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抢班夺权:毛泽东去世后的激烈争斗

王洪文不得不缩回已经伸出来的手。也就在这个时候,“四人帮”的亲信发动了写“效忠信”的运动,各种各样的“效忠信”飞向中共中央,提出各式各样的“建议”,说出了“四人帮”不便启唇说出的一些话:毛主席的中共中央、江青同志:
我以极其悲痛的心情,向党中央写这封信。

我们这些小人物最担心的是毛主席逝世以后,党中央的领导权落到什么人手里?
我恳切的向党中央建议:江青同志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增加春桥同志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军委副主席;增加洪文同志担任军委第一副主席……
这位自称是“毛主席的共产党员”,完全违背了毛泽东对于“四人帮”的批判。

江青却把这些信当成了“民意”。
“基地”与“四人帮”保持步调一致。

王秀珍和陈阿大在上海鼓吹:“毛主席逝世了,主席还会有。到底是我们掌权,还是他们掌权,现在还不清楚。中央斗争很复杂。……”
毛泽东去世之后,张春桥给江青出了一着“妙棋”:“要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打击反对力量!

”
对于江青来说,手中最重要的“王牌”,那就是“毛主席的旗号”。
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在1985年接见美国作家、《毛泽东传》一书的作者R·特里尔时,曾这样深刻地评价了毛泽东和江青的关系:
江青同林彪是完全不同的一种情况。

毛主席同江青之间的关系很复杂,我也不想再叙述他们关系的许多变化,总之,毛主席在很长时间里对江青很厌恶。他完全了解江青不道德的品质,她是一个歇斯底里,残酷无情的人,是个野心家。

他们夫妻关系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只是一种表面形式。
但为什么她在“文革”中起了这样大的作用?江青并没有什么学问,思想非常极端,对各种各样的人都充满了仇恨,但她的思想投合了毛主席当时的一些极左的思想。
因为我跟毛主席是比较熟悉的,所以,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他们只有很短一段时间住在一起,长时间不住在一起,有时甚至很长时间不见面。

假如要写个人传记,这是毛主席很大的不幸。
但毛主席使用林彪和江青是有责任的。

在毛泽东去世后,江青一次次去找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要翻看毛泽东的机密文件和手稿,甚至索要毛泽东保密柜的钥匙。
据曾担任过毛泽东机要秘书十年之久的高智告诉笔者(本书作者于1992年4月2日至3日,在西安采访了高智),往日,毛泽东的文件、手稿,一概由机要秘书保管。

江青虽是他的夫人,但不能随便翻看毛泽东的文件、手稿,她只能看毛泽东批给她看的文件。这是有严格规定的。
江青在毛泽东逝世之后,想翻看毛泽东的文件、手稿,是企图了解、掌握中共中央的核心机密。
张玉凤在1976年10月20日,写了以下材料:
主席去世后,江青一反常态,每天到毛主席住处找我。

多次要看毛主席的九篇文章的原稿及修改稿和毛主席的一些手迹。我觉得不妥,这不合组织手续。主席逝世后中央还没有决定文件怎么办,我不好随便给,没给她,我推说原稿不在我这。

江青、毛远新看在我这弄不到文件,就给我安上个“偷文件”的罪名,要对我采取“紧急措施”,进行迫害,以达到他们盗骗文件的目的。
追悼会后,江青又找我要,要的很紧。我很为难。江青走后,我立即通过电话报告了汪东兴同志。

请示怎么办,并请他来。东兴同志来后,我报告了江青要文件事,和江青、毛远新以要看一下名义骗取了毛主席和杨得志、王六生同志的二次谈话记录稿。汪主任指示,要追回这二份文件,并向我传达了政治局已经研究,准备封存文件。

文件、手稿之争,亦即权力之争。因为只要在毛泽东谈话记录上或手稿上,有批评反对力量的字句,公布出去,“一句顶一万句”,足以压倒“反对力量”;当然,毛泽东也不止一次批评过江青,批评过“四人帮”,这些谈话记录或手稿,又必须赶紧收起来,千万不能落到张春桥所说的“反对力量”手中。

“反对力量”是谁?
那位张铁生,倒是把话讲得很明白。他说:
“现在,我们的国家好像一个大家庭一样,父亲去世了,家里有老大、老二、老三,只能靠老大领着过日子。现在问题是,老大是不是可靠!

