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泽华历史 刘泽华:南开历史系的历史
南开历史系创建于1923年,但前30年历史系在南开是蕞尔小科,有时只有一两人维系,不绝若缕。进入上世纪50年代开始了迅速发展,到今天已发展为南开的“四大支柱”学科(化学、数学、经济、历史,这是校方的提法)之一,也是全国的史学重镇。
这一变化的标志要从1987年全国评定重点学科说起。那年首次评定重点学科,南开全校共获得12个,而不足百人的历史系竟有3个。当时着实引起了轰动,名声大噪,人们刮目相待。一些人评论:历史系向来不显山不显水,原来水有潜龙,山有卧虎!
近几年由教育部主持的全国一级学科评比中,南开历史学科居全国第二位,与北大相邻。重点学科重评后依然保持3个,其中中国古代史竟跃居首位。这一势态无疑为同行瞩目。出现这样局面的因素无疑是多方面的,有大局和小局因素等等。大局是共同的,这里省略,只说小局,而且主要说1987年以前的情况。
说起来,我们既无“天时”之利,也无“地利”之便,剩下的只有“人和”一项。孟子说的“人和”就是称意的“人治”。就南开历史系以往的发展史而言,也只能从“人治”的角度去分析。因为直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未建立起一套合理的制度来保证自身的有效发展。
从制度上难于找到成因,而历史系又是著名的穷系,别的不说,一个教研室都分不到一间办公室,有一个时期系主任都没有一间办公室。因此“人治”就显得十分重要。我在上个世纪80年代多次说过,历史系有今日之显赫,我们不要忘记学术带头人,尤其不要忘记郑天挺、吴廷璆、杨生茂、魏宏运几位多年的老领导。
在那个政治运动不断的年代,这几位先生也多次跌宕起伏,但他们4位一直居于系领导中心。郑天挺、吴廷璆是党外的民主人士(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加入中共),杨生茂、魏宏运先生是老资格的中共党员。
杨生茂、郑天挺、吴廷璆交替任系主任或副主任,魏宏运则是“党代表”,到文革后期和80年代前期则继任系主任。
他们之间的组合可以说是一种奇遇,配合得也很默契,像个“不倒翁”,在外力的冲击下不免左右摇摆,但他们有一个重心是不变的,这就是他们实行“中左路线”。所谓“中左路线”,我认为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在政治上“跟而不紧”,不搞新花样,近似庄子的“应帝王”;二是有机会就抓业务。
郑天挺先生、雷海宗先生、吴廷璆先生是大专家,不用多说,他们在业务上起着样板和指导作用。但他们的作用能否有效发挥,这要取决于当时的“政治”安排,因此杨生茂和魏宏运无疑就成为关键人物。
杨生茂先生已年届人瑞,而他从来就是一团瑞气:忠厚、虔诚、精深、宽容、执着集于一身。他至今依然是一位执着的学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从来不要求一统;凡事以身作则,但不要求“达人”;学术上孜孜以求,执牛耳于一方,但决不傲人,对同事和后进一贯尊重有加。
北京大学张芝联教授在一次会议上说:杨生茂曾是我的领导(在一起编写教材),他从来不会说让我们如何办,但我们都听从他的,他是靠身体力行来领导的!
时至今日,学术界已相当多元化,但对杨生茂先生的人品与学品几乎无不翘首起敬。魏先生作为“党代表”更是处在风头浪尖。在那个“左”的时期,他也不能全离开“左”,但只要有一点机会和空间他一定是“偏右”的,并依靠专家推进教学与研究。
上个世纪50年代,几位先生狠抓教材建设,这在当时是一项全新的学术事业,王玉哲、杨志玖、杨翼骧诸先生的几本中国古代断代史相继出版,雷海宗先生的《世界中古史》也交出版社,后因被划为“右派”而终止。
其他先生也都有相应的讲义印发给同学。师辈们的努力为南开史学的发展打下了扎实的学术基础。然而风云突变,一场疾风暴雨也席卷南开,雷海宗被康生点名定为大右派。说起来有点蹊跷,这位大“右派”摘帽很早,随后又给他配备了助手,进行专业“抢救”,1961年又被请上了讲台。
魏宏运先生在这中间无疑起了关键的作用。杨志玖先生因为雷先生辩护遭到大报署名文章的批判,如果在其他单位,难逃“右派”的厄运,但由于魏先生再三说服有关人员,使杨先生免遭一劫。
杨志玖先生多次同我说起,没有魏先生的庇护,后果不堪设想,别的不说,一家7口(5个未成年的子女,夫人为家庭主妇)不知如何生活下来?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王玉哲先生一向不问政治,不知从哪来了一股激情,在讲授中国上古史时竟兴致勃勃地宣扬铁托在普拉的演说,这不能不招来批判。由于杨志玖先生得到庇护,王先生也就较平稳地过了关。如果真的把杨志玖先生、王玉哲先生划为“右派”,我敢说,南开中国古代史后来就不可能被评为重点学科。
另外还有几位颇有才学的先生,由于所谓的“政治原因”,原单位都视为“包袱”,魏先生和杨生茂先生竟请来在历史系安家落户。那个时期不少系揪出过这种“集团”,那种“俱乐部”,相比之下,历史系却风平浪低。
魏宏运先生、杨生茂先生总是谆谆告诫年轻人:有时间多读书!魏先生常以郑先生为例说,郑先生白天忙于公务不能读书(任西南联大总务长、北大秘书长),夜间、假日要补回来,要向郑先生学习。
新一轮“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角已经吹响,魏先生还热情地要青年人向沈元学习(沈元,一位学历史的少年“右派”,在家励志苦读,写出了出色的学术文章)。
这个班子还商定,要每个青年教师订出进修计划,并指定导师负责,定期检查和汇报,有点像现在的在职研究生。凡此种种,每次政治运动一来,“革命者”都要批魏先生的“右”。1959年他差一点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处于半倒状态,被“挂起来”。
“文革”乍起即把魏先生打成“走资派”、“牛鬼蛇神”的保护伞,这无疑是很合乎当时的政治逻辑的。但在历史系一群中,魏先生的革命资历比较长,又没有“历史问题”,出身“贫农”,他的言行多半属于重业务、依靠专家之类,也说不上什么大的政治问题,即使一时被打倒,到落实政策时又能勉强站起来。
“文革”中期结合干部时,还只能是他,并且继任系主任。1971年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他“痼疾”依旧,抓的第一件事就是动员大家编写教材,把多数人又引入“业务”之中,成就了“文革”后的一批教授。
我讲这些干什么?我是要说明,没有郑天挺、吴廷璆、杨生茂、魏宏运几位组合成的“中左路线”,就没有“人和”,就没有相对平静的读书环境,就没有学术气氛,就难有学术积累和学术梯队,我也敢断言,也不会有3个重点学科的降临。有人说,还是“左”了一点,或许是这样。但有一个事实:魏先生几次是因“右”而倒台。再“右”一点会如何,谁来“右”?有道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对评定重点学科人们可能有不同的看法,这里不论,但我认为这总是一个重要的整体性学术水平标志,南开历史学科一下子能有3个重点学科真是不容易呀!有了重点学科为南开历史学科进一步发展带来机遇。因为国家在资源分配上向重点学科倾斜,其后这个“项目”、那个“工程”以及什么“基地”、“中心”等等,都与有否重点学科有密切的关联。自从有了重点学科,南开历史学科获得源源不断的支持,科研与教学条件有了明显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