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杰180师长 60军长韦杰向毛主席汇报180师受挫实录
我写了“千古奇冤180师”后,很多人对该文提出疑义,似乎我说的都是官话,不是实情,
比如有的说损失2/3就是全歼,其实我在开头就说过,损失2/3就算失去战斗力,那是外军,我军剩一个人还打到底呢,解放战争和朝鲜战场里,我军师团在作战中损失大半的很多,否则就不会出现某师长说的:剩一个团,我当团长,剩一个营,我当营长,可战斗结束后,部队伤亡过大半,师长还是当师长,象在影视里多次出现战斗中有人提出要留种子,也是快全光了。
士兵突击里的老七不就讲吗,全打光了,只剩一个人,钢七连就在,那180师剩了4000人,而且休整后马上又投入到新的战斗中,怎么就叫全军覆没了?
再有的说180师撤销了,60年代才重新组建,那都是无知,
1952年秋季,60军配属第20兵团,接替第68军担负东起文登里、西至北汉江一线的防务。此时张祖谅任60军军长。当面之敌为韩3师、韩5师和韩6师,60军先是组织了26次小型的战术反击,其中25次胜利完成任务,歼敌数千人。
1953年5月,中国军队发起夏季反击战役。在第一阶段中,60军连战14天,作战13次,歼敌1735人,推进阵地0.5平方里,自己伤亡500余人。在第二阶段中,60军大胆采用敌前潜伏战略,180师以2000人的部队进行敌前潜伏,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
其后60军击退了韩军数百次进攻,巩固了新夺占的阵地。统算下来,60军在此战中扩展阵地45平方公里,歼敌14800余名。这在志愿军阵地战阶段,可算是各军中独一无二的战绩了。
1953年7月13日,在金城战役中,60军加入东集团作战,突破韩8师防线,勇渡金城川,进至白岩山和黑云吐岭一线。其后背水作战,顽强阻击联合国军发起的凶猛反击。最后,才在兵团首长的命令下将主力撤至金城川以北防御,胜利结束了抗美援朝的最后一仗。
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60军奉命班师回国。在2年多的作战中,60军共毙伤俘敌54000余人,缴获各种火炮180余门,各种枪支6200余支。其歼敌数量在志愿军各军中仅次于38军居第二位。60军在朝鲜战场上的战绩是相当不俗的,但长时间内却被180师的五次战役失利掩盖了,因而甚少为世人所知。对于60军来说,这是极为不公平的。
为了替180师洗刷污点,现转发60军长韦杰向毛主席汇报180师受挫的实录
朝鲜战场对敌人发动的第五次战役结束后,作为中央军委主席的毛泽东为详细了解这次战役的详细情况,以及志愿军60军180师被敌包围受挫的经过,在北京中南海召见了志愿军三兵团负责指挥的副司令员王近山之后,紧接着又在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秘密召见志愿军60军军长韦杰。这是1951年6月下旬的事……
志愿军180师受挫,作为军长的韦杰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此时突接要他回国汇报的电报……
志愿军180师是60军的1个师。180师在五次战役结束后撤阶段,不管什么原因造成它被敌人重重包围受挫,作为60军军长的韦杰,内心总是十分痛苦的,何况不了解实情的友军及国内部队传言不少,大多把“账”算在60军身上,算在该军军长韦杰身上,这更给韦杰很大的思想压力!此时,在朝鲜战场的韦杰,突然接到志司转军委总参办公室来电,指名要他回国报告180师的事。
韦杰看到电报,心情无比沉重。韦杰带着一大堆检讨材料快马加鞭赶到北京。
韦杰离开前线乘火车直奔北京。到北京后第二天,毛主席办公室秘书电话通知韦杰当晚11点半到中南海,毛主席找他谈话。
晚上11点刚过,韦杰乘坐总参办公室安排的汽车开进了中南海。
韦杰整整军衣、戴端军帽后进屋,见到正在看文件的毛主席,立即举手报告:“主席,韦杰奉命来到。”毛泽东看到韦杰,忙放下他正在阅读的志司写的朝鲜五次战役有关60军180师受挫情况的报告,面带笑容说:“啊,韦杰,你坐!