我说的充满担心就在这里。”
“华现在是第一号人物了,已经是很显赫了,但不知他到底要干什么?”
邓小平、叶剑英,不言而喻,是“反对力量”。华国锋,也被列入了“反对力量”。
毛泽东去世后的第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便出现了争执。
会议讨论的议题,是迫在眉睫的大事——毛泽东的治丧问题。

江青忽地打起横炮来:“今天的会议忽略一件头等大事,就是要继续批邓!这是主席临终前一再叮嘱的大事!”
江青这么一提,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马上表示支持。
华国锋显然感到为难,只得说:“对邓小平,当然还要继续批判,但目前需要马上研究的是主席的治丧问题……”
江青一听,极为不满:“对邓小平不能手软!

我建议,政治局应该立即通过一个决议,开除邓小平的党籍,以绝后患!”
这下子使华国锋更加为难,因为毛泽东生前说过,“对邓小平保留党籍,以观后效”,怎么可以违反毛泽东的指示?可是,他又不便于拿毛泽东的指示,跟眼前这位毛泽东夫人顶撞——因为江青也知道毛泽东的这一指示。

毕竟叶剑英年长,富有经验,说道:“江青同志,请你放冷静一些,好不好?毛主席走了,我们都很悲痛。毛主席的丧事是国丧,一定要安排好。现在我们要办的事情很多,但是第一位是治丧。毛主席不在了,我们处在最困难最严峻的时刻,在这种时候,最要紧的是要加强团结,要团结在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周围!

”(注:范硕:《叶剑英在197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
叶剑英的话,合情合理,柔中有刚,江青无法抓住把柄,也就只得放弃了刚才的“建议”。
这次政治局会议的风波,总算暂时得以度过。
在毛泽东去世之后的第九天——9月18日,首都百万群众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追悼毛泽东大会。

主持追悼大会的,仍是王洪文。对于追悼大会的程序,他已相当熟悉,因为在短短九个月间他已接连主持了周恩来、朱德追悼大会,这已是第三回了。
不过,这一次仍由他来主持大会,则是向国内外表明:在中国失去毛泽东之后,王洪文是仅次于华国锋的第二号人物。

“现在请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同志致悼词。”尽管王洪文的嘴里极不情愿吐出那“第一”两字,不过,好在还不是“中共中央主席”,那个最高位子仍空缺。

华国锋用一口山西话,念起了悼词。他的神态是充满自信的,因为毛泽东亲笔为他题写的“你办事,我放心”成了他的接班“证书”。
江青一身黑,黑衫黑纱,伫立在天安门城楼最醒目的地位。

她已摆好一副架势,仿佛她已成为这个国家的舵手。江青站在临时搭成的主席台上,在万众瞩目之下,穿一身黑衫,头披长长的黑纱,显得非常突出。据云,她这一身打扮,是学庇隆夫人。阿根延总统庇隆(1895~1974)死于任内。

摄影记者杜修贤近距离目击了这一幕,他这么回忆道:1976年9月18日下午三时,毛主席的追悼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沉痛悲伤的哀乐从天安门广场漫涌,滚滚飘向广袤的天际,阴沉的天空下面是臂戴黑纱胸佩白花、悲痛不止的百万群众。

他们默默地抽泣,为毛主席的离去而沉痛哀悼。
悲壮的礼炮鸣响了三声,将新中国二十七年里最高规格的葬礼推向空前的高潮。
在天安门城楼下面正中央架设的追悼会主席台上,党和国家领导人站立成一排,王洪文年轻的脸上挂着和年龄不相称的沉重,今天这位最年轻的副主席要主持建国以来最高规格的追悼会。

