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驹的后人情况】张伯驹儿子张柳溪 张柳溪:父亲张伯驹的婚姻

核心内容：张伯驹的后人情况，在院子里一棵已有百年树龄的丁香树下，张伯驹和潘素的独女、年近八十岁的画家张传綵老人，娓娓讲述着父亲的往事。张伯驹集收藏家、书画家、诗词家、戏剧家于一身。他胸怀坦荡，性情率真，堪为名士。但他一生大起大落，跌宕起伏，前半生可谓“万峰叠翠到人前”，后半生却“残酒未消春又暮”。他出身高门大户，人称“民国公子”，一生佳人相伴，醉心收藏，最后还珠于民，一身的名士风采；

与此闪耀身份相悖的是他另外的身份伴随了他后半生的主要年月：“右派分子”“历史反革命”“资本家”“反动文人”“封建阶级孝子贤孙”“反对革命样板戏黑手”“资产阶级安放在吉林省文化界的定时炸弹”“走资派的马前卒”。张传綵说： “‘文革’中，陈毅替党向我父亲道歉，说‘没想到你那么大度，把这些珍贵的东西都捐了出来’。

后来，有人问我父亲被打成‘右派’后有何感想，我父亲说：‘此事太出乎我意料……不过我告诉自己，国家大，人多，个人受点委屈不仅难免，也算不了什么，自己看古画也有过差错，为什么不许别人错给我一顶帽子呢？’”

政坛风云让父亲毅然脱下军装，离开军界，我父亲原名家骐，字丛碧，别号春游主人、好好先生等，河南项城人。父亲出生于贵胄豪富之家，幼年就离开了项城。但是，他终不能忘怀养育他的故土。后来，他的诗、文、书、画落款，一直沿用河南在历史上的古称“中州”，自称“中州张伯驹”。

我爷爷张镇芳是袁世凯的姑表兄弟。父亲的姑母嫁给袁世凯的弟弟袁世昌，因为爷爷在家中排行老五，袁世凯的儿子们称我爷爷为“五舅”。父亲幼年入私塾，七岁随我爷爷到天津生活。宣统三年，即1911年辛亥革命这一年，我父亲和袁世凯的四子克端、五子克权、六子克桓、七子克齐、八子克轸一起就读于天津新学书院，开始了学校生活。小学毕业后，我父亲跟随我爷爷到了北平。

父亲所处的青年时代，正是革命浪潮猛烈冲击清王朝统治的时代。

1913年，袁世凯任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我爷爷张镇芳升任河南都督。

1914年，袁世凯采取了一个重大举措——创立培养军官的陆军混成模范团。父亲这年刚十六岁，不符合模范团的选材标准。但在我爷爷的安排下，他破格进入了模范团的骑科。

从模范团毕业后，父亲到陕西都督陆建章部下任职。1916年，因洪宪帝制遭到全国各地抵制，陆建章被属下陈树藩赶走，父亲又回到北京。这年，父亲和袁氏诸子都已是翩翩少年，政局的变化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次年，张勋复辟事败，父亲到蚌埠倪嗣冲的“安武军”营务处任提调。不久，安武军改为陆军，倪嗣冲改任长江巡阅使，父亲任长江巡阅使府諮议。倪嗣冲后因精神失常而辞职，父亲也随之赋闲。

张勋复辟事败，爷爷张镇芳身陷囹圄。此事像一层浓重的阴影罩在父亲的心头，给他以强烈的震动。

1921年，爷爷在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支持下，东山再起，出任盐业银行董事长。吴鼎昌主管行务，爷爷则在家养老，每年除股金红利之外，另有一笔红利，可分到三万多元，直到1933年爷爷去世。

1925年，奉军进驻北京，张作霖成了北洋军阀的末代统治者。政坛上风云变幻如同儿戏一般，父亲眼见政治黑暗，且经历了这一系列变故，又目睹爷爷在官场上沉浮，他叹道：“内战军人，殊非光荣！”毅然决然地脱下军装，离开了军界。

他辞去在旧军队中的一切差事，解甲从商，子继父业，后任盐业银行常务董事。也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经济后盾，生计无忧，才使得父亲后来醉心于文化。

张伯驹（1898—1982），河南项城人。生于官宦世家，民国四公子之一。张伯驹是集收藏鉴赏家、书画家、诗词学家、京剧艺术研究家于一身的文化奇人，著有《丛碧词》《红毹纪梦诗注》等书。

1918年毕业于袁世凯混成模范团骑兵科，历任安武军全军营务处提调、陕西督军公署参议，盐业银行董事、总稽核，华北文法学院教授、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北平市美术分会理事长，国家文物局鉴定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北京市政协委员，吉林省博物馆副研究员、副馆长，中央文史馆馆员等职。

1982年2月26日病逝于北京。艺术大师刘海粟曾说：“他是当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从他那广袤的心胸涌出四条河流，那便是书画鉴藏、诗词、戏曲和书法。四种姊妹艺术互相沟通，又各具性格，堪称京华老名士，艺苑真学人。”