当年见到你,是在延安抗大哟!”毛泽东虽讲的是湖南话,但韦杰在抗大时,就全能听得清楚。说完,毛泽东指着书房内的一把木质沙发,示意韦杰坐下。毛泽东身穿一套灰色的中山装,脚穿布鞋,脸色红润,神采奕奕。“在延安,我到你们抗大军事教员队开会,至今,整整14年了?”“是整整14年了!主席记性真好!”韦杰激动地说。
可此刻的这位37岁的将领,在毛泽东面前,就像前段时间王近山到中南海那样,是背着“挨批”的沉重包袱来的啊!他似乎也有向毛主席负荆请罪之感!此时,毛泽东又讲了:“你从朝鲜回来前,我先后同你们志司的邓华副司令员、解沛然参谋长,还有你们的韩先楚副司令员都谈过话,了解一些五次战役的作战情况。
之后,军委又电报彭德怀,通知你们三兵团副司令员王近山回国,也是想了解五次战役的作战情况。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五次战役会歼敌八万二而自损八万五呢?为什么会在后撤中突如其来地遭到敌人13个机械化师的全面反扑呢?今天通知你回国,也是想了解五次战役,特别是想了解五次战役中,你们三兵团,尤其是你们60军的作战情况,以及60军180师被围受挫的原因……”毛泽东又说:“在与你们三兵团副司令员王近山谈话之后,我仍感到,180师的问题,只是从他口中得到的一方面的情况。
因此,我认为有必要找你们志愿军三兵团的三名军长分期回国,了解一下三兵团各军,在五次战役的作战情况。
这中间,当然更主要是要了解你们60军,特别是180师被围的原因与经过。这事弄清楚了不仅今后对志司,也对军委总结五次战役的作战经验及教训,都有好处,以便认真研究敌人,总结自己,为下一次战役作好准备。你是60军军长,是当事人,有些事,有些情况,你比王近山,比三兵团的其他军军长更清楚些,所以决定你先回国。”
韦杰先检讨说:“主席,五次战役后撤阶段,60军180师被围受挫,作为军长的我,有责任。”
“先不说什么责任。我刚才说了,是调查研究。我看还是先说情况好了。”
韦杰听后,即开始讲了。他没有用准备好的书面材料,而是完全凭他的准确记忆,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一边听,一边仔细看地图。
“……60军第一阶段作战旗开得胜,全军上下,无比兴奋。问题出在第二阶段。第二阶段,我们60军最初定为兵团的预备队待命。没料第二阶段作战一开始,志司却来令,命令三兵团的12军调归九兵团指挥,配合人民军在东线的作战;令15军和60军负责割裂美军和李承晚伪军的联系,以钳制美军第10军的主力,使其不能东援,以保证九兵团的侧冀安全。
根据命令,我们军在揪谷里至大龙山地段,积极钳制美军10军主力,并消灭敌人一部。
5月16日,志司发现敌情有变,随即重新调整部署。此时,我军179师与181师正奉命作为三兵团的机动部队,东进至勿老里、品安里、清平里、富昌里地域待机。此时,三兵团来令,令60军的179师调出给15军,181师调出给12军。
我们执行命令后,三兵团又来令,要我们剩下的180师也调出,归兵团直接指挥、使用。当时180师奉命完成钳制美军第6师、第7师任务后,正进至加平、春川接合部。这样,60军的3个师,短短几天,几乎在同一个时期调出,全部脱离了60军的建制。
除了军部指挥所及警卫部队,仅有一支300人的工兵营!也就是说,我手边没有一支作战部队了!我一时成了无军可指挥的空头军长!心中很憋气,不知上级此时是怎么安排、指挥的?对此,军政委袁子钦,也有意见!”
