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人不容易把工作和生活分开？

工作与生活要分开、在私人生活中不被打扰，这在中国本身就是逐渐浮现的一种新意识，是一个新的群体孜孜以求但尚未实现的权利——甚至是一种特权，因为那些为生活奔忙的人，常常不可避免地要经历两者的交织，而无法讨价还价。中国的白领可能是全球最忙碌的中产者。即便是外出休假旅游时，老板们也常不忘给高层员工加上一条：带上电脑，保持手机24小时畅通。这并不是开玩笑，至少我就曾一度在三亚休假到一半被叫回上海参加一个重要的客户提案。至于休假期间接听电话处理公务、用电脑继续修改文件，乃至公司旅游时开会，那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并非只有我个人感受如此。2013年中，法国雅高国际酒店集团旗下的皮尔曼商务旅行公司针对七个国家的调查显示，与欧洲人不同，中国人最倾向于将私人生活与事业混为一体。高达85%的中国人和74%的巴西人会在度假和周末期间仍携带或使用电脑、智能手机和各种电子设备，而只有47%的英国和50%的德国人会这么做。92%的中国人和83%的巴西人认为这种生活更有利于他们的职业生涯，而其他国家的比例仅为70%。欧洲人不仅讨厌在私人生活中处理公务，反过来也一样不喜欢：94%的法国人和62%的德国人不会在工作中做私事。

和欧洲人不同，我们也尚未习惯将公共领域和私人生活截然分开——或者不如这么说，欧洲人那种公私分明的生活状态，原本就基于其特殊的社会体验，而那是中国人不曾有过的。在中国的传统熟人社会中，“公”与“私”之间很难划出清晰的界线，人们身处一个个家族和村舍中，看似是宗族或全村事务的，又和私人生活不可分离，按现代对“公共”和“私人”的定义来说，那时的世界既非公共也非私人，两者混淆不分，个人也不存在一个外力完全无法介入的私生活领域。按照这种传统的逻辑，公私分明甚至是一种无情无义的表现。一个人升做了村长厂长，就会有亲友来求情附骥尾，如果予以拒绝，便会有人议论此人“不近人情”。工作场所与生活场所更是无从分离：甚至找人办事，最好是去他家里，虽然那明明不是处理公务的场合。直到1980年代，不少单位的厂长仍然像一个族长一样行事，甚至可以带人去捉奸，处理“作风不正”的工人，虽然按现在的观念看，这分明就是侵犯个人隐私。即便在今天，仍有些人对公私边界极为模糊：领导有时让你帮他接孩子，乃至帮他孩子完成作业，你做还是不做?

正如历史上一再发生的，随着生活的实质内容发生变化，私人生活的意义得到深刻的认识之后，也将改变公共生活，因为所谓“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向来是根据彼此来界定自己的。记得问我的同学，他是这么说的：“强调工作与生活分开有意义吗?工作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获得更好的生活条件、更高的生存地位。怎样提高工作水平，远非努力工作能够达成的，一则需要在生活中得到足够的休息与放松，二则需要通过将生活中汲取的经验反哺，三则可以通过在生活中与同事互动形成工作中的协作……”事实上在我国，三百六十行基本就是每一个人的烙印，并且对父子的成为是老姓小姓，并且子承父业。这是一种传统文化一样的思想。比如说：“嘿，船家。哎，死跑龙套的。这是社会地位，也是标签类别。所以工作不只是工作，基本等于一个人的人生。跟国外不同，社交之中大家会先关注这人的性格爱好为人处世外形个性，而国内先要知道这人做什么的;同行业或有一定了解的更关注做的怎么样，所以怎么把工作和生活分开?似乎也确实没什么意义，没什么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