华国锋站在王洪文的右侧,他要在百万首都人民面前用他浓重的山西口音宣读悼词。
叶剑英立在华国锋的右侧,老帅此时的心里最为痛苦,短短大半年里,出生入死共同打江山的“老伙计”们说走都走了,一连走了三个,连领导人民打江山的毛主席也走了。

这让他充实了半个世纪的精神世界一下变得空荡荡的……他扯着衣角,凄凉的情绪从他脸上每个纹路里自然地流泻出来。
张春桥“以不变应万变”的表情依然是阴鸷古怪。他站在王洪文的左侧。他的左侧就是叫人看着别扭的江青,她裹了一身的黑色,据说这是“庇隆夫人”式的丧服,黑纱把她的脸遮小了一圈,极不协调地站在这排人里。

在默哀三分钟里我就开始构思怎么拍摄追悼照片,副主席的合影要登一张,政治局常委的镜头要有一张,然后还要有一张政治局委员的合影,江青怎么办?按理她是毛泽东的夫人,应该照一张单独的,可是我不想照她单独的照片。

这时我是站在城楼的东面,我等会儿到城楼的西面,将江青挂在四个常委的后面,就可以不再发江青单独的照片。
哀乐一结束,我就跑到叶剑英的西面,由西向东拍摄,这样叶剑英的人像最大,其二是华国锋,而江青的人最小。

我又拍摄了一张三位副主席的合影和其他领导人的合影。
当天晚上,我去姚文元那儿送审照片时,还担心他会指责我拍摄的“五人照片”为什么把华国锋拍得那么大,而江青那么小。
出乎意料,姚文元倒是没有关心华国锋的人像大小,而是关心江青形象。

“怎么不选江青单独的照片?”
“我没有拍她单独的,你不是在开追悼会前告诉我,叫我注意突出集体领导……”我也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学会了“强词夺理”。

姚文元没好气地打断我的话头:“好了好了,那就这样发吧!”
9月19日,追悼会的照片就见了报,整整一版,江青就只是挂在四个常委的后面。(注:顾保孜:《红镜头》,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张春桥和姚文元用嫉妒的目光注视着正在念悼词的华国锋。

大会刚刚结束——9月21日,王洪文便在“基地”上海露面。据说是为了落实毛泽东遗体的防腐保存问题,而暗中对“基地”的民兵布防作了部署。
就在这一天,徐景贤出现在北京钓鱼台。据说是来开卫生部的会议的,而暗中与张春桥密谈。
也就在这一天,上海《文汇报》头版头条刊出:《上海工人阶级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既定方针》。

9月23日,匆匆返回北京的王洪文,给王秀珍挂了长途电话,叮嘱她:“要提高警惕,斗争并未结束,党内资产阶级他们是不甘心失败的,总有人会抬出邓小平的。”
张春桥在9月28日派萧木到上海,带去富有煽动性的口信:“老实说,上海还没有真正经受过严重考验,林彪、邓小平要搞上海,都没有搞成。

林彪搞成的话,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
张春桥的言外之意,便是提醒“基地”,眼下正面临“大考验,要打仗”。

张春桥通过他的亲信向上海传达“要准备打仗”的指示。亲信在信上特地注明:“阅后即毁,不然,大人苦哉!小人苦哉!”
姚文元也以富有“启发性”的话,要上海作最坏的打算:“你们要学会当我们不在的时候,在复杂情况下独立作战。

这个问题你们想过没有?”
倒是给姚文元说中了!
历史的进程,急剧地加速着。十年浩劫,终于就要到末日了。
斗争不断地加剧。
“四人帮”在加紧夺取最高权力。
江青成了“四人帮”的旗帜,谋划着夺取中共中央主席之职。

王洪文、张春桥密令“上海基地”作准备,要以“第二武装”——上海民兵发动暴乱。
姚文元则把伪造的所谓毛泽东“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在报刊上大作宣传。
其实,毛泽东的原话是“照过去方针办”。那是1976年4月30日晚,毛泽东在会见了新西兰总理马尔登之后,把陪同接见的华国锋留了下来。