毛泽东听到此,似乎有些惊异。他立即把手指夹的烟卷放在烟缸里,注意地看了看韦杰,随即提问:
“关于五次战役的打法,你看有些什么问题?”
“我感到五次战役战线拉长了,而且又想速决,但又没有达到目的。插得深,势必战线长;战线长,人力补充、粮弹供应,都带来问题。敌人用白天作战,我们只能晚上;敌人是汽车、机械化,我们只能靠双腿、靠人力;特别是第二阶段结束,没有估计到敌人会全面反扑,上下都麻痹、轻敌。
因此,二阶段作战结束后撤,敌人便乘机进行反扑。在这种情况下,兵团才电告60军的3个师归建,由我指挥打敌反扑。可调出去归12军指挥的181师,此时离60军指挥部尚有120多公里,即使归建,也要几个晚上!
另外调归15军指挥的60军179师,此时又尚在汉江南岸;而由兵团王近山副司令员直接指挥的60军180师,此时也还在加平方向。按当时的实际情况,60军的3个师,都无法在短时间内归建,从而无法按预定的作战计划去完成布防任务。
尽管如此,我还是立即向各师发出电报,要他们迅速归建。最早归建的是179师,即解放战争攻克临汾的临汾旅。他们从春川方向下来后,我立即命令这个师于马铁里以北的丘陵地带控制春川到华川、春川到东海岸之元山港这条公路。
马铁里距华川只有30多公里。哪知179师刚刚部署好,敌人就立即上来了。敌人的坦克部队,也沿着这条公路,很快上来了。179师当即同敌人展开激战。战士们打得很顽强,打得很悲壮,迟滞了敌人的进攻速度,掩护了友军的撤退。”
毛泽东又吸燃一只烟卷,仍然边看地图,边听韦杰报告。
“180师指战员已六、七天没吃饭了,靠野菜、野果充饥。不少人中毒死亡。此时,部队也急需休整。就在这时,三兵团收到志司5月21日下达的、令兵团不得原文传达的收兵休整、准备再战的长命令后,兵团即根据志司的命令精神,于22日对本兵团各军作了后撤的具体部署:令我们60军在白逸里、白积山以南,东起与九兵团分界线,西起与十九兵团分界线,含分界线的以东地区,在加平、春川,不含春川一线布防,要60军担任三兵团的阻敌任务。
我即令180师,并附炮兵第2师的两个连,于5月23日渡北汉江,在汉江以北构筑阻击阵地;令该师两个主力团538团与539团,继续在汉江南岸扼守阵地,以掩护兵团主力;并要他们与右邻63军取得联系。180师师长郑其贵接到命令,即令他们师的540团北渡汉江,在汉江北岸的鸡冠山占领阵地,构筑工事。
当天晚上,180师发现右邻63军没向该师通报,即已经转移,致使180师侧翼暴露。他们将这一情况立即报告我后,我即令他们于23日黄昏,将北汉江以南的180师另两团部队移至春川以西进行防御。
同天,没料180师的左邻15军,也已提前转移。后来才知道,这是王近山副司令员未请示志司而自己擅自作出的决定。与此同时,三兵团的预备部队39军,已奉彭总的命令,早于22日离开了前线北移。
三个友军都提前北走,把一个60军孤军放在前面,势必使60军特别是180师的态势突出。更没想到180师根据我的命令,于23日下午正集结部队准备北移时,三兵团又突然来令,要各部暂不撤收,明确指令180师留在南岸,掩护伤员后撤。
此时全兵团30多公里的正面,只有我们60军分散布置的3个师在前线挡住敌人!其中,180师仍留在汉江南面。此时,该师粮弹已尽。我将此情况报告三兵团,等待指示。可电报发出后,军指从5月23日下午开始,一直呼叫不到兵团的电台讯号!没有接到兵团答复的指令,180师只好孤师战斗在汉江南岸。”
停了停,韦杰又继续向毛泽东报告:
