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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侯为贵侯为贵卸任中兴通讯董事 3月中兴将选举新一届管理层

2017-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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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侯为贵卸任中兴通讯董事 3月中兴将选举新一届管理层侯为贵管理层 1941年 AXON PCT专利申请深莞惠中兴通讯昨日晚间发布公告称,将选

侯为贵卸任中兴通讯董事 3月中兴将选举新一届管理层

侯为贵管理层 1941年 AXON PCT专利申请

深莞惠

中兴通讯昨日晚间发布公告称,将选举第七届董事会成员,最值得关注的变化是,中兴创始人、任中兴通讯董事长12年的侯为贵已表示不再参选新一届董事会,新一届董事会将在今年3月的股东大会之后选举出新一届管理层。

侯为贵将卸任中兴通讯董事

交棒前力推芯片业务;今年3月中兴通讯将选举出新一届管理层

中兴通讯昨日晚间发布公告称,将选举第七届董事会成员,最值得关注的变化是,中兴创始人、任中兴通讯董事长12年的侯为贵已表示不再参选新一届董事会,新一届董事会将在今年3月的股东大会之后选举出新一届管理层。在“交棒”前夕,侯为贵也于去年促成芯片业务重回大众视野,中兴今年将在手机和物联网芯片领域发力。

公告称,中兴通讯第六届董事会将在今年3月29日任期届满,董事会将进行换届选举,提名史立荣、张建恒、栾聚宝、王亚文、田东方、詹毅超为第七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候选人;殷一民、赵先明和韦在胜为第七届董事会执行董事候选人。而中兴通讯现任董事长侯为贵并不在名单上,这也意味着掌舵中兴30年的侯为贵即将交棒给新一届董事会。

作为上世纪80年代创业的新中国第一代企业家,1941年出生的侯为贵也是解放后国家培养的第一批工程师,1969年后在航天691厂任职,691厂按时任航天部副部长的钱学森要求开始跟进研究芯片即半导体技术,侯为贵1980年初被派往美国负责技术引进,1985年被派往深圳创办内地与香港合资公司——中兴通讯前身中兴半导体,以280万元注册资金起步,成为深圳最早的技术类合资公司之一。

因半导体行业资金和技术挑战巨大、门槛甚高及市场制度变革,在并无后续资金支持的情况下,公司不得不从代工收音机、电子表等来料加工起步,成立第一年合同销售额75万元。

侯为贵带领的管理团队从“贸工技”路线转向技术驱动,于1989年研发成功第一台程控电话交换机,1992年实现合同销售额超过1亿元人民币。后因港资合资方倒闭退出,1993年,两家国有股东与管理层团队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兴新通讯,公司被改组为第一批股权清晰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侯为贵被任命为总经理,正式进军电信设备行业,成为一个以技术创新为特质、股份制为管理基础的市场化公司,也成为今天中兴通讯的真正起点。

1997年,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侯为贵就任上市公司总经理,当年合同销售额超过10亿元人民币。2000年,实现合同销售额突破100亿元人民币,2004实际营业收入达到212亿元,并于香港上市,成为内地第一家A H上市公司。

2004年开始,63岁的侯为贵卸任总经理职务,转任公司董事长。至2015年期间,公司继续不断提升研发能力、拓展国际市场。据中兴通讯最新财报显示,2015年,中兴通讯前三季度盈利增长42%,净利润达到26.04亿元,已经接近2014年全年水平,2015年研发投入预计将超过100亿元。

侯为贵不仅是中兴通讯自主创新的带头人,也是深圳改革开放的先锋人物。在公司发展的多个关键点,侯为贵带领中兴通讯把握市场机遇,从CT行业转向ICT,再到当前M-ICT行业,在技术上与西方巨头从落后到跟随、从齐头并进再到领先。目前,中兴通讯已经成为全球通信行业排名第四的企业。

值得注意的是,侯为贵早年在691厂时曾参与研究芯片技术,在“交棒”前夕,他促成中兴芯片业务重回大众视野,旗下中兴微电子获得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金24亿元注资。2014年芯片营收达到30.6亿元,在中国排名第五,2015年有望成为行业第三,系统芯片更是达到行业领先水平。中兴通讯方面称,2016年将在手机芯片、物联网芯片等领域发力。(记者陈姝)

