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厚英作品集 女作家戴厚英被害之后

“著名女作家戴厚英以《诗人之死》和《人啊,人!》而蜚声文坛。正当她年富力强,创作旺盛之际,却于1996年8月25日惨遭杀害。一颗文坛新星黯然在当代文学的长空中消失,让我们至今回想起来仍深感惋惜。” 凶杀现场一瞥 1996年8月26日,上海各大传媒都以简练的文字报道了戴厚英被杀害的消息。

一时全国震惊。继而,英、美、法等诸多国家的传媒也相继报道了这起凶案。其影响很快波及国内外。上海市委领导指示:尽快破案。

陈申东是最早到达现场的侦查员之一。他是上海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总队一支队副支队长。他说,现场到处是血。戴厚英在客厅里,身上挨有30多刀,其中致命一刀是脖颈处的主动脉血管被割裂。侄女戴慧死于北房间,同样血迹斑斑,席子上还留有唾液,显然是昏迷过去后再被杀害。

陈申东说,当时现场被反复勘查。戴厚英的房为三室一厅套房,门锁完好无损,不见任何撬痕,显然为熟悉的人进屋后行凶。戴厚英尸体旁有一把带血的菜刀,这是戴家的菜刀。

客厅的桌子上有一只茶杯,里面是白开水。屋内未上锁的橱柜抽屉均被翻动过,失窃物经粗粗统计有现金、存折、金银首饰和戴慧的一只爱华牌“随身听”。陈申东说,现场血迹遍布的程度一直到玻璃台板下面。最关键的是获取一枚“力度”牌皮鞋的鞋印和戴厚英眼镜上的指纹。

内查外调数百人 第二天,“803”一支队支队长刘道铭和虹口公安分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杨璐率员奔赴戴厚英的家乡颍上去调查,凡是熟悉戴厚英的人挨家挨户调查,连续半个月,跑了23个行政村,共登记了980多人,其中去上海打工的380人。

16天后被全部排除,因为没有一人具备作案的时间和条件。 与此同时,陈申东和虹口公安分局刑侦支队政委施敏鹤,在凉城派出所的配合下,对地区内的500多户人家逐个排队调查。

有一个12岁的小学生反映,这天下午,他在新村里溜冰时,见到过一个老头子,秃顶,络腮胡子,穿一件粉红色衬衫。陈申东说,当时我们就在偌大的新村里找这么个老头子。

当时有人说,小孩的话不可信。其实,这小学生反映的情况极为重要,基本说对了凶手的模样。陈申东说,这以后,秃顶、络腮胡子、红衬衫就一直印在脑子里。 一时间,案件像阴沉沉的天空,始终不见阳光。 戴厚英日记 戴厚英的女儿戴醒是从美国来沪奔丧的。

母亲遭人残害使她悲痛欲绝。追悼会以后,她整理母亲的遗物。戴厚英没有什么积蓄,总共大约万把元,银行里的存折都是二三千的,没有一笔巨款。平时她将钱都捐给了家乡的灾民。

她留下的无非是一屋子的书籍以及书信、日记和软盘。那日记足足有一麻袋。 侦查员们在毫无线索的情况下,不由对戴厚英的遗物产生兴趣,兴许从她的日记或书信中发现些有价值的线索。可戴醒怎么也不让侦查员们碰母亲的遗物。

她认为这是母亲的隐私,谁也无权过问。母亲已经死了,就不要再挖她的伤疤了。 也巧,同时被害的戴慧,她的舅舅是本市一个区的区委书记。他也一直关心着此案的侦破情况。于是,他出面做戴醒的工作,希望她配合公安机关,尽早抓获杀害她母亲的凶手。

他还对戴醒说,只允许两位侦查员在极小的范围内阅读戴厚英的日记,保证不泄露戴厚英的隐私。 于是,一麻袋日记扛到虹口公安分局,由刑侦支队政委施敏鹤和陈申东两人阅读。

陈申东对戴厚英的日记读得很仔细,凡是出现人名都一一记录下来,大凡是社会名流。突然一本日记本中出现了一个很陌生的人。这个陌生的人出现在1996年4月25日的日记里。戴厚英记道:“我中学时代的老师李文杰的孙子陶锋,带来其爷爷的一封信,要我多多关心;陶锋本人是厨师,要求帮助在上海找个宾馆打工……” 李文杰——陶峰。

老侦查员徐一中马上想起在查阅戴厚英的来信中见过一张纸条,忙翻出这张纸条,上面写道:我的孙子小锋在五角场工作,望多关照。

并附言:陶锋,住宝山区呼玛一村某号。 在浓雾中出现的这两个陌生人,犹如一道电光闪亮,不由令陈申东和施敏鹤亢奋。他们迅速查明,李文杰确是戴厚英在读临泉中学时的老师,很久没有到上海来了,不存在作案的任何因素。

那个叫陶锋的也确是李文杰的孙子。老侦查员在走访呼玛一村时,那里住着不少来沪打工的安徽人,有人知道陶锋,但陶锋已不在呼玛一村,他前一天晚上坐火车回老家去了。有人反映,8月25日晚上,也就是戴厚英姑侄遇害的这一天,陶锋回呼玛住宿地时,看见他多了一台爱华牌“随身听”。