“从5月24日当天,敌发现60军180师两翼空虚后开始反扑,60军3个师,已受到敌人4个师、共七八万人的威胁,形势十分严峻,特别是180师处于背水作战的危境。敌人将60军179师与180师分割,并深入到180师侧后,切断该师后路,使其陷入包围。
对此,我焦急万分,即令180师迅速撤至北汉江以北防御,争取主动,摆脱险境。当晚,180师根据我的命令,避开了敌人已控制的渡口,分团、分营地渡江,但敌人为封锁渡口,对正渡江的180师部队,进行猛烈地炮击。部队被迫占领阵地御敌。
在韦杰报告的同时,毛泽东的视线,不停地在他身前的地图上移动。他凝神静听得连烟卷都不吸了。一根烟卷夹在指缝间,任其自燃。
“5月25日白天,”韦杰报告说,“敌机数十架对180师扼守的阵地轮番轰炸、扫射,并投掷了大量的燃烧弹,不少战士成了‘火人’!紧接,敌人的炮兵、坦克,配合步兵成营、成团地轮番冲击180师守卫的阵地,乘势将180师重重包围,并用飞机在该师上空,反复播放劝降录音。
我收到电报,即令该师坚决向西北突围;同时令归建的181师由华川以东出发,接援该师。181师当晚11时30分才收到军指的电报。该师各团,因均在行军途中,无法架电台联系,遂令通讯员徒步传达救援180师的命令。
但是,待接援部队赶到华川、原川里、均巨里一线时,敌已先我占领了这些阵地。此时的181师,想从正面攻击已不可能,接援计划未能实现!5月26日中午,180师召开师党委扩大会,会上作出了分散突围的决定。
当晚18时,该师分两路分散突围。分散突围并未事前请示军指。27日上午9时,180师分散突围的师直与该师540团这路突围部队进至鹰峰,因敌人炮火封锁,部队建制打乱,人员拥挤,沿途掉队、减员很多。
该师另一路突围部队539团,也突围到达鹰峰,和师主力会合。途中,该团人员也失散很多,重机枪以上武器,及通信工具,大多被击毁、丢失。师指挥所仅有报话机一部。
27日黄昏6时,180师的报话机同军部取得了联系。我即指令180师师长郑其贵向史昌里方向突围。同时,令179师取捷径向史昌里以南的敌人出击,以减少敌人对180师的威胁,以接援180师。该师接到我的命令,因山大路窄,尽管彻夜行军,仍进展迟缓。
到28日黎明前的5时,接援部队才赶到明芝观,而敌人当日已兵分3路,合击史昌里,与接援180师的179师激战。至此,敌人东西阵地已连成一片。晚上,我又收到180师电报,等到译出来,知敌人已从加平方向反击上来,超过了该师。
此时,师长郑其贵既没请示兵团,也没请示军指,即令部队把武器埋掉,把作战文件资料烧毁,电台密码只剩一套,其他全部烧毁。我看到电报,知道事情十分严重,马上令军部电台用报话机与180师郑其贵联系,用暗语询问他们现在的位置,同时,又把军部的位置告诉了他们,指令师长郑其贵、副师长段龙章率部向军部方面突围。没料自此,我再也听不到该师的回音了!”
顿了顿,韦杰好不容易控制住情绪,难过地说:“我向志司、兵团急电报告60军与180师已经失掉联系,请求救援!当时,志愿军各兵团友军,早的已在5月22日,迟的也已于5月23日先后北撤。志司此时手中,无近兵救援。三兵团同样困难,未掌握其他机动兵力。彭总给我和秦基伟发电,要我派我们军的181师,秦基伟派15军的45师,进行救援。可此时的180师,正在分散突围中,任何措施,都无济于事!”
夜深人静的中南海菊香书屋,只有毛泽东和韦杰两人。毛泽东又问韦杰:“60军180师作战损失的确切数字你报告一下,好吗?”