深圳商报记者对话侯为贵:

“走出去”教训大于经验卸任后会做公益

出生于上世纪40年代的侯为贵,今年已经75岁。在接受记者采访之前,他刚刚跑了一趟全球市场。对于这个年纪的人来说,这样的工作强度不可谓不大。但他却说,“管理层应该多跑一些,这几年做得很不够。”

40多岁创业,75岁退休,任中兴通讯董事长12年,侯为贵一手带领中兴从一家外贸加工企业变成一家全球知名的通信巨头。在中兴内部人眼中,他不仅是创始人,更是精神领袖;对于深圳乃至全国的科技界来说,他的改革先锋、创新导师形象更是深入人心。

和同龄的企业领袖相比,侯为贵显得更加低调而朴实。面对记者的提问,他始终面带笑容语速平缓,不过谈及企业的发展,他也毫不回避问题所在。

海外市场占比七成最理想

记者:您今年已经75岁了,但您还常常在全球的市场一线跑。

侯为贵:做管理,主要是接地气,一定要和一线员工、客户尽可能深入地沟通,这样企业就会减少官僚主义。这三年多来,我们的国际市场还是进步很大的,比过去做得更加扎实,因为海外100多个国家风险也很大,很容易出乱子,包括各种税务和法律等问题。

记者:您觉得海外市场还有没有提升空间?

侯为贵:我们已经走出去20年了,教训大于经验。虽然布局海外很早,但我们的海外收入突破50%占比后增长就慢了一些。如果海外和国内的占比能够达到7∶3会比较合理。

记者:您曾经说,中兴要做百年老店,快速扩张对企业来说有很大的风险,冒险不是中兴的风格。应该如何把握好利润和风险的平衡点?

侯为贵:海外增长应该超过国内,重点还是要把风险控制放在第一位。这几年我们一直在这方面加强商务技术的风险控制,还有各个国家的财税控制和法律,这三个方面最为重要。总的来说这几年公司是向上健康发展的,但我希望速度上再快一些。

把潜力变成市场需要时间

中兴通讯近年发展可以用稳健来形容,在侯为贵的主导下,提拔了曾学忠、庞胜清两位“少帅”出任终端和政企的“掌门人”。2014年,中兴通讯提出M-ICT战略,经过去年一年的落地,侯为贵认为已经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而对于终端、政企等领域,侯为贵也直言不讳地指出问题所在。

记者:M-ICT战略经过2015年一年的实践,您觉得是否达到预期?

侯为贵:M-ICT在2015年是起步,更多的是给大家一个方向。随着通信业务量和信息量持续增长,我们还能找到很多商业机会。这一年来,大家在逐步认识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长远的事情。

记者:中兴两年前将终端和政企业务独立出来成立事业部,与传统的运营商业务并列成为公司三大支柱,您觉得这两年来成绩如何?

侯为贵:政企业务总体规模比较小,占公司总量10%,这几年每年都有较快的发展,今年在金融、大数据、智慧城市等方面有明显进步,步伐比较稳。政企这个市场潜力还很大,但潜力变成现实还需要时间。手机业务方面,国外尤其是美国发展得比较好,,国内转型慢了些,不过产品就有很大的改进。这一年多的时间,终端聚焦在AXON天机这款手机上,还不错,当然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让客户体验更好、有黏性,这是我们要长期做的。

技术红利不亚于万众创新

中兴通讯每年在科研开发上的投入均保持在销售收入10%左右,不管是在开拓期还是收获期,即便是在2012年遭遇利润下滑时,也从未放弃或减少过对研发的投入。据WIPO(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数据,中兴通讯以2179件专利位居2014年全球国际专利(PCT)专利申请第三。

这是中兴通讯连续第5年位居PCT专利申请全球前三甲(2010年、2013年居第二,2011、2012年蝉联第一),也是中国唯一连续5年获此殊荣的企业。中兴2015年前三季度的研发投入占比达到了12%,创下历史新高。在侯为贵看来,目前通信行业钱虽然难赚,但一旦做了就要把这件事情做好。

记者:这几年科技行业的焦点都在BAT等互联网公司身上,似乎对通信行业的关注度没有过去那么高了。您说中兴赚的是“难赚的钱”,是什么支持着公司一直不断投入进行创新?

