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星闻]外国艺人在华生存报告

本期接受《深水娱》小组采访的四位"歪果仁"

中国的娱乐市场庞大，潜力无穷，“歪果仁”们一波一波地前来掘金，宋慧乔、张娜拉、崔始源等韩国艺人一直是主力部队，以至于从韩国镀金归来的中国艺人都成为最当红的鲜肉；日本演员一派是像苍井空走硬盘路线，一派是走抗日剧的“太君路线”，至今也没有太多的改变；白人和黑人由于肤色的缘故，相对来讲更非主流一些，他们通常都只能在歌坛走穴或者综艺节目中活跃，演戏的机会几乎寥寥无几。

这些娱乐圈打拼的外国友人们到底在中国获得了什么，又有哪些无法实现的梦想，网易娱乐近日采访了日本演员木幡龙、非洲“红歌王”好弟、五洲辣妹成员江南以及前队长李白，解密在中国发展的外国艺人的生存状态。

part1

木幡龙:拒绝接“徒手撕鬼子”的抗日神剧

日本演员在中国永远不愁没有戏拍，抗日剧里需要大量的“太君大佐少佐中佐”，他们会被枪击、被炮轰、战败切腹，甚至被手撕，但日本演员想在中国演日本军官之外的角色，难度系数瞬间提高了好几个级别，现代戏里谈情说爱的角色更是凤毛麟角，日本演员木幡龙最新一条微博就表达了想在影视剧中谈恋爱的愿望：“齐星导演下次应该给我现代戏！谈恋爱啊。”

和很多的外国演员来中国之后才开始自己的演艺事业不一样，木幡龙更像韩国演员在中国的状态，在韩国拍戏打出知名度，转战来中国开拓市场，吸引大量粉丝，同时也能接拍韩国的影视剧，双栖发展，都能风生水起。

在来中国之前，木幡龙已经出道8年，他原本是一名职业拳击手，正是备受瞩目的后起之秀，全国排名第七，当时受到朋友邀请，去为一部电影当拳击手的替身，尽管替身基本上只是各种挨打，却也让他在挨打中发现了自己的表演天赋和对表演的热爱。“那时候年轻，也能忍，没觉得当替身多辛苦，现在回过头来看看应该算是职业生涯中最艰苦的时候。”

陆川拍《南京南京》的时候，前往日本挑选演员，看到木幡龙之后，特别欣赏他，邀请他来中国演“狠角色伊田”。对南京大屠杀一无所知的木幡龙泡了一个多月的图书馆，又接受了三个月的军训，拍摄时依然非常痛苦：“我演的是一名军国主义的中将，他有着对战争的狂热，杀人的时候非常冷酷，和我本人区别特别大，但当时拍摄时太用心，入戏太深，差点得神经病。”

虽然是“南京大屠杀”题材，木幡龙在日本得到的反馈也还不错，“拍《南京南京》的时候，我父母还挺担心，但后来电影在日本上映，对我的评价也还好，我的朋友也去看了，特别惊讶，还以为陆川是日本导演。不过他们并不喜欢这种题材的电影，里面描绘日本军人的一些行为，他们对二战的历史有所了解，知道是知道，但是这么血淋淋地揭开伤疤，看当时战争的残酷无情，还是有些吃不消。”

因为《南京南京》的出色表演，木幡龙进入了中国导演的视野，接下来合作了一系列的知名导演，他也在一家北京的大学学习中文，拍戏的时候也会和剧组的工作人员交流，中文说得虽然不流利，但日常交流已经足够。

在《精武风云》里“力战”甄子丹之后，木幡龙就被光线签下来，戏不愁拍，但是找到他的剧其本上都是战争题材，他也很纳闷：“可能在别的国家不会一直一直拍战争题材的影视剧，但是中国一直在拍战争题材。我觉得都差不多能占到60%-70%，这种现象太奇怪了。”

目前他正在武汉拍摄的电视剧依然是一部抗日剧，导演是齐星，这已经是他们在《铁甲舰上的男人们》、《暴雨将至》之后的第三次合作。吸引木幡龙加盟的原因是导演明确表示，这部剧的核心并不是抗日，而是反战。不会批评某一个国家，主要想表达战争的无奈与残酷。“我演的角色是一个非常苦恼的日本军人，台词比较少，但内心OS戏特别多，他经常写日记，反思自己为什么要去杀人，为什么要去侵略别的国家，这样的战争有什么意义，对日本真的好吗？比较有人性。”

这样有人性的日本军人，木幡龙也不容易碰到，经常接到的剧本里，所有的日本人都是日本鬼子，都是日本军国主义训练出来的杀人机器，完全不会思考，只会夸张地杀杀杀。“这些完全是中国导演眼中的日本人，我一般会解释一下，这样并不是真正的日本人，但有些导演还是也不理解，我也很无奈。还有些上年纪的导演，对日本演员有成见，会把我和当时侵略中国的日本军人视为一体。