再一追问,陶锋的体貌特征与凉城地区一个溜冰的小学生反映的情况基本一致:红衬衫、秃顶、络腮胡子。 种种迹象表明:陶锋有重大作案嫌疑。

时不宜迟,追捕陶锋! 兼程捕捉陶锋 9月14日早上7时30分,一辆陈旧的尼桑警车从803开出。陈申东和杨璐带着侦查员党杰、金亚奇直驱安徽。虽是9月天,可酷暑未尽,依然热得汗水淋淋。

尼桑车里空调失效,4个人在闷热的车厢里心急如焚。车到合肥后,在安徽省公安厅配合下,请了当地一名侦查员张晓东一同前往界首。从合肥到界首的路相当难走,加之又是夜间行车,车速拉不上去。到界首时已是深夜12时了。

界首,是戴厚英老师李文杰的居家之地,也是陶锋的老家。据当地公安机关查实,李文杰是退休教师,陶锋的父亲也是退休教师。陶锋1969年9月19日出生在这个教师之家,那年他27岁。陶锋从上海返回界首,是否住在爷爷家?方向不明。

当夜,陈申东和杨璐他们商量如何着手捕获陶锋。 第二天上午,决定由安徽省公安厅的侦查员张晓东扮着陶锋的同学去李文杰老人家。张晓东能说一口道地的界首话,不易打草惊蛇。 张晓东见了李文杰,一口土话,令老人深信张晓东是陶锋的同学,便告知张晓东,孙子陶锋在昌盛宾馆做厨师,晚上住在宾馆里。

陈申东回忆说,当时得到这个消息,他们既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重大嫌疑人就在眼皮底下,紧张的是生怕稍有疏忽,到嘴的鸭子飞走。

这通常就是破案前的兴奋和紧张。 陈申东他们与界首市公安局取得联系。因为陶锋在厨房间,随手就可操起各种刀具进行抵抗。所以,当地公安机关抽调两名带枪的刑警予以配合。 中午12时光景,陈申东他们一行7个刑警身着便衣,来到昌盛宾馆餐厅。

陈申东亮出工作证,说:“我们是上海市公安局的。”陶锋一听,顿时软了下来,面孔刷白。 陶锋先由当地刑警带往界首公安局。陈申东和杨璐立即到陶锋住的宿舍里进行了搜查,查获一台爱华牌“随身听”,这正是戴慧失窃的“随身听”。

还从他身上搜出一张戴慧的存折。 交代行凶经过 9月17日,803副总队长王军和虹口公安分局局长宋孝慈驱车前往界首,将陶锋押回上海审讯。

陶锋是1996年春节过后到上海来打工的。原先以为上海淘金容易,不想一阵下来,非但找不到工作,连口袋里的钱也用得差不多了。于是他回老家。爷爷疼爱这个孙子,愿助他一臂之力,便告诉他,上海有爷爷一位学生,很有作为,也很有名气,原先也是安徽人,叫戴厚英。

爷爷嘱孙子:“到上海可以去找戴老师,兴许她能帮你一把。”爷爷写了一张便条交给孙子。 1996年4月25日,陶锋再次到上海。他按照爷爷写的地址找到了戴厚英家,递上了爷爷的便条。

尽管戴厚英告别中学时代已40多年,可她依旧记得李文杰老师。她不是忘恩负义的人。老师的孙子来了,她热情接待。老师所托之事,她也热心相助。陶锋到了上海一家餐厅当厨师。可干得不愉快,心里很不平衡。

他到戴厚英家去过几次,也想开口向戴厚英借钞票,可羞于启齿。那段时间,戴慧正巧住在戴厚英家,也认识了陶锋。 陶锋在上海没有其他亲戚朋友,同乡来打工的都是脚碰脚,根本莫想动借钱的脑筋。

所以陶锋在上海惟一能借点光的便是爷爷的学生戴厚英了。8月25日下午3时半光景,他又来到戴厚英家,只见惟有戴慧一人。这天戴慧穿着睡衣睡裙,且裙子较短。陶锋起了歹念,这个歹念是双重的,既有生理上的欲念,又想从戴厚英家里“拿”点什么。

最后是钱欲占据上风。他卡住戴慧的脖子,将其卡昏。随后再翻箱倒柜,窃取财物。就在这个时候,戴厚英从超市买东西回来。因为陶锋罪恶已经形成,对戴厚英的到来不由一阵惊慌,随后抓起一只香水瓶砸向戴厚英的头部。

戴厚英与陶锋搏斗,被陶锋打昏。这时,陶锋从厨房间拿起一把菜刀,朝戴厚英劈去。戴厚英被砍醒,说了她生前的最后一句话:“你这样做要后悔的。”这时,陶锋杀性已起,非但没有住手,反而举刀狠命砍向戴厚英,足足砍了30多刀,将戴厚英砍死。

这时,戴慧从昏迷中醒来,抓起一把拖畚,与陶锋搏斗。陶锋又将菜刀砍向戴慧,将戴慧杀死。最后,陶锋洗去身上血迹,卷起劫掠的财物,仓皇逃逸…… 同年10月18日,陶锋被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不出半月即被执行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