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为贵的子女 侯为贵的背影:执掌中兴30年 逼着任正非狂奔20年

可以说74岁的侯为贵一生"平坦无奇",上学时是尖子生,毕业后教了两年书,再后来进入位于西安的军工企业航天部691厂,在这里,他从一名普通技术人员一直干到技术副总工。

1985年在深圳创办了深圳中兴半导体有限公司,而这一年,他43岁。在1985年,43岁的年龄选择创业,本来就是很大的勇气。

1993年,在多方支持下,侯为贵推动了一场市场信条下的"革命":国有企业691厂、深圳广宇工业(集团)公司与一家由侯为贵等30多名自然人组成的民营企业"维先通"实施了第一次重组,共同投资创建了深圳市中兴新通讯设备有限公司,在国内首创了"国有控股,授权(民营)经营"的"混合经济"模式。

明确公司人、财、物的经营权全部归经营者;经营者须保证国有资产按一定比例增值。若经营不善,经营者须以所持股本和分配权益抵押补偿;若超额完成指标,则获得奖励。

补偿和奖励幅度均为不足和超额部分的20%——— 可以说,没有这次重要的产权改革,中兴很有可能与已经消逝的国有企业"巨龙"一样,成为历史的尘埃。

侯为贵执掌中兴的30年间,抓住了通信市场的三大机遇,这也是中兴发展史上重要的三个节点。

侯为贵、任正非、柳传志等这一代人多数生于1949年前后,堪称"共和国一代",关于这一批企业家"接班人"的讨论已经持续了多年。中国企业的"一哥"们交出接力棒的这一天,终于开启了。对于即将交棒一事,侯为贵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说"这是自然规律,我马上就要75了,人生总要有不同的阶段。"关于接班人,关于卸任后的打算,他这样说:

问:您曾说不赞成用"空降"的方式寻找接班人,应该是一个在企业呆了十年二十年的人,在公司有一定的股权,这样比较平稳。到今年3月份,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会到,您是怎么看接班的问题?

侯为贵:3月份股东大会后,会由最新一届董事会来定管理层。我到一定时间退出董事会很正常,2016年我75岁了,中兴通讯这样规模的上市公司,年轻人早就应该上来。

问:如何评价现在主要管理层的工作?对新的管理团队有什么要求和希望?

侯为贵:史立荣总裁在公司总体思路、市场发展和产品未来方向的把握上大家比较认可,思路宏观、全面。执行副总裁、CTO赵先明勤奋、做事细致,在技术贡献和对客户的服务精神,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中兴是高科技企业,技术和客户这两个"轮子"是公司多年发展的根基,这种企业的精神还会延续下去,要技术创新,聚焦客户。

问:如果您"交棒",以后还会不会参与公司具体业务?卸任后的生活如何去安排?

侯为贵:不会,不在其位不应该参与,也不需要参与了。我有很多事情,社会公益是一方面,我自己也有一些爱好,希望卸任后生活丰富一些。(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藏瑾 丘慧慧)

第一种解释就是业绩有差别,华为更赚钱,所以对员工更大方。但这种解释缺乏因果的逻辑,因为反过来同样可以说,华为对员工更大方,所以员工在效率工资的激励下绩效更好,进而华为更赚钱。

第二种解释就是企业家的性格,任正非军人出身,侯为贵国企技术干部出身,从性格的"大方"解释行为的"大方"似乎有一定解释力。但是,一个人是什么性格本来就是要从行为知晓的,说任正非"大方"其实在说任正非体现出来的行为"大方",所以用性格来解释人的行为等于没有解释。

更何况,即使企业家平日的待人风格确有差异,但在做企业时是要受到多方面约束的,当员工都准备投奔更大方的对手了,再小气的企业家也会大方起来。事实上,任正非和侯为贵这两个人并没有什么差别,两人都是理性的人。所谓理性人,就是他们的行为都是在特定的约束下最优化的。之所以任正非比侯为贵要"大方",一定是有不同的约束条件在激励着不同的表现。

侯为贵是一个典型的东方企业家,只不过他是一个倾向于学习西方企业经验的东方企业家;而任正非则更接近西方企业家的特点,只不过他是一个对中国环境有深刻理解的西方企业家。所有这些基于企业家个人的不同,已经成为这两家企业最本质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