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京唯不安者得安宁 唯不安者得安宁(不是书评 所感所思罢了)

近来读克尔凯郭尔的《恐惧与战栗》,起因于看到艺术家向京的展览介绍。而这一句“唯不安者得安宁”的前一句是“唯劳作者得食”。没读之前想当然地认为,这会是一部震撼人心,词语密集有强力的著作。但断断续续读完之后才知,“不安”这一话题是用温和方式来分析的。

    可能没有比基督意识更注重在世救赎的宗教了,但基督的意义就在于受难,并且使受难获得意义。亚伯拉罕将老来之子以撒献与上帝,不仅反伦理,而且他将遭受不安。

更重要的是亚伯拉罕的行为不可理解,也不可讲述。使精神分野的东西是宗教,而使宗教分野的东西是政治。教廷,宗教的尘世机构只能得到其形,并不能够理解其意义,因为对于个体只有体验能够直接塑造精神,每个人生命都暗含有一种原生的结构。

    于人而言,知识是笼统的工具,它没有人性,也无法自造出一个主体。没有主体,就没有任何运动的可能性,生命是一种可以自我调控的意识流动。

这是我在看过《会饮篇》之后,最为强烈的感触,因为语言文字对于精神的表达有限制,但人的思维却是和语言文字一体的。如果不付诸于文字,思想仅仅如火光闪现,稍纵即逝。

而同时,我也恰恰是在那时,有一些意识。在宗教之前的,中西方哲学其实并无分歧。     孔子与苏格拉底同样都是教育学家,孔子提倡“有教无类”,而苏格拉底认为爱欲的最高形式是教师与学生的关系。

这其中同一的问题,是授与学双方的理解,而发现自我,并不是相像,而是自我新的可能性。但更重要的问题是,他们都是为了政治才去涉足教育的。孔子维护周礼,也传承那总不可及的三代圣贤,周游列国却无一国采取。

苏格拉底是为了维护健康的民主,最终也因此而死。也就是说,“为人师”不是理想而是现实所迫,也可以说是“退而求其次”。最重要的相通性在于,西方还未进入伦理与信仰的不可通约性,以及肉体与精神的二元对立中,而中也没有进入无信仰时代——我们如今被广为接受的“封建”,实为独裁的体系,甚至特权阶层的依然存在实际只是有次序的权利下放。

值得一体的是,中国更多强调的是“伦常”概念,“伦常”是人应对于自然秩序“天道”的概念。

    而中国之后的“伦常”与西方的宗教的“教义”是同一种东西,即对人性的束缚。不同的是,同样的“君权神授”,西方“给”了教皇和教廷,而中国给了“皇帝”和官僚体系。

所以,西方的近代崛起,首先会是从宗教反起,而武器是“民族国家”的概念及施行。中国是要反“皇帝”,反官僚体系,但成功与否,还不好说,。“民主”是舶来品,尽管我们如何去在自家文化里找根源,还是仅仅只找到“民生”。

依然会有高于人的神灵的附黏,而这就是原始宗教中的“萨满”意识。     被尊为“国父”的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并不能够对中国的现实有用。

中国是多民族国家,而“中华民族”这一概念,是文化意义上的,或者全被称之为“汉族”也罢。汉族的文化意味犹如今日的美利坚民族,最重要的特点是融合和“为我所用”。

所以也不外乎,一再有“崖山之后”再无汉人的说法,而且每每能博得关注。丧失融合和包容能力的“汉族”,恐怕早已不再根正苗红了。     再说回“唯不安者得安宁”,是信仰至上的东西,因为没有任何世俗之物的允诺,没有任何会在受难之时,想到自己的受难会成为后世的精神。

而仅仅是心诚而信,心诚则是信其有,作为独立意识的人去相信,而不是任何潮流,家庭遗留。而横在亚伯拉罕那里的正是“心诚”问题,对于“献祭”这一行为,我始终怀疑。

如果一个人放弃成为一个有知觉情感的人,那还能是人吗?尤其是亚伯拉罕献出的是自己钟爱的儿子以撒,问题显而易见,他必须承受伦理的谴责,因为他无法被讲述,也无法被理解,他只能承受凶杀的罪名,但这微不足道。

更重要的是他坚决信仰,依旧苦难深重。“骑士精神”这完全是个体的意义,个体高于社会,处于与上帝的绝对关系之中。抽象和纯粹的意义。作者提到了另一个相对的“悲剧英雄”,悲剧英雄能够获得普遍理解,献身即死亡能够成就伦理上的意义,得到爱戴。

而理解骑士精神,理解阿伯拉罕的唯一方法只有毫不退缩地成为他们,否则一切都会失效。“唯劳作者得食,唯不安得安宁”,并不是现实维度上的,而是绝对关系之中的。

    或许换一个词,“使命感”会更好理解,信仰与其同质,“使命感”不会轻易改变,更多是一种天生的状态,而身处当中的人自然就要受当裹挟,而这无法分享,但同时他/她能够在这种不安中得到安宁。

而这是中式的表达,也更世俗化的表达。羽戈曾说,思想的本质不是反省而是不安。我深表赞同。去年曾偶有所感,当时首先想到了鲁迅,然后就是跳出来的句子“尘世行军,无非就是醒时如梦,梦中若幻,幻境求真,真却带浊,浊浊化灼,灼了便只得猝醒,惊魂不定。” 2016.1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