑一下,我向孙省长了解一下有关他的情况后再作定夺。那好吧!吴庆五说。
关于程维高,一些颇有意味的细节:
许多媒体报道中,写到了原秦皇岛市委书记丁文斌先生,提及他在中央组织部考察程维高时,当面写下了程维高同志当省长合适,不适合当省委书记,建议中央另外选调他人云云,还说丁文斌因此而遭程打击而成为“白丁”;
事实是:丁文斌事后不久,即升迁为副省部级的新疆建设兵团副司令员。而丁文斌早先,则曾经做过程维高前任邢崇智的秘书;
1992年底,邢崇智离任之际,他没有推荐程维高,理由是:一、(程维高)懂经济,但不懂政治,当省长合适,当书记不合适;二、不会搞团结,不能团结班子、团结人;三、工作粗,作风粗。
他的前秘书丁文斌先生,与邢崇智的口吻,惊人相似、如出一辙。
邢主冀时,没有话语权的程维高只能在常委会间歇愁闷烟;
河北省政府办公厅的一位退休官员回忆:程维高到河北不久,就传出了有人要三年内把他排挤走的消息,而底气十足的程维高,采取的策略是,在大会上公开回应:有人扬言三年把我赶出河北,我不信这个邪!
省委书记与省长之间的微妙关系,很快演变成大院内人人都能看出的摩擦。
程维高后来回忆说,“在干部问题上,既不让我插手,连起码的发言权都没给。凡是我的发言讲话,工作意见,他(邢崇智)从不表态,不讲一个同意,不讲一个支持,甚至我讲我的,他讲他的,根本不是一个调。”
前述河北省政府办公厅的退休官员说,他亲眼看到,在开省委常委会的时候,由于没话语权,发过言之后,程维高就走出会议室抽闷烟。当时,河北的权力格局是,本土派省委书记邢崇智,已在该省工作了十多年,当了六七年省委书记,提拔了一大批干部;
1992年底,中央领导路过河北,临时停靠邯郸,邢崇智跑去迎接,竟然没人通知程维高。这种违背规例的做法让程极为气愤:“这种歪点子,绝不是警卫处敢出的。”
郭光允当年反映的许多问题并没得到证实;
2000年,李真窝案爆发,1990年以后到河北任职的三任南京二建的分公司经理都被抓,审查下来,并没有发现南京二建和程维高有违法的关系。
换言之,当年郭光允匿名信中反映的问题并没有落到实处。
后来,郭光允自己也承认,虽然告了那么多年的程维高,他并没有当面见过此人。程维高也反思到:“郭光允一事,直到现在为止,我认为应该处理。而我在这件事情上的错误是:对郭光允的问题在调查清楚、决定进行处理时,因郭光允所告的问题涉及我,政法委书记向我请示时,我应该向中央请示报告,或经过省委常委正式讨论,不应擅自表态。这是违反组织原则的。”
媒体大量报道程维高曾一口气撤销17个县委书记,以印证其“霸道”。
程维高回忆其中一例:某县委书记汇报一年将发展全县渔业生产多少多少,其数据,竟比河北全省全年的水产总和还高出数倍。“把他全县浴缸都拿来养鱼也达不到这数字啊,这样浮夸虚报的县委书记,能不撤他么?”在苏南搞经济的行家里手,程维高在这里经常遇到如此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
离开河北后,至死,程维高只去过河北一次。那一次,让他心中甚感不快——住在宾馆的两天,有部分朋友来拜访,更多的是避而不见。
一位晨练的老人,认出他是程维高后,和他热情拥抱。这让他唠叨好久。
李真案专案组成员刘宏,曾被誉为“河北反腐一把快刀”,即不久前死后冒出四个老婆争夺遗产的的河北高院副院长刘宏;
程维高去世以后,江苏的两任前省委书记韩培信、沈达人都送了花圈,程维高在河北的继任省委书记叶连松以及河北许多卸任的省级领导都送了花圈。
向以务实坦诚著称的前副总理吴仪,也送来了花圈;
常州人对归隐的程维高,更没有抛弃和冷落。给他落寞的晚年许多慰籍。事实是:1980年代初,是常州这个城市最辉煌的光景。
常州人怀念的,不只是这个叫“程维高”的官员,是“常州的程维高时代”。
其实我们知道,即使一个死囚,他也应有为自己辩护的机会与权利。不过,在这所有都涉及程维高的报道里,他的“声音”是缺位的,甚至我们都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妥。这就是现实?