演腻了日本军官，木幡龙也想尝试别的角色：“中国的工作机会很多，我已经有了知名度，很多导演请我，不过就是战争题材比较多。我希望能多演一些不同题材的戏，喜剧、浪漫的现代戏等等。”

但是对于在荧幕上谈恋爱的愿望，木幡龙也估计要回日本才能实现，他在日本的演艺工作并没有间断，拍戏的时候来中国，平时在日本，目前正在筹备几个日本电影。“在中国拍战争戏，回日本拍现代戏谈恋爱，这个搭配比较理想。”

战争题材拍到腻的木幡龙已经在不停的拒绝接演“手撕鬼子”这样的神剧了

part2

红歌王好弟：唱红歌曾篡改歌词 被阎肃狠批

日本演员发愁的是角色的丰富性，毕竟都是黄种人，演个中国人也还是有几分可行性的，来自非洲的黑人兄弟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正如同黑人好弟说的：“即便把我的脸刷白了，演中国人也没人信吧？”好弟在中国娱乐圈发展的独门秘笈是——唱歌，而且会唱红歌。

“在演艺圈要找准定位，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角色，包公就特别适合我。”来自利比里亚的黑人好弟很想演一回面色最黑的包公，但仍未能如意，实际上，他找得更准的定位是“唱红歌”。好弟流传最广的视频里，他站在毛主席像和五星红旗前，拿着毛主席语录，穿着五角星的军绿色T恤，头戴五角星帽，斜挎着布包，唱着“主席的话儿记心上”，感情充沛，辨识度非常高。到今年，好弟已经在五洲唱响乐队担任了7年主唱，在中国的演出市场上成为了独特的一景。

好弟走上歌手这条路非常偶然，上大学时，他和几个朋友去泡吧，有现场乐队来表演，他们看了之后，大失所望。“唱得还没我好也能在酒吧唱，那我更可以啊。”不服气的好弟开始找到第一个唱歌的酒吧，慢慢名气唱出来了，组建了一个乐队，后来，有人邀请他去结婚典礼上唱歌，在当地唱得小有名气。

好弟当歌手并没有得到父亲的支持，父亲是牧师，从小就带他去教堂唱圣歌，献给基督的嗓音怎么能去酒吧唱俗烂的爱情歌曲呢？不过翅膀硬了总要飞，好弟不仅继续当歌手，还飘洋过海来中国唱红歌。

好弟是“舞台疯子”，上了台就像身体的开关打开了，异常活泼，让人充分感受到非洲人民的热情，不管录什么节目，导演都很爱他，他在中国遇到最大的挑战反而是语言。当初为了唱歌来中国，一个中文字都不会说，来了之后就去酒吧唱英文歌，虽然慢慢学唱中文歌，但学得非常慢。

但不久，他就被逼得不得不学中文。“刚来北京的时候，很苦，北漂嘛，没什么钱，家里还出了点事，找公司老板借了七八万块钱，演出完就赶紧还钱，根本没有余钱租房子，只能住公司，每天吃蛋炒饭。”好弟一住公司就是一年多，正是这段艰苦的生活让他的中文水平大幅提高，还学了点京片子。

“那时候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中国人，都不会说英文，我每天的生活就是和他们在一起，从早上10点到晚上7点，天天听他们喳喳喳，完全听不懂在说什么，我就只能玩电脑。”忍无可忍的好弟买了一本小小的中英词典，对照里面的英文、汉字和拼音开始自学，有些话觉得有用就背下来，和同事们说，一来二去，日常交流已经不成问题。

学中文也让好弟唱中文歌时能有更深的理解，“毕竟不是母语，唱中文歌是很难的，两三年差不多明白应该往哪个方向去唱，然后开始试着往里加东西，加什么，怎么加，怎么融入中国元素，慢慢就懂得越来越多。”

好弟也有办砸的时候，参加中国红歌会时，篡改红歌的歌词，被评委阎肃狠狠地批评，他才知道原来红歌背景深厚，是不能随心所以地去修改。好弟干脆在南昌街头支了个摊，请当地的百姓教他唱红歌，勤学苦练，最终走到“六进五决赛”，并被封上了“红歌王”的称号。

进影视圈是好弟今年给自己定了一个新目标，其实去年他就已经略有涉猎表演领域，在电影《疯狂72小时》演一个非洲来的文物贩子，在微电影《最后一次机会》中演了一次瘾君子，表情浮夸，动作丰富；今年又接到一个电影，目前还没有开机。好弟演的角色设定都是混血、中非混血，他们从国外来中国买什么东西，来中国找媳妇，诸如此类。