张伯驹与夫人潘素潘素写给张柳溪的信件

我父亲张伯驹是在天津的家里长大和受教育的,爷爷张镇芳先是在家里给父亲请了私塾先生,后来送父亲到国学大师、教育家、南开大学创办人严范荪所办的新学书院学习。新学书院当时在法租界的法国花园(抗战胜利后为天津市中心花园)附近,当时国民饭店也在法国花园附近。

父亲经常在国民饭店吃饭,家里和国民饭店结账只需在年节前。父亲就是在那时候养成喜欢吃西餐的习惯。国民饭店楼上是高级客房,我父亲也经常和亲戚朋友(袁克文等)吟诗、填词、唱戏。

我为娘打幡当孝子

父亲十五六时由爷爷包办娶了安徽亳州一女子,她父亲姓李,曾任安徽督军。父亲的这位原配夫人,我称她为娘。爷爷给父亲办的婚礼排场很豪华,父亲的结婚礼服类似袁世凯就任总统宣誓时的元帅服,是黑呢子的,领口、袖口和大襟都镶有一指多宽的金线,肩上有金线编织的肩章,裤缝处也镶有一指多宽的金线。

我娘穿的是清末民初显贵家庭的妇女常穿的那种绣花短袄和盖到脚面的长裙。这套礼服我娘一直保存在她的小箱子里留作纪念,一直到她1939年去世后一两年,我妈妈整理她的遗物时才发现。

我娘纯粹是封建社会的牺牲品,她生在清代高官的家庭里,从小缠足,虽然后来放了,但仍然是小脚,她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从小受父母的宠爱,总有人侍候,然后受父母之命嫁给我父亲。她在嫁给我父亲之前两人并没有什么交往,更谈不上什么感情,在嫁给我父亲之后虽然对婚姻抱着幸福的希望(她一直保留着和我父亲结婚时的婚礼服就是证明),但事与愿违。

我父亲是在不愿意、不甘心的情况下和她结合的,她没有让父亲欣赏、爱的条件,也不能侍候、照顾我父亲的生活,所以她和我父亲一直没有建立起真正的感情,而且结婚多年也没有生儿育女。

当时,在天津家里楼房二楼东边的两大间和一个亭子间是我娘的房间,只有保姆与她同住。我父亲回天津时住在我妈妈的屋子里,很少、甚至几乎不去看她,我从小到大,几乎没有见到过父亲去她屋里坐一段时间或和她说一些话。

她不快乐,身体也不好,整天不出屋门,连按礼节每日应该下楼给我爷爷奶奶请安的事也免去了。我爷爷奶奶很体谅她,全家也尊重她,都称她为少奶奶,但很少有人到她屋里看她,只有我妈妈常去看看她,了解她的需要,照顾她的生活,我也要按照礼节去给她请安。

她很喜欢我,常常专门给我留些吃的。

她就这样了却了一生,死于1939年,当时天津闹水灾,我和父亲都在北京。她的丧事由我妈妈负责料理,我被叫回天津为她打幡当孝子,父亲没有回天津。

大妈是走红的京韵大鼓艺人

除了原配夫人外,我父亲先后又娶了我大妈邓韵绮、我妈王韵缃和我三妈潘素。

我大妈原是北京的京韵大鼓艺人,韵绮的名字是父亲给起的。当时我父亲经常在北京,先是按照我爷爷的安排在官场做官,后来又在盐业银行任董事之职。父亲在北京时住在西四牌楼东大拐棒胡同内弓弦胡同1号的宅子里,那是我爷爷在北京做官时置办的产业。

那个年代,一些富家子弟都是在大家庭里已有妻妾的情况下,再另外买一所房子娶一个女人,成立一个外家,我父亲也不例外。

我大妈当年是唱得好的京韵大鼓艺人,我上大学时她已经四五十岁了,仍断不了哼唱几句。她的长相不算娇艳,也不太善于打扮自己,穿着绸缎衣装也不比别人更美,当年主要是唱红了的。她到底是出身贫寒,所以很会料理家庭生活,她能把我父亲在北京的生活安排料理得很好,北京家里的管家和厨师也能够按照我父亲的需要随时侍候,做出令我父亲满意的丰盛菜肴。.

我大妈虽然不是很圆滑,但是也能处理与各方人士的关系,当时在北京的各种场合都是她陪伴我父亲,和我父亲来往密切的人都知道她。当年也是她陪伴我父亲去各地游山玩水,如在中华书局出版的《张伯驹词集》中,第11页的《鹧鸪天》和第13页的《秋霁》两首词中提到的韵绮就是我的大妈。

这两首词是我父亲带着大妈和朋友一起游玩时,偶有感触诗兴大发时所作。那时,我父亲经常带着大妈游山玩水并和朋友聚会,即便后来父亲调任上海盐业银行任职期间,每到春暖之后、秋凉之前,父亲仍然经常会回到北京避暑,和在北京的文人雅士聚会,吟诗填词作画度曲,都是我大妈陪伴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