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行甲离职的背后 陈行甲之叹背后是公民精神的缺失 ——兼谈当前扶贫工作之误(转载)
陈行甲之叹背后是公民精神的缺失 ——兼谈当前扶贫工作之误 舒城县谢河村第一书记 陈 都 近日,陈行甲书记的《精准扶贫中 自强感恩教育要跟上》一文在各选派干部、驻村扶贫队长群中流传甚广,亦引起笔者强烈共鸣。
表面上看,陈书记之叹是群众缺乏自强感恩意识,但究其本质则是基层公民精神的缺失。而其提出的感恩教育其本身就是威权主义思想下对臣民的教化之道,那只是对问题的现象性纠偏,非治本也。 贫困,本质上是个经济问题。
扶贫当然应在经济学框架下进行,它天然应当是内生性的,精神化、多目标、市场驱动、生产性的、可持续的。然而,在当前扶贫工作中,大部分依然是采用行政手段推动,多为物质化、项目化、行政驱动、分配性的外源性做法。
结果就是县选派的不如市选派的、市不如省、省不如中央;清水衙门的不如实权肥差的;官小的不如官大的。对于资源的分配依然是以权力为中心,而非以效率为导向。把扶贫变成了另一种形式的转移支付而已。这种不以市场为手段、不以经济效率为目的的扶贫在干部中造成了二次不公,辛辛苦苦做蛋糕不如大刀切蛋糕。
换言之,一切不以效率为目的的扶贫都是耍政治流氓。同时,以权力为中心来扶贫,必然造成贫困户也“朝上看”。贫困指标是根据上级分配摊派下来的,扶贫资源是上级分配的,上级又有多少能耐了解基层的真实情况呢?如此,认定不清、措施不明、成效低下当然难免。
而基层干部由于上级下指标、定时限、催任务,无力也无心对贫困户重新认定、明确措施了,而部分贫困户一看反正上级也搞不清,便趁机赖、骗、炫,甚至以不脱贫相要挟也不足为奇了。
要解决“陈行甲之叹”,在改革开放的当代中国,仅凭感恩教育显然是不现实的。从现代公共管理的角度来看,任何一个现代国家,“法治国家、市场经济、公民社会”的三元结构是缺一不可的。
没有公民间的鼓励与鞭策、没有公民间的道德约束、没有公民间相互监督制衡,社会主义价值观无从谈起。其结果必然是法治之外无公德;必然是不以个人贫困为耻、反以牟国家利益为荣。
唯有放弃脱贫时限考核机制,真正让干部扑下身、沉下心,充分运用群众路线,让群众自选自决贫困户(必要的地方贫困人口认定可推倒重来),用乡村伦理道德鞭策贫困户,用乡规民约制衡贫困户。
放大脱贫正能量,把群众互相“攀贫”转变成竞相致富,运用党领导一切的体制催化公民意识的出现,继而帮农民树立自强、自立、自决、自治的公民精神,“陈行甲之叹”自消之。 “陈行甲之叹”一方面反映了公民精神缺失的无奈,另一方面也给我们的政府管理敲响了警钟。
那就是,我们的政府、官员应修正自己的知识论、认识论、方法论,从现代公共管理的角度重新审视当前的扶贫政策:产业扶贫只能顺势而为,只能依托当地群众,由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切忌下指标、一哄而上,切忌只抓生产不管销售,切忌只要数量不要质量,切忌只看眼前不顾将来。
而易地扶贫搬迁和生态补偿则应坚持一视同仁,公平公正,切忌谁会跑谁得利、谁权大谁钱多。
扶贫工作不应面面俱到,重点应该放在教育扶贫和社会保障上:教育扶贫是给有志脱贫者一个机会,用知识技能、平台机制、经验政策让有力者有智脱贫,脱贫后可持续发展;而社会保障是给那些连机会都没有的人一个希望。 唯如此,方得“新三扶”真经。 唯如此,农民方成公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