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铎心经 米芾、赵孟頫、王铎的个性心理及成长环境比较

清代刘熙载云:“书者,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这就是“书如其人”说,它阐释了书法风格与书家的性格、性情之间的关系。当然书家的性格十分复杂,影响书法创作的因素也非常多变,孙过庭就有“五乖五合”之说;况且书家的性格特征也并不一定完全通过书法来表现,有时甚至还会出现截然相反的情况。

故本文引用此观点是基于最普遍、最一般的情况来说的,即书家的性格与其书风的大基调具有一致性,而并非指实从某一幅具体作品中就能看出书家的性格是什么。

这种对书家性格与其书法风格的关系阐述仅仅说明,在影响书家的书法风格的众多因素中,书家的个性心理是其中不可忽视者。笔者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前提来考察米芾、赵孟頫、王铎三人的性格心理差异对其书风的影响。

所以既然米、赵、王三人的书风差别很大,那么他们性格之间的差异就是一个不能忽略的因素。而一个人的性格的形成又与其生活环境密切相关,为了更准确和深刻地理解米、赵、王三人书风和审美思想的差异,还需要了解他们的成长环境和经历的异同。

这就是本文要进行的第三方面内容的比较。 从目前的米芾、赵孟頫、王铎三人的个案研究情况来看,基本上都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心理矛盾。

如米芾性格的“双重性”,赵孟頫内心仕与隐的矛盾,王铎的行为与否定自己既有价值观念的冲突,这些都是影响其书风形成的因素,也是他们的相似之处。尽管他们的书风的形成都受其内心矛盾的影响,但他们内心的苦痛又不完全相同,而且由于性格的差异以致处理矛盾的方式也不同,因此在书法中的表现也不尽一致。

而这一问题在以往的米、赵、王个案研究中的阐述还比较笼统,对其个性心理特点与书风特征之间的关系的表述尚不够详细。

如他们内心都有矛盾,但为何米芾没有选择通过草书来表达他的内心的不满?米芾和王铎的书风那么跳宕激越而赵孟頫却那么平和端详?赵孟頫的内心是否真的很平静?等等诸如此类问题都与书家的性格特征密切相关。

因此结合书风的差异对他们的个性心理进行比较分析,是非常有必要的。 总的来看,米芾书法运笔的刷掠跳宕、结体的歌侧险绝与其内心的不平衡构成了某种对应关系;赵孟顺书法的温润平正与其中庸温厚的性格也构成某种对应关系:而王铎书法的顿挫有致、纵而能敛也与其性格不无关联。

这一事实对刘熙载的“书如其人”说是一个极好的证明。米芾、赵孟頫、王铎虽然都以二王书法为主要的取法对象,但是他们的书法风格相差却颇大,因此也不能不考虑他们的个性心理因素。

孙过庭云:“学宗一家,而变成多体,莫不随其性欲,便以为姿”,揭示的正是书家的个性特征在书风取向上的主体能动作用。因此他们三人书法在取法基本相同的情况下却各自形成了个性鲜明的书风。

米芾的性格人所共知,那就是“颠”。其实颠就是米芾的内心矛盾的外在表现。曹宝麟师指出:“只有了解到米芾性格中的双重性,即真率和矫饰、狂傲和谦卑、坦诚和隐瞒等等首鼠两端的表现,才能来谈论他的书法和书论”,这一观点就表明了米芾的书法、书论特色确实与其心理矛盾有密切联系。

那么米芾的心理矛盾表现在什么地方,为何会有矛盾?米芾的心理矛盾主要体现在,一方面自己期望得到他人肯定甚至期望自己有权力,另一方面由于其出身的冗浊而在现实中这种期望又得不到满足,这一巨大的心理落差使其内心始终无法平衡,因而他采取了异于常人的言行来向世人表明自己的能力。

