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厚英女儿 淮河儿女戴厚英呼唤 “人啊 人!”
1960春天,黄埔江畔风和日丽,而上海市作家协会的会议室里却冰刀霜剑,一场马拉松式的批判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讨论会(后被称为49天大会)正在进行,开始批判面铺得较宽,后渐渐集中到三个人身上:复旦大学的蒋孔阳,华东师大的钱谷融,上海师院的任钧。
相应的,三所学校各出一名新生力量作重点发言。这不,从阜阳地区颍上县南照集走出、即将从华东师大毕业的22岁女青年戴厚英甩一甩齐耳的短发,连蹦带跳地登上讲坛,在举座为之惊讶的目光中开始了她的发言:“同志们,我叫戴厚英,是钱谷融的学生,中国有句古话: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按这句话,他是蓝,我是青,说我胜于他,我不愿自作评论,若说他胜于我,我也不愿自己认输,那么,我就针对钱谷融的代表作(论‘文学是人学’)作一个发言,谁胜于谁,请在座诸位评判。
我这个发言是对钱谷融鼓吹的人道主义的批判,这显然有背于孔夫子倡导的师道,但一位名人说过:‘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台下一片雷鸣般的掌声,有的人交头接耳:“伶牙利齿”,“初生牛犊不怕虎。
”戴厚英发挥了一通当时否定18-19世纪欧洲人道主义文学的流行观念,讲得激昂慷慨,又不乏幽默风趣,场内掌声一阵接着一阵。戴厚英继续说道:“有人说,人道主义者都是十分善良的,像托尔斯泰,为了反省自己的贵族生活,自己修皮鞋,这更加可笑。
请问,托尔斯泰自己修皮鞋的时候可曾想过,劳动人民根本穿不上皮鞋,甚至连草鞋也穿不上。再说,自己修皮鞋就能使千千万万劳动人民获得解放吗?不,只会麻醉劳动人民!
劳动人民只有通过革命才能解放自己。”戴厚英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走下讲坛,这次发言使她成为上海文艺界批判人道主义的小钢炮,还未毕业就确定分配到上海作协文学研究所工作。
此后的6年间,她参加了对电影《早春二月》,《北国江南》,鬼戏,鸳鸯蝴蝶派的批判,写下大量批判文章,在一次批判高潮中,她和几位青年朋友读到一部小说《归家》,用马列主义的尺子一量,觉得此书宣传了“人性论”和“人道主义”,便主动请战,经领导批准后合写一篇文章在文汇报发表,朝着从“要我批”到“我要批”的路上迈出坚实的一步。
超过秦始皇焚书坑儒千万倍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戴厚英成为作协文革领导小组的四把手,1968年3月,著名诗人闻捷被张春桥勒令回作协接受审查,戴厚英和青年诗人王宁宇等作为群众办案组成员负责对闻捷的管理并审查闻捷在文革初期的外逃事件。
闻捷住到了戴厚英隔壁的一间房子里,一份份交代材料递到戴厚英手里,一次次询问对话在他们之间进行,闻捷那诗人的气质压抑不住地表现出来,他不但交代自己外逃的几十天干了什么,还坦诚地谈自己的过去,而且一谈起来就忘了自己的身份,“小王”,“小戴”地叫个不停。
他的历史问题也一目了然:1939年,正值国共合作时期,16岁的共产党员闻捷和十来个战友一起被李宗仁战区的国民党逮捕,根据共产党当时的战略和上级指示,闻捷和他的战友们写了一份集体“悔过书”,没承认共产党员的身份,只承认“年幼无知,误读不良书籍,误与不良人为伍”,保证“今后在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领导下,精诚团结抗战救国”,闻捷在狱中党组织的指导下,哭着闹着要回家找“妈妈”、“继续读书”,从而获得释放。
正是这段历史,使闻捷背上“变节”,“叛徒”的罪名,闻捷在交代材料中把自己与刘胡兰相比,批判自己“贪生怕死”,并且,他的批判不是敷衍应付,而是真诚深刻的反思,戴厚英读到这段交代,脑海里立即浮现出一个身边16岁孩子的形象,浮现出一个自己16岁的形象,她的心乱了,她从此再没批判过闻捷一句,哪怕闻捷本人还正在虔诚地批判自己。
1968年4月12日戴厚英被卷入炮打张春桥的短暂到只有12个小时的汹涌洪流,从而和闻捷一起被投入到干校,边劳动边接受批判。戴厚英变换了一个角度去观察诗人,诗人的真诚,坦荡,博学深深地感染了戴厚英,在诗人的妻子杜方梅自杀,戴厚英的丈夫提出离婚并办理了手续之后,戴厚英与闻捷的关系发展为爱情,他们递上了要求结婚的报告,这被视为大逆不道,并且受到据说是来自无产阶级司令部干涉和阻挠。
1970年12月31日,工宣队通知召开批判闻捷的大会,让戴厚英准备揭发,戴厚英拒绝了。批判会如期举行,一个个被戴厚英引为知己的“娘家哥”拿着早已写好的批判稿走上讲台,批判闻捷对抗改造,对抗运动,并对他们的结婚申请逐条批驳,有的质问:“你们互相欣赏的是什么才华?是对文艺黑线的留恋!