“毕竟让我去演个中国人，即便把我画白点，观众也不会相信吧？当演员要找准最适合自己的角色。”选来选去，好弟觉得猪八戒是个不错的选择，“我话比较多，又爱逗大家开心，比较适合这种可爱的角色。”

不过，最合适的角色好弟认为非包公莫属：“包公特别适合我，去哪个节目都可以唱包公的歌，因为长得黑都是包公，如果导演想要一个不一样的包公，那得找我。”在表演时，好弟穿着包公的大龙蟒戏服，头戴乌纱帽，架着黑框眼镜，眉间画着白色的月牙，再配上黑如碳的肤色，“黑脸的包公”成为名副其实的黑包公，一开口便是：“我的滑板鞋，duang～”话说，美国能有黑人当总统，中国影视剧里出现黑人包公又未尝不可呢？

接受我们采访的地方就是好弟当年北漂时住了一年的公司办公室

part3

“五洲辣妹”江南：收入不稳定 当配音演员补贴家用

木幡龙和好弟来中国发展都有几分阴差阳错，与他们不同，澳大利亚的江南却是仰慕中国文化已久，在大学就学过中文，来中国实现了看世界和表演两个梦想，还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稳稳地扎根中国，小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三岁看老是中国的俗语，用在澳大利亚人江南身上却非常贴切。三岁的江南，和澳大利亚的家人们一起围在电视机前看《西游记》，吴承恩幻想出来的光怪陆离的世界里蕴含的中国文化让她深深着了谜。大学毕业之后她来到中国，一待就是5年，还找了一个东北男人当老公，想努力学着做一个地道的东北媳妇。更巧的是，她来中国之后，还为电视剧《西游记》配音，让剧里的神仙妖怪们说一口流利的英语。

今年29岁的江南总会介绍自己来自澳大利亚的农村，但千万不要误以为她的农村和中国的农村区别不大，两者其实有着天壤之别。江南的父母拥有5平方公里的农场，和她丈夫王帅东北老家的辽宁抚顺市土口子乡治安村一样大，农场的一半用来种小麦大麦等农作物，一半用来养15000头羊，从小在这片如同油画般美丽的绿色家园长大的江南拥有三个梦想：“首先想看看世界，不是走马观花的旅行者的那种看，而是能在一个地方住一阵，深入地去看；其次我很喜欢表演，希望一直能从事表演工作；最后我希望能在这一生做点有意义的事情，能帮助人或者做环保。”

江南的演出季日常行程通常都很类似：一大早起床，坐4个小时的车，紧赶慢赶搭上了航班，飞到鄂尔多斯，进酒店，吃完饭，到演出场所化妆、候场、演出，结束之后立刻坐四个小时的车到呼和浩特，第二天要在重庆演出，但是只有呼和浩特有航班，抵达酒店的时候凌晨两点，早上6点就出门赶飞机飞重庆。抵达后，又得坐三个小时汽车到地方，演出完赶赴下一个演出，重复前一天的行程。

“休息的时间不够，非常累。去了很多地方，都没有来得及好好看看，特别可惜。”但是江南也没有办法，毕竟乐团成员的收入全部来自于演出，“五洲辣妹这个组合和公司签约，公司接到邀约后，组织我们去演出，结束后公司会分给我们钱，其余的时候公司不会再发薪水，也不管你是否还有接别的工作。”

乐团收入极其不稳定也让江南努力寻找一些额外的工作，配音便是其中一份，“有一个公司把中国好看的电视剧销售到非洲去，台词需要配成英文，我配过《西游记》、《笑傲江湖》、《神雕侠侣》等古装剧，现在准备配现代的剧。”对江南来说，哭戏是最容易的，哇哇哭、嘤嘤哭都不在话下；最逗的是配武侠剧，像《神雕侠侣》中的人物经常把功夫的招式挂在嘴边，什么降龙十八掌的双龙入水“two dragons go in water”，配完之后总是想笑；最难的部分在于中国的文言对白，短短的一句话，英文得说一长串，还要配上口型，找到人物说话时的感觉，有的时候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江南淘气的和我们说能不能把图修美美的再发出来，她透露自己也是美图秀秀高手。

part4

李白：与乐团巡演相比 为吉尼斯世界纪录工作更主流

娱乐圈是前浪最容易被拍死在沙滩上的地方，做艺人更不是铁打的饭碗，改行退出的人层出不穷，在中国发展的外国艺人也并不是全都一条路走到黑，“五洲辣妹”的前队长李白在乐团拉了两年小提琴，就转行做起了吉尼斯世界记录的大中华区纪录管理经理，近期因为和央视主持人撒贝宁的恋情被狗仔曝光，才又回到了公众的视野。