在一般人看来,米芾的这种行为和言论就是“颠”: 芾为文奇险,不蹈前人轨辙……冠服效唐人,风神萧散,音吐清畅,所至人聚观之,而好洁成癖,至不与人同巾器。

所为橘异,时有可传笑者。无为州有巨石,状奇丑。芾见大喜曰:“此足以当吾拜”,具衣冠拜之,呼之为兄。又不能与世俯仰,故从仕数困。

关于米芾此类奇言怪行的记载后人笔记中甚多,兹不列举。虽然米芾常有此类令人发笑之举,但米芾的这种颠行并非全然出于本心。对此黄庭坚独具慧眼: 米献在扬州,游戏翰墨,声名籍甚,其冠带衣糯,多不用世法,起居语默,略以意行,人往往谓之狂生。

然视其诗句,合处殊不狂。斯人盖既不偶于俗,遂故为此无盯畦之行以惊俗尔。 看来米芾的颠行是有意为之,乃是做给人看的。人们送给米芾的颠名,米芾也并不是心甘情愿地接受的。

子瞻在维扬设客十余人,皆天下士,米元章亦在坐。酒半,忽起立自赞曰:“世人皆以米为颠,愿质之子瞻。”公笑日:“吾从众”。 显然米芾对“颠”这个绰号并不乐意,但迫于现实,亦无可奈何。因为颠名会给他带来不少好处,而这好处对他而言,又不是通过正常手段可以得到的。

换言之,米芾对颠名虽不十分愿意接受,但他有时为了达到特定目的却又不得不以颠卖颠: 又一日,上与蔡京论书良岳,复召芾至,令书一人屏。顾左右宣取笔研,而上指御案间端砚,使就用之。

芾书成,即捧研跪请口:“此研经赐臣芾濡染,不堪复以进御,取进曰”上大笑,因以赐之。芾蹈舞以谢,即抱负趋出,徐墨沾渍袍袖,而喜见颜色。上顾蔡京曰:“颠名不虚得也!”京奏口:“莆人品诚高,所谓不可无一,不可有二者也。

” 由此看来,米芾也不大可能完全摒弃这个颠名。 至于米芾为什么要靠卖颠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要考虑他的家庭情况。米芾出生在一个祖先“多以武干官显”的家庭。

米莆自幼聪慧,六岁日读律诗百首,过目成诵,七岁即学颜真卿书法,但并未通过科举考试途径入仕,而是“以母侍宣仁后藩邸旧恩”步入官宦生涯。在文人雅士中间,米芾文不及东坡,诗逊于山谷,心中不免自卑。而在官场上,米芾既缺乏过人的手腕,又没有可靠的后盾。

生活在抑武扬文的宋代和出生在以武发家的家庭的米芾,自然也是不幸的。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米芾,既感到自卑,又不甘居于人下,为了引人注意,也只好故作有违本心的颠状了。

现实中的米芾常处于弱势地位,为了能得到较好的生存条件,他只好屈服于现实。这种生存状态是很憋气的,心中的不平必然会通过其他形式来发泄,他的故作颠状便是发泄方式之一,而更重要的发泄方式则还是书法创作。

米芾酷嗜书画,而且在书画方面自视甚高,因而其书法中多自由爽利之气,毫无现实世界里的无奈与郁闷。而且他的颠表现在书法中,主要是以一种毫无顾忌的,甚至是游戏的心态临习和创作。尽管米芾在临习古人法书的时候能做到形神逼肖,但是他并未被二王束缚,真正做到了入帖深入,出帖成功。

他的创作随意自由,迅疾跌宕,这正与其性格自顿逸有关。当薛绍彭写信与他讨论晋站中的用字问题时,米芾对此却不以为然,明确提出了他的戏墨观点: 何必识难字?辛苦笑扬雄。

自古写字人,川字或不通。要之皆一戏,不当问拙工。意足我自足,放笔一戏空! 米芾的“意足我自足,放笔一戏空”观点是宋代尚意书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极具个性,可以看作他的颠逸性格在书法创作上的表现。

在书法中米芾一扫现实中的郁闷之气,变得狂妄自负,他的《伯充帖》云:“辱教,天下第一者,恐失了眼目。但休以相知,难却尔!”尽管米芾在书法上如此放荡,但他并没有很好的草书作品。

可以想象米芾在现实生活中受排挤和冷眼不会少,内心定会积累强烈的不平。而草书,尤其是狂草被公认为抒情性、写意性最强的书体,为什么米芾却仅仅选择歌侧跌宕的行书而没有象黄庭坚那样作大开大合的狂草呢?当然米芾本身认为狂草不古,有悖他的崇古观念是一个原因,但与他性格气局不够宽广也不能说无关。