上台不久的华国锋,在向毛泽东汇报、请示时,显示出对于形势的忧虑。毛泽东用颤抖的手,艰难地在纸上写了三句话给华国锋:
一、“慢慢来,不要着急”;
二、“照过去方针办”;
三、“你办事,我放心”。

华国锋当时便向政治局传达了毛泽东1976年4月30日晚的这三句话的前两句,江青、王洪文当时都作了记录。
姚文元在毛泽东去世后,把“照过去方针办”改成“按既定方针办”,并说成是毛泽东“临终嘱咐”。

他开动宣传机器,把“按既定方针办”作为毛泽东去世后的宣传“主题”。
中共高层的幕后斗争,趋于白热化。
又一场激烈的斗争,在9月29日夜里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爆发。
会议一开始,江青就先发制人,说道:“毛主席逝世了,党中央的领导怎么办?”她的口气,俨然是中共中央主席。

她在发言中,批评华国锋工作能力差,“优柔寡断”。言外之意,华国锋够不上做接班人。
江青一席言毕,王洪文、张春桥接了上来。

他们要求政治局加强集体领导,要求给江青“安排工作”。
江青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还要给她安排什么工作呢?王洪文、张春桥的言外之意很明确,那就是安排江青当中共中央主席。
这当然使华国锋十分为难,不便于说话。

又是叶剑英帮助华国锋解围。他说:“江青同志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本身就是很重要的工作。我不知道洪文同志、春桥同志提议给她安排工作,要安排什么样的工作?江青同志身体不好,坚持做好政治局委员的工作,已是很不容易的了。

”叶剑英这么一说,王洪文、张春桥无言以答——因为他们无法直截了当地提出要江青当中共中央主席,只能“迂回作战”。
这时,江青又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远新的工作,怎么安排?”
毛远新从辽宁调来北京,为的是担任毛泽东的“联络员”。

如今,毛泽东已经去世,已不需要“联络员”。照理,他应当回辽宁去。江青视毛远新为“嫡系”,要把毛远新留在北京,以加强力量。她企图把毛远新安排为政治局委员以至政治局常委!

9月19日,江青向华国锋提出,召开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声言讨论“重大问题”,她要求她、姚文元、毛远新出席会议(三人均非常委),却不要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出席会议!
在江青的眼里,华国锋“软弱”。不料,这一回华国锋发话了,说得非常明确:“毛远新同志已经完成联络员的工作,可以回辽宁。

”
一听华国锋的话,江青那“一触即跳”的老毛病又发作了。她大声说道:“毛远新要留下,他要参加处理主席的后事!”
华国锋此时一点也不“软弱”,反击道:“江青同志,你不是说过,主席的后事,你不参加处理,毛远新同志也不参加吗?现在怎么又要把毛远新同志留下参加处理主席的后事呢?”
江青火了,一口咬定:“我没讲过!

”
江青说话,常常出尔反尔。她似乎忘了,她对华国锋说过她和毛远新不参加毛泽东后事处理。说这话时,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也在场。
此时,王洪文、张春桥装聋作哑。汪东兴开口了:“江青同志,你跟国锋同志说那句话时,我也在场,我也听见了!

”
汪东兴的话,简直使江青下不了台。
江青歇斯底里大发作:“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这样对付我!你们想把我赶走,赶出政治局,我偏不走!我要留下!”
这时,张春桥说话了,支持江青:“毛远新同志可以暂时留在北京。他在主席身边工作过。主席晚年的字迹,他熟悉,能够辨认。”
江青接着张春桥的话说道:“让他留下来整理主席的晚年文稿。

”
叶剑英表态了:“我同意国锋同志意见,毛远新同志是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理应回辽宁工作。”
汪东兴、李先念也深知毛泽东晚年文稿,乃是中共核心机密,绝不能落到毛远新手中,纷纷表态支持华国锋。