你们想开夫妻老婆店,一个管写诗,一个管吹捧!”最后由军宣队长进行总结,他说:“闻捷和戴厚英的结婚报告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反面教材,是文艺黑线的死灰复燃和对文化大革命的疯狂反扑,闻捷是什么东西?是敌人狗洞里爬出来的叛徒!
这样的人还配谈恋爱?”戴厚英受到最致命的一击,她觉得自己的脸皮被撕得粉碎,扔在垃圾堆里。戴厚英为了诗人,为了自己,向命运屈服了,声明与闻捷断绝关系,不料她的声明导致闻捷万念俱灭,于12天后自杀身亡。
戴厚英悔恨不已,她想,如果自己不作那样的声明,如果有自己的爱情陪伴,诗人也许会从黑暗中走出来,现在,等于是自己的软弱杀害了闻捷呀。
戴厚英几乎精神崩溃,在床上时而昏睡,时而疯狂,整整7天。同时,作协大院里用斗大的字写满了标语:“大叛徒闻捷畏罪自杀,死有余辜!”声讨闻捷畏罪自杀的大会也在进行,会场上有人喊着把戴厚英拉出去批判,戴厚英在发疯似地翻滚,痛哭。
人们讥笑她:一个叛徒死了还不如一条狗,你哭什么?戴厚英说我的爱人死了为什么不能哭?一位平时很温和的女工宣队员说:谁是你的爱人,你们还没结婚,怎么是爱人?你们知识分子怎么不怕丑啊!这些话像刀子一样刺痛了戴厚英的心,剥出了没有人道主义的人类是怎样一副丑陋的形象。
十年动乱结束了,1978年春天,当年闻捷自杀后陪伴戴厚英7天的女友因研究工作需要,来信让戴厚英谈谈她所认识的闻捷。戴厚英买了几本小学生练习簿,边回忆边写自己与闻捷相识的过程,她的感情一下子被调动起来,写好回信便开始写小说,半个月写成30万字的初稿,又花40天改成45万字的二稿,出版时定名为《诗人之死》。
随后又用2个月时间写成25万字的《人啊,人!》,用半个月时间完成20万字的《脑裂》,这三部书组成一套描写当代知识分子命运,宣扬人道主义,呼唤人性觉醒的三部曲。
在《人啊,人!》的后记里,她回顾了从当年批判老师的人道主义到转而信奉人道主义的心路历程,说:“一个大写的文字迅速地推移到我的眼前:‘人’!一支久已被唾弃,被遗忘的歌曲冲出了我的喉咙:‘人性,人情,人道主义!
”……此后直至1996年9月25日被歹徒陶峰杀害的18年间,戴厚英共出版长篇小说7部,中短篇小说集2部,散文随笔集2部,自传1部,死后由暨南大学杜渐坤同志整理编成散文随笔全集3部,戴厚英戴醒母女两地书1部共16部巨著。这位一生热爱着家乡,热爱着母亲的淮河儿女,成为当代中国和世界文坛产生重大影响,难以磨灭的大作家。
1998年5月2日,颍上县南照镇政府在中心大街上为戴厚英立下一座5米高的雕塑,戴厚英从此顶天立地,高高站立在阜阳人民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