米芾虽然对现实中的冷眼以颠狂来作回应,但是他毕竟还没有勇气完全和现实作坚决的斗争,反而必须让自己作出无奈的妥协。因为他还要依赖于现实世界中的那些各色人等来满足自己对书画的欲望。

这就是他性格中气局不够博大的表现,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他在人生境界上难以与黄庭坚相提并论,从而影响到他对狂草的接受态度。米芾一生并未经受过诸如苏、黄那样坦坦荡荡、义无反顾地任自己的标准来做事,即使因此遭受挫折和苦难也能泰然处之,不为外物所左右的人生经历,因而较之苏、黄,米芾书法在气势和格调上稍显逊色。

这一点赵孟頫与其相似,也没有狂草作品。尽管赵孟頫虽曾经历国破家亡的大转变,但其书法却也缺乏动人心魄的力量,这也与其性格有关。

而王铎的性格则完全不同于赵孟頫,而且与米芾也不尽相同,因而王铎能够在经历了甲申之变后,其书法尤其是草书具有了特别丰富的内涵。

对此下文详述。 米芾还有一点不同于赵孟顺和王铎的地方是米芾没有什么政治理想。正如曹宝麟师所说,“其实古人以‘立德、立功、立言’为人生三大目标,何曾象老米那样以书废事呢?”米芾眼里确实是只有书画艺术而没有功名之心的。

他曾任过不少地方官,但职位都不高;在京城的官职也多闲散,看不出他有什么政治野心。米节为官的不少职位都是自己找熟人、送礼走关系要来的,目的也并非为了做出什么政绩,似乎只是为了能够使自己生活舒适,能够满足自己在书画方面的欲望而已。

故《宋史》“不能与世俯仰,故从仕数困”的记载也不能全信,当然他对书法痴迷到“他好俱忘”,“一日不书便觉思涩”(《海岳名言》)的程度,有时影响了做官而遭到一些非议也不是没有可能。

虽然他也曾对自己的官位低下而心生怨气,但他并非出于什么政治企图,相反为了满足自己书画方面的欲望,有时候他显得毫无原则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常不择手段,甚至有奴颜媚骨之举。如他为了得到《王略帖》,竟对字帖主人以死相逼;为了讨好皇帝,拿儿子米友仁的画作为礼物进献等等。

也许这一切所作所为都是因为他深深地明白自己出身“冗浊”,无法与别人平等竞争,所以必须通过其他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他为了使自己在官场中立于不败之地,曾作诗云:“庖丁解牛刀,无厚入有间。以此交世故,了不见后患。”说明米莆颇有自知之明(这一点其实也是赵孟頫、王铎共同具有的),尽管他并没有做到游刃有余的程度。 米芾的这种虽有强烈的自尊心却又不得不屈服于现实的矛盾心态正是受到他的出身和成长环境的影响而形成的,因而他在现实世界里受到的不平尽发泄于书法之中,他选择精准细致的用笔、跌宕歌侧的结体,以迅疾刷掠的书写方式来宣泄心中的郁结之气。

黄庭坚评价米莆书法云“然似仲由未见孔子时风气耳”,原因正在此处。然而米莆又缺少与现实作坚决抗争的勇气,因而他对抒情性更强的狂草抱排斥态度,这一点从他对张旭、怀素,包括与他同时代的黄庭坚的狂草评价都不高也可看出。

如前文所引他斥张旭草书为“张颠俗子,变乱古法”;贬怀素草书为“怀素揭撩小解事,仅趋平淡如盲医”。更进而将黄庭坚草书作为反面教材,云:“草书不可妄学,黄庭坚、钟离景伯可以为戒!

