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振梁个人资料、图片及袁伟民何振梁之争为何事

何振梁（1929～2015.1.4），1929年12月29日出生于江苏无锡，祖籍浙江上虞。曾任国际奥委会委员，国际奥委会文化和奥林匹克教育委员会主席，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组织委员会顾问、执委。

何振梁是新中国体育走向世界的见证人，是中国奥林匹克运动的巨大贡献者，中国首次申奥成功的决定性人物，曾被外国体育刊物评为全世界最有影响的十大体育领导人之一，他为中国体育所作出的贡献将永载史册。

北京时间2015年1月4日15:50分，中国奥委会名誉主席，国际奥委会委员何振梁先生因病去世，享年86岁。

何振梁个人资料

中  文  名：何振梁

外  文  名：He Zhenliang

国      籍：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      族：汉族

祖      籍：浙江省上虞县（今绍兴市上虞区）

生      地：江苏省无锡市

生      日：1929年12月（己巳年）

逝      世：2015年1月4日

职      业：体育外交家

信      仰：中国共产党

毕业院校：震旦大学电机系

代表作品：《何振梁——五环之路》《何振梁申奥日记》等

主要成就

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先行者

为北京申办奥运会成功奠基

北京时间2015年1月4日下午3时50分，中国奥委会名誉主席、国际奥委会委员何振梁先生今天下午在协和医院因病去世，享年85岁。何振梁是中国奥林匹克运动的巨大贡献者，曾两次参加北京申办奥运会，是北京申奥由失败到成功的标志性人物。

出生于1929年的何振梁先生，是新中国着名的体育外交家，作为新中国体育先行者，他见证了新中国体育历史的变迁。在北京申办夏季奥运会的历程上，何振梁先生两次参与，担任申奥投票中方陈述人，他是北京申奥由失败到成功的标志性人物。何振梁也是新中国体育走向世界的见证人，他曾被外国体育刊物评为全世界最有影响的十大体育领导人之一。

前中体产业竞赛集团副总裁、现北京奥林匹克俱乐部总经理王奇(微博)怀着悲痛地心情在朋友圈敲下了上述这番话“今天下午3点50分，何老去世了，悲痛欲绝。从1990年亚运会前夕跟随何振梁，25年了，何老将奥林匹克理想传递给我们，又和许多热爱奥林匹克的人民把奥运会带到中国。何老今天走了，很是伤心”。

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是何振梁先生最大的荣誉，但这并没有让何振梁停止继续传递奥运的脚步，年过八旬的他不顾身体抱恙仍积极投身于南京青奥会的申办工作中去，身为江苏人的他协助家乡申办成功。何老当时为南京青奥会申办团手写的文稿目前已经被收藏在南京奥林匹克博物馆里，那份文稿上面有蓝、黑两色的修改笔迹。

两个月前何老已经卧床，但他仍关注着北京申冬奥的情况。王奇透露说，何老坚信北京一定会申办成功的，这也是何老的一个理想，希望北京在举办过夏季奥运会后还能在举办一届冬奥会。

冬奥申委发言人表示，对于何老的去世北京冬奥申委深表哀悼。他生前对国际奥林匹克事业做出重要贡献，为推动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发展发挥重要作用，也是成功申办和举办2008年奥运会的功勋。成功申办2022年冬奥会也是他的愿望，我们将全力以赴、扎实工作，用实际行动完成申办使命。

国家体育总局原局长袁伟民在自己的回忆录《袁伟民与体坛风云》中暗指何振梁在国际奥委会选举等问题上多次“不听招呼，自作主张”。两位中国体育功勋级重量人物的矛盾，究竟因何而起？背后有没有复杂、微妙的隐情？

对于袁伟民书中的指责，何振梁说自己在国际奥委会工作了20多年，“不听招呼”的时候也有，但都是出于为国家利益考虑。比如讨论北京奥运会设项的时候，何振梁按国家体育总局的既定思路在为武术争取空间，这时有关领导又传话过来，要求也要为女子垒球争取一下。何振梁觉得无法同时为中国去争两项利益，便没有听从总局的指示。还有，总局方面在申奥的时候想成为主导者，何振梁则认为，北京市才应该是申奥的主体。

在中国体育界，何振梁的身份有些特殊，作为国家体委的外事干部，他从1980年代初开始进入国际奥委会这个非官方组织。1985年，何振梁的双重身份都升级了，他被任命为国家体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又当选国际奥委会执委。在国际奥委会，何振梁善于协调各方关系，曾被评价为罕见的、没有敌人的委员，但在国内，矛盾总是不可避免。

对于总局领导所认为的“不听招呼”，何振梁的妻子梁丽娟的解释是：“外事工作许多时候需要当场做决断，什么事都层层汇报，怎么可能？”何振梁则不满地表示：“一些人的手也伸得太长了。”

何振梁的特殊身份，决定了他既要履行政府体育官员的职责，尽可能争取国家利益，又要为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考虑。可以想见，二者会有一些发生矛盾的时候。无论当事者如何富有平衡的智慧，也难以让所有利益相关方满意，误解与隔膜也不可避免。连何振梁自己也不讳言，无论是国家体育总局还是北京市政府，都会有一些官员对他有意见。

何振梁的工作，是在东西方文化间做沟通，而且更多的层面上，需要引导中国有关方面熟悉、理解和适应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的游戏规则。中国与国际接轨，无疑是一项比修建两条铁路更艰难的任务。对于每一个中国政府的相关人员而言，这难度不仅存在于技术上，也存在于内心情感上。

做了近20年体育记者的罗宏涛说，何振梁经常直言不讳地告诉中国的同事，如何与国际奥委会的人打交道，有哪些是不妥的。这种交流方式肯定要得罪很多人。罗宏涛就曾亲自听到国家体育总局的官员表达对何振梁的不满，其言谈中包含的意味是：有国际背景了、知道一些外面的规矩，就以为自己了不起吗？就可以指手画脚吗？李志坚在他的那篇见报文章中也说道：“是不是体育外交家，是不是奥林匹克外交家，最要紧的不是看坐了多少万公里的飞机，不是能以英语、法语与多少个国际奥委会委员聊天……”

作者王奇回忆了一个细节：某届全运会的开幕式，国际奥委会一位高官偕夫人出席，当时的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走上前，首先与这位高官握手，何振梁在一旁提醒，应该先和高官的夫人致意，局长的神色略带尴尬。

与绝大多数官员的难以接近不同，何振梁是以国际奥委会的价值理念面对媒体，他是一个很受中国记者欢迎的人物。他总是尽量配合记者的工作，并给予记者充分的尊重。王奇是资深体育媒体人，他说自己认识何振梁20多年，对其充满敬意。在他眼中，这位长者与人交往，体现的是一种“国际化的范儿”。而采访国家体育总局的其他高官，则难比登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