对于这个院子里的恩怨,郭志认为,那只是工作上的,生活中其实没什么。
有一件事情郭志印象深刻。1979年的一天,时任省委第一书记的金明来家里串门,聊天时,金明说因为去他家串门的人太多,粮票不够用了,郭志就找老伴要了100斤粮票给他,“那时的干部没什么特权,连抽烟都要限量。”
“我们这种过了苦日子的人,现在都很知足。”郭志说,“现在经济发展很快,可我就是担心,这么好的形势别让腐败给毁了。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延续至今,没有谁能打倒咱们,除非自己打倒自己。中央领导来看我时,我就提了一点,就是腐败问题。”
离休前系河北省顾委主任的杨泽江,目前依然担任着河北省关工委主任的工作。87岁的杨泽江思维很是敏锐,尤其喜欢用爽朗的笑声来回避一些现实问题,“现在的局势我不太清楚,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毛主席说的。”
杨泽江的办公桌上,摆着一本翻开的《炎黄春秋》。除此之外,他还喜欢看一些内部刊物,“我这个人不喜欢讲不同的声音,不过有点儿不同的声音是好事。”
杨泽江任河北省顾委主任时的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正是这个大院最为辉煌的时候。那时候,河北省各大班子的现任一把手齐聚这里,除杨泽江外,还有省委书记邢崇智、省长解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郭志、省政协主席尹哲等。
“那几年过年,来院子里的车太多,连掉头都困难。”在服务楼工作的高峻明回忆说。
满院子跑着的孩子、身体健硕的老人和进进出出的车辆,让这个只有14户人家的院子显得异常热闹。
“那时候的领导感觉都没有什么架子,解峰省长离休后的第二天,就到我们服务楼和我们的工人下棋。”高峻明说。
郭志也坦承,那时候领导之间即使有些过节,逢年过节也会去串串门,工作上可以有不同意见,但是生活上还是互相关心的。而最终,这种和谐的气氛因为一个新任省领导的到来变得“别扭”起来。
1990年,程维高调赴河北,历任省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当政十余年。
郭志曾在程维高入住这个大院后不久,专程去串过一次门,刚进程家的大门,一只老鼠大小的小动物从郭志的脚下窜过,“当时吓了我一跳,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后来听说那叫袖珍狗,很名贵的,还发现他家养着不少名贵的观赏鱼。”
这也是郭志最后一次造访程家,他总感觉,这个人在这个大院里是一个“另类”。多年后,当程维高因为李真案而落马时,郭志觉得这并不“出乎意料”。
程维高
甚至连出言谨慎的杨泽江,也不回避对程维高发表意见,“话不投机,很少碰面。”
程维高给红军大街32号这个大院带来的变化,连高峻明也感觉得到,“一些领导回家后几乎不出自家院子,都是独门独户的,不碰面也不会有尴尬。”
其实,在赴任伊始,大家对于这位江苏籍的领导,有很多的期待与支持。
胡晓燕回忆说,她最初对程维高很有好感,“有一次,附近的电影院里放《焦裕禄》,省里好多领导都去了,影片结束后,门口专门为领导设置了一个书写感言的地方,其实那些感言都是工作人员准备好的,照着抄就行,但程维高没有听秘书的,自己想了四个字‘想着人民’,当时觉得这个省长真有水平。”
但在做了省委书记后,胡晓燕发现程维高开始“离人民越来越远”,“程下班回家时,几乎每个路口都有警察,红军大街路口和大院门口更有警察清道,这样的阵势以前在我们院从来没有过。”
另一个让这个大院的其他人感到惊讶的变化是,程维高专门给自己家的小院门口安排了一个武警站岗,并设置了流动岗。
这个特殊的岗哨让程维高与其他领导之间显得更加生分。
而程维高意想不到的是,这个显示着自己地位并保护自己的岗哨,最终也成了限制他自由的人。
“程维高出事前多天,我们就知道消息了。”曾在大院警卫排当司机的张晓宁透露说,“那时我们的总队长亲自在这个院子里坐镇,程维高家门口也加了岗,就是怕他跑了,来找他的车辆也一律要求登记。”
“程维高出事在所难免。”曾对程维高寄予厚望的郭志说,“有一次,他跟我说,什么时候没有腐败,你们那个时候没有腐败吗?我听了很生气,我们当时连饭都吃不上,怎么可能腐败?他还说,靠着工资谁够了啊?他这是从思想上就觉得‘腐败有理’,这样的领导能不出事吗?”
在大院里,程维高与邢崇智的矛盾早已公开化。
“邢崇智当时不赞成程维高当省委书记。”郭志说,“现在看来,这个意见是对的。”
但是,邢崇智的反对并没有阻止程维高的当选,反而给自己惹来了更多的麻烦。
“程维高当书记那几年,没有人敢到我们家里来,因为来的人都会被登记,而且事后还会有人找他们谈话。”邢崇智的夫人郭元英对《望东方周刊》回忆说,“而且那时候老干部开会,从来不通知老邢。”
胡晓燕说,邢崇智离休后,几乎在院子里没有碰到过他。
“退休后,我知道老邢心里苦,可他什么也不说,都自己憋着,真是可怜。”郭元英感叹。
2000年3月3日,年仅73岁的邢崇智因患淋巴癌去世,成为这个大院里去世的领导中年龄最小的一位。大院里的人们传言,2000年3月1日,程维高原来的秘书李真被捕后,住在医院里的邢崇智得到消息,连说三声“好”,两天后便因高兴过度溘然长辞。郭元英承认了有关“好”字的说法,但她认为,邢崇智那时候被病痛折磨,根本顾不得高兴。
可以证实的是,邢崇智的追悼会上,程维高并没有出现。
2003年1月,河北省召开十届人代会,作为即将卸任的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程维高主持召开了其政治生涯中最后一次会议。之后的一个晚上,程家找了三辆邮政用车,静悄悄地把家搬回了常州老家。
2008年10月,本刊记者在江苏常州见到了程维高,提到红军大街32号这个大院里曾经发生的故事,这位老人有反思,亦有忏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