”看得出狂草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尽管这是他审美思想的反映,但也与他“不偶于世俗”的性格不无关系。因此在这方面赵孟頫与米芾很相似,他们均存在心理矛盾,都没有狂草作品。赵孟頫与米芾的相同之处是,他们的内心都有着深深的矛盾,对自己的生存状态都有不满、无奈之感。

赵孟頫诗文书画俱佳,其表露自己心迹的诗文颇多,由此我们可以窥测赵孟倾的内心世界: 同学故人今已稀,重嗟出处寸廿心违。自知世事都无补,其奈君思未许归。

沧州自鸟时时梦,玉带余鱼念念作。准拟明年乞身去,竿同理旧苔矶。 齿豁头童六十三,一生事事总堪惭。唯徐笔研情犹在,留与人间作笑谈。 这是研究赵孟頫的论著中经常被引用的诗句,台语中透出深深的悔恨,些许的无奈,还有久久的期待,似乎还露着点辛酸的豁达……这就是赵孟顺的内心世界。

作为一个书法家,要想准确地把握他的书法和思想,就不能不探求他的内心世界。赵孟頫的内心是矛盾的,从他的诗句来看,他是在仕与隐之间徘徊。

其实赵孟頫面对的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仕与隐的矛盾—比如像陶渊明—而是更加复杂的汉族王孙仕于异族政权的特殊的矛盾,只是在赵孟頫笔下表现为一般的仕与隐的矛盾。因为当时南宋王朝己然崩溃,出仕就等于仕元。所以研究赵孟頫的问题,必须考虑他的身份和异族政权的实际情况。

赵孟頫的仕元问题在书法史上争论很激烈,争论的焦点在于如何认识书品、人品的关系,不少人如项穆、冯班、傅山等均持因人废书或因人贬书的观点。而今大部分学者对此已经有了客观、科学的认识,能够正确认识人品与艺品的关系。

如陈高华、余辉、孙国彬等研究者都认为赵孟頫出仕是自愿的、主动的,对此观点笔者表示同意,但也不能否定赵孟顺心态的矛盾,他毕竟是个封建社会的王孙。

赵孟頫幼年接受了良好的传统儒家思想教育,他一直怀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尤其是对于他这样一个皇室贵族的后代更是如此。杨载《赵公行状》中有赵孟頫母亲丘夫人勉励他努力读书以报效国家的记载:“汝幼孤,不能自强于学问,终无以凯成人,吾世则亦己矣!

……圣朝必收江南才能之士而用之。汝非多读书,何以异于常人?”尽管其中圣朝怎么怎么的话颇不可信,但赵孟頫幼年便受了儒家思想的熏染是肯定的。正是他幼年所受的儒家思想教育使他日后陷入了难以摆脱的矛盾之中。

一方面儒家的中庸和入世思想使赵孟頫形成了平和稳重、不走极端的性格,也使他怀有匡时济世的抱负,这是促使他后来选择仕元的重要动因。如他在《赠别夹谷公》诗中云:“青青蕙兰花,含英在中林。

春风不披拂,胡能见幽心?”由于生不逢时(当他以父荫而得以入仕之时刁‘十四岁,二十五岁时南宋王朝就灭亡了),于他而言,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路就只有仕元一条。所以赵孟頫仕元的选择包含着一定成分的主动和自愿。

当然也有迫于生计的无奈,他曾在诗中云:“向非亲友赠,蔬食常不饱”:但不能将他仕元的动机归于贪图富贵,因为他曾指出:“仕宦非徒荣,出处贵合义”。而另一方面孺家不事二君的思想又使他时时为自己的仕元而悔恨不已: 在山为远志,出山为小草。

占语已云然,见事苦不早。平生独往愿,丘壑寄怀抱。图书时自娱,野性期白保。谁令堕尘网,宛转受缠绕!昔为水上鸥,今如笼中鸟。哀鸣谁服顾?毛羽日摧稿。 误落尘网中,四度京华寿。

泽雄叹畜樊,白鸥谁能驯? 生不逢时和悔恨懊恼的心情溢于台表。由于赵孟頫的特殊身分,元朝统治者并未真正为他提供施展才华的机会。赵孟頫很快发现在元朝并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但为时已晚,他因此陷入了失意和悔恨中。

赵孟頫冒着背负道德谴责的巨大风险来寻求自己的政治梦想,但最终却发现毫无用武之地,难怪他会发出“见事苦不早”的浩叹。那种内心的失落感是不难体会的。于是上文所引希望归隐的诗句便成为他矛盾心态的另一种表现。