就这样,政治局会议为毛远新的工作问题陷入僵局。江青又哭又闹,最后才说出,留下毛远新,要他起草中共十届三中全会的报告!此言使大多数政治局委员们吃惊,连他们都未听说要召开十届三中全会呢!会议一直开到子夜,还无法取得一致的意见。

会上当面争吵,会下更是剑拔弩张。一场政治大搏斗,在中国已经不可避免! 1984年6月15日,当时的会议参加者汪东兴在医院接受中共中央研究室负责人采访时,曾讲过这样一段话:
“9月29日,又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争论得很厉害,研究毛主席刚逝世,国庆节怎么过。

他们(“四人帮”)要在天安门城楼上去开学习会,我们意见在人民大会堂开纪念会,请各方面代表参加。结果按前种意见办了。”
1980年7月24日,姚文元在秦城监狱接受审讯时,曾详细回忆他1976年9月29日最后一次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情景。

以下是秦城监狱的笔录:
审判员:你还有什么要讲的?
姚文元:下面我想交待一下我参加的最后一次政治局会议的一些情况和问题。
审判员:好,你说吧。
姚文元:毛主席逝世以后,除了讨论两个文件开过一次政治局会议外,就是国庆节前一两天开了一次政治局会。

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医疗小组的医生报告毛主席的病情。因为有一部分外地的政治局委员不了解毛主席的病情,医生汇报完了之后,又讨论了一个外交部的文件。
审判员:是什么文件?
姚文元:就是乔冠华在联合国的一个发言。

其中有“按既定方针办”的话。我对这话,没有提不同意见,我只提出要加上中央的两个文件。
审判员:哪两个文件?
姚文元:即《告人民书》和华主席在毛主席追悼大会上的讲话。张春桥也同意,后来就加上了。

讨论时,汪东兴说:现在宣传上要注意,不要多去讲“按既定方针办”,还是宣传中央两个文件。还有一些别的话,语言比较激烈。我自己当时比较麻木,因为从他的发言中,我应该感觉到他对“按既定方针办”已经有意见了。

但当时汪东兴也没有说这句话本身错了。
审判员:吴桂贤都讲了些什么?
姚文元:她说“按既定方针办”是华主席在计划会议上讲的。还说她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要用生命保卫文化大革命一类激烈的话。

随后,吴德、汪东兴又讲了一段强调政治局要拥护华主席的话。接着华主席宣读了一封毛远新的来信,大意是:我是作为毛主席的联络员来工作的。毛主席逝世后,我要求回辽宁。当然中央如果有新的指示要我留下来,我服从决定。李先念同志说:“还是让他回去吧,有事还可以再来嘛。”张春桥说:“他的事还没有完,办完了再走。”所谓事情没办完,是指整理毛主席的指示没有完。当时已经很晚了,江青又提出戴黑纱的问题。

先是张春桥提出政治局委员有的戴黑纱,有的不戴,这样不统一,群众看了会有意见。江青说:“黑纱统统拿掉,毛主席逝世不再戴黑纱了,我带头,我第一个把它拿下来。”她说完就把自己臂上的黑纱拿掉了。并让其他人也拿下来,还站起身一个一个把别人的黑纱给摘下来。

她摘了一部分。这也太过分了。后来,张春桥提议国庆节天安门开座谈会,由吴德准备发言。江青还提议要参加象征性劳动,大家没有同意。这时已经很晚了,江青又讲了很长一篇话。

审判员:江青都说了些什么?
姚文元:她讲话的大意是,大家要团结,要同心协力,如果谁破坏团结,就让他从这里站出去。她还没有讲完,许世友同志就站起来责问她:“你为什么要我们从这里站出去?”江青解释说:“我并没有说你嘛。

”许世友很愤慨地批评了江青一通。有些老同志就劝说。江青还在那里讲。我看到老同志很疲劳了,就说:你们先走吧,让她一个人去讲吧。叶剑英副主席就先走了,最后就剩下几个人。在那个会上,江青骄气是很大的,盛气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