韦杰当即向毛主席报告:
“损失数字分两个阶段统计:180师入朝时,人员为11000余人。五次战役第一阶段作战,掉队、负伤、阵亡,减员在10%。此时,该师已不足1万人。二阶段作战,减员也很严重,特别是后撤开始的3天,即5月22、23、24日,该师第一梯队的538、539团两个团,减员很大,根据不完全统计,180师被包围前的人数,约在8000左右。
据主席召我回国前,我对该师情况的了解情况是:180师538团突围归来的是900人;该师539团与540团突围归建的各1000多人,共2000多人;师直机关、勤务分队、后勤医院等400多人,近4000人。
若按二阶段突围前的8000人算,突围损失数为3000余人。这3000人中,估计被俘五六百人,突围战斗伤亡为2000多人,吃野菜、野草、野果中毒及饿死的指战员有数百人。它同彭总报给军委有关180师损失数字是吻合的。”
韦杰报告完上述情况,悲痛的泪水,再也控制不住从他那对浓眉下的双眼,大滴滚出!
“180师的事,各级都有责任。”毛泽东听后肯定地说。片刻,毛泽东又讲:“180师受挫,彭德怀在电报中已向我和军委作了检讨,承担了责任。你来北京前,志司又来报告,说他们对180师的受挫,均感到惭愧,表示要以悲痛的心情总结教训,并决心从各方面想办法来挽救这个损失!
他们认为,这次180师受损的原因很多,是上上下下的许多错觉,和各种因素凑合在一块所造成!基于此,也不能全怪你们60军和180师的广大指战员!一句话,各方面的工作没有作好,才使180师不能自拔!
正如志司在电报中指出的:倘若我们方面搞得好,这损失是可以避免的,至低限度也可以减少。这个‘我们方面’,既指志司,也指兵团,也指下面的军和师,不能单方面说。志司总结的几条失利原因,我是同意的。看来,”此时,毛泽东似有自责地说:“五次战役,我看是打急了,打大了,打远了!”
韦杰听得出来,毛泽东说这话的语气,确有内疚和自责之意。因为抗美援朝战争,彭德怀是朝鲜前线的第一线指挥员,第二线直接指挥者,是中央军委,是他这位军委主席毛泽东,因而毛泽东认为,此役失利,也不能只怪志司司令员彭德怀。这是因为,五次战役的部署,是按照他的作战方针制定的。
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说了上述五次战役未能达到预想战果、即想成建制地歼灭敌人数万人的原因,是“打急了,打大了,打远了”这番话之后,他又起身在室内踱着步子,若有所思地说:
“现在看来,志愿军要想一次性包围美军几个师,或者1个整师,甚至1个整团,都难以达到歼敌的目的。我看在一段较长时间内,如果是打美军或英军,不要实行过去那种大包围,只实行战术性的小包围。如果是打李承晚的伪军,便可以实行战略或战役的大包围。总之,要分敌对待。”
韦杰从中南海回到北京饭店,天已快亮了,一宿未睡的兵团参谋武英赶紧迎上去,关切地问:“韦军长,同主席谈得怎么样?主席没批评你吧?”
武英惊异地发现,韦杰神情激动,两眼炯炯,心情格外的好,从180师兵败以来,一直沉默寡言的他还很少这样呢,猜不出来他滋润了什么样的阳光甘霖。
面对武英的善意询问,韦杰似乎有很多话想说,但他只简捷地说了句:“嗯,反正没表扬。”
韦杰是个原则性极强的人,他生前几乎从未对任何人透露过主席召见他谈话的细节,包括他的家人,真正做到了守口如瓶。多少年后,仅得知:一、主席批评过韦杰;二、主席肯定180师事件韦杰和60军其他领导不负主要责任。主席在谈话结束时交待过韦杰,不可将谈话内容透露给外人。但韦杰在去世前,写了回忆录,说明了一些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