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打假人何去何从 他们存在是为了什么
小编庆幸生在80.90年代之人，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么多假货。水还是清的，奶粉还是没有三聚氰胺的，疫苗也是可以放心打的。
近日，“假疫苗”流入18省事件令人发指，更是因为广大关注。众多幼时打过假疫苗的孩子，陷入生命垂危，家境一平如洗状况，回头看看做假疫苗之人，逍遥快活，发家致富。
可是，这次“假疫苗”事件过后，真的市场上就不会再流通了吗?小编我此时倒是希望有打假人出来作证，倒是希望国家的法律有所更改，死刑处分多些，这些人祸害的岂止是一两条人命啊。
时势造就英雄，在这个假货横行的世道就会诞生一群这样的人--职业打假人
他们鲜以真面目示人，很可能就是逛街时与你擦肩而过的路人甲;他们烂熟法律规定、掌握鉴定资源、精于索赔技巧，即使被百姓奉为揭黑打假英雄时，也毫不避讳“逐利”的初衷。
职业打假20年，他们有人出入乘豪车、坐拥豪宅，也有人被无情淘汰，争议始终伴随。“3·15”前夕，新华社记者走近三位职业打假“老炮儿”，探究这个群体背后的“江湖”。
1995年，22岁的青年王海在北京隆福大厦购买了12副假冒索尼耳机，并依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获得赔偿，从此走上职业打假道路——这是中国民间打假的开端，“职业打假人”王海迅速引起关注和效仿。
那是个属于“老炮儿”的年代，无数个“王海”奔向全国各地的商场、市场，几乎每一个主要城市都会有一两个标志性的“职业打假人”，媒体上经常可以看到各种黑幕被曝光、知名企业陷入“造假门”。
那时，杨连弟还是北京市原宣武区一个连锁超市的店长;前公安民警、工商局干部刘殿林已经“下海”经商，受到“王海现象”的影响，杨连弟和刘殿林分别在北京和唐山开始打假生涯。
当时40多岁的刘殿林专程从河北到北京，对20岁出头的王海以师礼相待。一年以后，刘殿林羽翼渐丰，因为不认同当时王海的观念和打假模式，以及“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等复杂的原因，与王海分道扬镳。
刘殿林拉着一帮人组成联盟，“打着王海的旗号反王海”。杨连弟说，他曾经试图撮合这对曾经合作默契的师徒，但两人裂隙已深，似乎很难再回到当年的状态。
“王海是我的老师，随着年龄增长这事也淡化了，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合作。他比以前大度，为我们这个行业考虑的也多了。”20年后，刘殿林这样说。
打假人与商家的“恩怨”也颇有意味。“3·15”前，已经是“大佬”级别的杨连弟亲自出手，向北京一家销售过期糕点的知名商场索赔。杨连弟说， 这家商场位于长安街边的总店是他打假的起点，他也因此被列入“黑名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甚至不能在总店正常购物，因此对这家商场“格外关注”。
而刘殿林则因揭露凉茶中违规添加药物与一家凉茶企业结仇，但几次交锋后，厂家因彻底规范化而发展迅猛，双方不但“一笑泯恩仇”，刘殿林更是被聘请为厂家打假顾问，奉为上宾。
江湖上往往有自己的行为规则，对于职业打假人，对手并不总是喜欢用文质彬彬的方式解决问题。
“曾经有个打假人，被打假对象雇来的人在派出所门口扎成重伤。”王海说，总是有打假对象“算不清违法成本”。
刘殿林对自己的合伙人有更江湖气的称呼——“拜把兄弟”，在广州“暗访”人血白蛋白造假时被对方识破，他的两个拜把兄弟险些被对方打死。
“有一次打假牙膏，我们被几十个操着铁棍子的人围殴。我们6个人在医院急诊室里躺了一排，有个兄弟胳膊肿的和腿一样粗。”刘殿林承认，在最初打假时由于自己性格冲动，造成了不少危险，连累了不少“兄弟”。
震动最大的一起案件发生于2003年，当年12月13日，“民间调查员”黄立荣在偷拍、监视紫禁城国医馆老板时被发现，被活活打死后抛尸。
被十几个彪形大汉堵着要求“谈谈”，对于“职业打假人”来说司空见惯。
“那是风险没有控制好。”谈到打假人受到暴力袭击，王海说，为了保护自己，他有一些“规矩”。“比如一些水果摊、小商店缺斤短两，我会提醒他们，但不会真‘打’。”王海说，“‘兔子急了会咬人’。”
除了在公众面前永远不肯摘下的墨镜外，王海还用“大众脸”、当过兵等标准招募打假人员，这也几乎成了所有打假公司招募员工的标准。
而当发生“职业打假人”因打假受伤、被追究刑事责任等情况时，其他打假人会采取各种“声援”行动来“抱团取暖”。
除了要面对造假人的威胁外，“职业打假人”还必须学会处理与行政执法部门、司法部门的关系。“我们严格按照法律程序进行投诉，如果出现行政执法部门地方保护、不作为，那我们就会坚决告它。”王海说，这样的官司每个“职业打假人”都打过。
“收钱噤声”是行内通行的潜规则，在与企业私下达成协议后，打假人不会将企业的不良行为公之于众。“没有不透风的墙，如果企业不改，会一拨一拨 来打假，企业承受不住自然会改。”王海说。打假人认为，打假人群体的监督和企业“花钱买平安”后的自律行为可以保证打假的效果。
在“职业打假人”周围，还伴生有“线人”群体，他们有可能是问题企业的员工，也有可能是同业者、竞争对手，在获得赔偿后，打假人要按照事先约定的比例与“线人”分享赔偿金。
“2004年我收入两千多万元，交税200多万元。”刘殿林说。凭借对法律的钻研以及聪明的头脑，20年后当年的一部分“老炮儿”成为“先富起来”的人而受到追捧。
但光鲜难以掩盖“职业打假人”因逐利而不可避免的“原罪”，随着更多良莠不齐的人投身这个行当，这些不光彩的东西被愈加放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