尽管赵孟頫与米芾的内心矛盾内容不同,但在内心的不平衡上,二人却是相似的,然而赵孟頫的书法风格却完全不同于米芾。这是为什么呢?这就必须考虑其性格的差异。赵孟頫与米芾最大的不同就在于赵孟頫是典型的儒家思想教育出来的文人,而米芾却属于不拘礼法的颠逸之士。

对赵孟頫的性格,杨载的赵公行状中有这样的描述: 公性持重,未尝妄言笑,与人交,不立崖岸,明白坦夷,始终如一。有过辄面加质责,虽气色沮丧,不少衰止。

然直而不评,故罕有怨者。被遇五朝,官登一品,名满天下,而未始有自矜之色,待故交无异布衣时。 赵孟顺持重平和,不苟言笑,正是儒家的谦谦君子形象。待人接物有礼有节,与米芾的颠逸迥然不同。

前文己述赵孟頫怀有强烈的入世理想,这与米芾“功名皆一戏”的人生观亦大相径庭。故赵孟頫与米芾在性格、价值观方面的种种差异,造成了米、赵二人在书法风格、书学思想诸多不同。 赵孟頫的书法以秀丽温润见长,楷书端正匀称,行书流丽雅致,正与其持重平和的性格相致。

赵孟頫的书法观念也带有明显的濡家功利主义色彩。如他对二王书法的推崇,除了二王书法本身的艺术价值的原因之外,与二王被视为书法传统的正统也有关。赵孟頫对当时书法的发展有自己的看法: 右军潇洒更清真,落笔奔腾思入神。

《裹鱿》若能长住世,子鸳未必可惊人。苍藤古木千年意,野草闲花儿日春?书法不传今己久,褚君毛颖向谁陈! 自度南后,十人夫悉能书,纵复不至神妙,去今人何帝万万。

盖少小握笔,便得曲肖神情。今人童幼学书,为师者悉皆恶书之人,以及省事,稍欲学占,俗气以渐入,恶体不可复洗,岂不可叹也哉。若今子弟辈,自小便习二王楷法,如《黄庭》、《画赞》、《洛神》、《保母》等帖,不令一豪俗态先入以为土,如是而书不佳,料未之信也。

近世又随俗皆好学颜书,颜书是书家大变,童子习之,直至白首往往不能化,遂成一种臃肿多肉之疾,无药可差,是皆慕名而不求实。向使书学二王,忠节似颜,亦复何伤? 以上所引之诗和信札,都说明赵孟顺觉得当时的书法十分衰落,而衰落的表现就是二王书法的失传。

对此赵孟頫深感担忧,发出了“书法不传今己久,褚君毛颖向谁陈!”的慨叹。这表明赵孟頫对当时书法发展的走向和当时书法衰落的现状怀有强烈的责任感,这也是他儒家正统思想观念的反映。

事实上,无论在江南,还是在大都,赵孟頫在书画艺术领域都有着领袖群伦的号召力。他提倡的“书学二王”的崇古思想深入人心,他身体力行的师古实践也成为人们效法的典范。

赵孟頫最终左右了整个有元一代的书法潮流,实现了书法史上的大转变。由此也可看出,赵孟頫与米芾虽然都提倡崇古、师古,但是他们二人的动机和出发点并不相同。赵孟頫是基于古法失传,书法正统中断的现状而提出的,体现了他的道统观念;而米芾则是为了创造自己的书法风格,而从古人书法中寻求适合自己性情的书法语言。

可以说赵孟頫虽然在政治上并没有完全实现自己的理想,但是在书画领域他却当之无愧地成为了一代宗师。

同时,由于赵孟頫的儒家道统思想观念,使他在学习二王书法时,立足点放在了恢复法度上,而在开创性方面则不如米芾、王铎。 了解了赵孟頫的性格特点,就容易理解他为什么在内心充满矛盾的情况下,其一书法还是一派平和安详的面目了。