李白退出“五洲辣妹”已经两年了，回忆起当时在乐团全国巡演的情景，她仍然觉得很神奇。“我是个很害羞的人，从小学小提琴，但含羞到在妈妈和妹妹的面前都不敢练习，只能一个人悄悄练；而一旦要面对很多人讲话，全身都会发抖。我父母听说我加入了一个乐团，他们都震惊了，完全无法想象是什么样。”

李白加入“五洲辣妹”乐团的过程也是充满了被动，大学毕业之后，对文明古国很有好感的李白选择中国作为旅游地，来了之后又想对中国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就在朋友的介绍下，念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国际政治与经济学专业。国外的年轻人都比较独立，李白也不例外，学费和生活费都是课余做小提琴老师赚来的，也拉着小提琴上过几次电视，五洲唱响乐团的团长看到了，就找过来问她，愿不愿意加入？

“我就想，其实这个事情挺不错的，是我给自己一个挑战自己的机会，我从小喜欢政治，即便当公务员，或者去联合国工作，也需要在人面前说话，进乐团能帮我突破自己，然后就答应了下来。”李白加盟两三个月后，因为较高的颜值和出色的能力，公司特意为她组建了一个组合——五洲辣妹，并由她来担任队长一职。

当队长相对来讲事情会更多一些，她必须把团队意见弄清楚，交给助理去沟通，有时也必须直接跟主办方沟通，但李白对自己在五洲辣妹两年的经历比较满意：“演出的时候比较简单，经纪人和助理会帮我们。我们是外国演出公司，客户也早就知道要求会更高；公司也很照顾我们，如果对方提出了比较不好的演出要求，公司会告诉我们不用吵架，也不会管其他的事情，回来就好。”所以即便有的时候需要录影到凌晨，或者等上半天才能录上一个小时，甚至要面对走得没剩下几个人的观众席，李白都觉得没有太大的问题：“反正我跟好朋友一起演出就够了。”

在五洲辣妹的两年，她适应了在公众面前演出，也能一个人上台做嘉宾做主持，但始终没有把自己看成是艺人：“可能很好笑，我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一个艺人，也不怎么看中国电视，我们上的这些节目我名字都记不住，演出对我来说是一个爱好，不是一个职业。”五洲辣妹演出最忙的时候，一个月内有14场演出，收入当然也很高，比她后来在吉尼斯世界纪录时要高很多，但这并不是她毕业时考虑职业的重点。“你想一下，钱多，但忙到这个程度，完全没有生活，成天飞来飞去，极少回家，回家就是收拾包、洗衣服，再收拾包，再走，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从小的时候我父母教育我，要生活为主。无论你有多少钱，没有生活有什么意义？”

再说，李白也不缺钱，她父亲是名企业家，家庭条件本身非常好，而她在加拿大上大学的时候炒股，后来不想继续全部抛掉，在当地买了一座房子，在中国又演出赚钱，已经是个小富婆。

正在李白考虑毕业是不是要回加拿大当公务员或者进跨国公司的时候，吉尼斯世界纪录给她提供了工作机会，“可能吉尼斯世界纪录在中国不是特别有名，在国外，去任何国家跟任何人聊的时候，告诉他们我是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工作人员，他们都会觉得，哇，太了不起，因为这个全球的人都能认可。”

离开五洲辣妹时，李白最不舍的就是辣妹成员们：“五洲所有的成员，所有的女孩都是我的朋友，和她们告别的时候非常难过。”

但是李白对外国人在中国演艺圈发展的前景并不太看好，“说句不好听的话，中国人往往分不清外国人的长相，我穿我的制服，你能认出来我是谁，平时走路，也有人看我，可是不是因为知道我是谁，只是觉得是个外国人，长得好白，想跟我拍个照。所以我觉得在中国，外国人出名，根本没有太可能。”

周一到周五，李白在办公室做记录管理经理，做调查，写规则和批准记录

part5

总结:在中国当明星市场太小 换种职业反而更有市场

外国艺人只要能找准自己的小市场，在中国发展得都还小有成就，总有一群观众愿意为他们买单，但是如果想要突破这个局限，实现更大范围的知名度，达到与中国大牌艺人同等高度，几乎没有人能够完成，除非他们在自己国家已经走到了一线。

尽管他们面临着语言、肤色的限制，在中国的发展趋向于同质化，但是他们又都不想放弃在中国的演艺事业，回国从头再来，实在不愿意继续下去的，可能更多的像李白一样，干脆改行，利用自身语言和背景的优势换一种职业打拼，或许到了另一个行业，外国人的身份、掌握多国语言反而成了优势。

图为电影《南京！南京！》中日本军官与慰安妇的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