侯为贵:每个企业和每个人对于自己都有个定位,我们做通信这行技术投入很大,在中国上市公司中,中兴的研发投入是最大的,3万多研发人员也是最多的,但是利润远不在前面。互联网企业做的是在通信网络技术上的应用,和最终客户接触更多,利润就会高,但是只有少数几个企业冒尖。

通信行业的数据流量和信息流量这几年都是每年翻番增长。除了通信,没有哪一个行业会像这样。有人说通信是夕阳产业,我不同意。如果是夕阳产业,用户量、数据量怎么还能增长?要对我们所在的行业、所做的事,对未来要充满信心。

中国真正的红利不是加工劳动力,而是技术红利、人才红利。通过技术能够取得红利,中兴和华为在这方面带了个头。不是说我们做得非常好,但你能看到,各行各业专利只有通信行业最多,而这个行业的技术复杂度大、变革快。对于国家强调的结构调整,技术红利并不亚于万众创新、大众创业。我们在通信这个行业,就要把这个事做好,对于社会、国家的贡献是长远的。

记者:深圳是国家级的创新型城市,现在也在大力建设创客之都。一些人说深圳有完善的产业链,但源头创新还不够,您是怎么看的?

侯为贵:深圳的创新在全国是做得比较好的,到深圳来的人包袱少,闯劲大,爱冒险,能创新。除了早期搞加工的一批人,剩下的技术创新人才比重越来越大,这是未来发展最大的支撑。从结构上来讲,深圳也是全国产业结构最好的城市之一,比北京、上海还强,后面的发展势头会很不错。

原创的东西不可能那么多,包括美国最好的高科技企业,原创也很少,原创很多都是“先烈”,真正能产生商业价值的很少有原创,更多影响经济的还是应用创新。

记者:除了技术创新,中兴早年的混合经营也是一大创新,我们国家现在推动的国企改革,您有哪些经验可以分享?

侯为贵:和国企股东要多沟通,更加透明,互相尊重。不仅是对国企股东,对所有股东都应该这样。不尊重股东,不透明,这个企业就长久不了。我们要尽量多地回报给股东。在国企改革过程中,要真正落实现代企业制度,现在各个角色定位还不是那么清晰,不该干预的干预了,该管的还没有管。很多事情还是行政管理,一直强调企业主导、市场主导,而具体落实又是另外一套,这就需要改进。

“年轻人早就该上来”

与柳传志、任正非一样,对于中兴通讯而言,侯为贵不仅是中兴通讯的创始人,也是企业的精神领袖。在过去几年中,侯为贵也不免多次被问及“接班人”问题。什么样的接班人才能让中兴通讯保持稳健发展?

记者:您曾说不赞成用“空降”的方式寻找接班人,应该是一个在企业呆了十年二十年的人,在公司有一定的股权,这样比较平稳。您是怎么看接班的问题?

侯为贵:3月份股东大会后,会由最新一届董事会来定管理层。我到一定时间退出董事会很正常,2016年我75岁了,中兴通讯这样规模的上市公司,年轻人早就应该上来。

记者:如何评价现在主要管理层的工作?对新的管理团队有什么要求和希望?

侯为贵:史立荣总裁在公司总体思路、市场发展和产品未来方向的把握上是大家比较认可的,思路宏观、全面。执行副总裁、CTO赵先明勤奋、做事细致,在技术贡献和对客户的服务精神方面,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中兴是高科技企业,技术和客户这两个“轮子”是公司多年发展的根基,这种企业的精神还会延续下去,要技术创新,聚焦客户。

记者:如果您“交棒”,以后还会不会参与公司具体业务?卸任后的生活如何去安排?

侯为贵:不会,不在其位不应该参与,也不需要参与了。我有很多事情,社会公益是一方面,我有一些爱好,希望卸任后生活丰富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