其实赵孟頫的思想并不仅仅限于儒家,他的思想中包含了道家、佛家等各派思想,而且他将“儒家仁义、道家超脱与佛家善良之旨融合在一起,颇多化干戈为玉帛的中和之思”。

另外有的研究者还得出了赵孟頫富于女性气质的结论。同时从赵孟頫在元朝为官的谨言慎行、如履薄冰的经历中也能看出他性格中包含着中庸调和、内敛含蓄的因素。结合多方面情况,就能够明白赵孟頫之所以在其内心很不平静的情况下,形成完全不同于米芾跳荡刷掠的书法风格,正是由于他平和内敛的性格特点决定的。

考虑到赵孟頫的性格以及元代书法发展的状况,可以理解赵孟頫对狂草是不会肯定和提倡的,当然凭他的性格,也难以熟练驾驭狂草这一书体。

因此赵孟頫与米芾都没有狂草作品流传是与其性格有关的。当然赵孟頫书法圆转流丽风格的形成也并非为了取悦元朝帝王,而是书法发展和他自己的追求共同促成的结果。所以笔者对那种将赵孟頫书法风格的婉媚平和与人格节气混为一谈的观点是不能苟同的。

认识到这一点,方能正确认识赵孟頫在书法史上的地位和意义。 从人生经历上看,王铎最与赵孟頫接近。因为他们幼年都接受了儒家思想教育,都怀有济世安邦的政治抱负,更主要的是他们都目睹了国家在异族侵略下灭亡的巨变,而且均选择了入仕异族政权。

因而后人对他们二人书法的态度也很相似,对他们书法成就的评价均受其人品的影响。而他们相似的经历使其内心矛盾也有相似之处,心理上都背负了沉重的道德十字架。

虽然如此,但他们二人的书法风格却相去霄壤,这是为什么呢? 关于王铎思想中的矛盾,其实并不仅限于仕清之后,他早在明朝为官时内心就己经非常消极和矛盾了。王铎家贫,求学读书多赖及妻马氏及岳父、舅陈具茨和一些朋友等资助。

陈具茨曾谓王铎曰:“子不忧不第,但得志后,不骄于位,不暴于里,如是,则吾始为子一抚掌,可乎?”天启二年(1622)王铎与黄道周、倪元璐同中进士,世人呼之为“三珠树”、“三狂人”。

王铎既被称为“狂人”之一,应当不是循规蹈矩之辈,内心定是不安分的了。王铎在朝中多与东林党人交往,如乔允升、吕维祺、孙承宗等,仕途亦算顺利。从这些情况以及王铎当时的所作所为来看,他心中是怀有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信念的。

崇祯十一年(1638)王铎曾冒死规谏崇祯皇帝不要再追剿农民起义军,他自己的记载是: 无儿何,经筵开讲,力一言加派,赋外加赋,自骨满野,敲骨吸髓,民不堪命。有司驱民为贼,‘主家离散,致太平无日卜为改容,不加罪。

王铎之所以特别点明“不加罪”,正说明了情况之严峻。如果王铎不是怀着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应该不会冒死罪之险去触犯龙颜。这一做法与他幼年所受教育和接触之人有极大关系。但是明朝末年政治黑暗,王铎不仅目睹了东林党人在政治斗争中失败的悲惨命运,而且自己也由于“上疏言边不可抚事’’获罪,接着两个妹妹相继去世,这一系列的遭遇使他心中的理想被现实无情地粉碎了,他于是请求归隐。

然而归隐在动荡的年代,连衣食都难以保证,他在《赠汤若望诗册跋》里描述了自己的衣食不保的惨状:“月来病,力疾勉书,时绝粮,书数条,卖之得五斗粟。

买墨,墨不嘉耳,奈何!”。可以想见他的内心的凄凉和失落。 仕途险恶,生活潦倒,现实世界与内心的价值观念形成了巨大反差。

是坚持自己的信念,还是同流合污以求一己之平安?王铎开始怀疑自己价值观念的合理性,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应当继续为这个腐朽黑暗的王朝卖命。这就是困惑王铎的内心矛盾所在。

其实不管思考的结果如何,对这个问题进行思考本身就己经能够说明问题了。一方面王铎幼年所受的教育、帮助和在明廷的所作所为,都说明他心中是怀有正义的理想,然而现实的残酷无情却让他陷入了怀疑和困惑中。

他在降清之前的诗中就明显地表达了他内心的消极和失落: 衰颜百事倦,自待意何言。冷冷阶中草,妻萎河上园。秋风老马啮,月夜卧龙魂。(《拟山园选集·诗集·自待》) 老夫狂似醉,何意择流年。山冷玄万肚,心伤白雁前。

(《拟山园选集·诗集·怀城西园柬访音庵》) 而甲申(1644)之后,他在南明朝廷经历的假太子事件更令他陷入污沼之中,有口难辩。当清军攻破南京城时,己经因假太子事件挨了打的王铎,已是心如死灰。

当年“三珠树”之倪元璐、黄道周选择了义,而王铎却选择了生。难道王铎会忘记孟子“舍生取义”的道德标准吗?也许我们可以将王铎的灰心失望作为他降清的理由,但他自己毕竟无法为此释怀,尽管有钱谦益等众多明朝大臣同他在一起。

降清后,工铎的内心矛后则除了理想和信念破灭的痛苦外,又增加了晚节不保的道德谴责。 总之,王铎内心的矛盾并非降清后才有的,但上铎却很清楚自己降清意味着什么。其实,在王铎心中还是很不愿意否定自己既有的信念,但又不得不接受既成事实,因此他的内,合极端苦闷。

在生活上有时终日一于饮酒歌舞中寻求解脱,完全不象礼部尚书。同他一起降清的钱谦益描述了他当时的生活状态: 既入北廷,颓然自放,粉黛横陈,止八递代。

按旧曲,度新歌,宵口.不分,悲欢间作…… 王铎降清之时已五十四岁,己过知天命的年纪,这么大的年纪还追逐糜烂的生活,显然是在以此麻醉心中的失落。他曾说:“我无他望,所期日后史上,好书数行也”。王铎确实很有自知之明,这一点与米芾颇相同。

米芾虽没有万念俱灰之时,但书法对米芾而言,也无异于精神支柱。米芾曾言:“余无富贵愿,独好古人笔札····一念不除,行年四十,恐死后为蠢书鱼,入金题玉馒间游而不害。

”其实当时王铎能寄托点自己精神的也就只有书法。黄道周曾预言王铎书法会有一个“五十自化”的阶段,这一阶段就是王铎人生的最后十年,这十年中有八年在清廷度过。内心几近绝望的王铎,在狂草上达到了他一生的高峰。

马宗霍谈到王铎书法时用了“纵而能敛”一词,尽管是着眼于笔势特征,但这一特点恰恰与他现实受挫、晚节不保却又渴望能坚守自己的内心信念的不彻底的矛盾状态基本一致。而且王铎听不进任何对他的议论,显得十分偏执,实际上是心口不一。

王铎之所以如此亦不过为搪塞众人之口而己。如他明明是遍临晋唐宋各家法书,却偏偏声称“独宗羲献”;他的草书明明学过张旭怀素,却大骂旭素为“野道”、“恶札一路”,别人说他,他还大喊不服不服,至于吗?而王铎在《文丹》里则是一方面说“心浮,多分外求奇,而中庸之理反失”,却又大谈特谈“奇奇怪怪,骇人耳目”的各种意象,真是矛盾之极!

可以说王铎从被称为“三狂人”之一起,他的内心就是矛盾的,而降清之后更加剧了他的痛苦。

他欲生,尘世的道德谴责压得他无法抬头;他欲死,却又无法看破红尘参透生命的真啼。在道德和生命的天平卜,他无法平衡。说他的人格近乎分裂,我看毫不过分。而他的一“法之所以具有那么强的视觉冲击力,他之所以学习书法也采取近乎疯狂地临摹,他之所以创作也如“风雨发作于行间”,“有动于中,无不于书发之”,正与其不平静的内心和备受压抑的激情需要发泄、需要解放密切相关,而不仅仅是晚明的个性解放思潮高涨的结果。

从书法中充满激情的角度看,米芾与王铎又体现出高度的一致,而赵孟頫的小心谨慎则显得过于平淡了。因此,王铎书法与米芾书法都显示了极为丰富的变化和异常充沛的感情。如果将米王二人的书法比作惊涛骇浪的壶口瀑布的话,相比之下,赵孟頫书法就如同水平如镜的漓江。而这些差异,用他们的性格与心理来解释则非常合乎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