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增援张汉林 张汉林:进一步改革开放将增添入世红利
入世红利还能吃几年?改革曾是入世最大红利,但改革现在如何继续?如何突破日益僵化的利益格局而成功实现经济转型?改革的优先途径是什么?对外经贸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张汉林教授11月16日接受《华夏时报》记者特别专访,深入阐述了相关问题。
《华夏时报》:我们注意到您最近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入世十年来中国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中国经济的“黄金(1555.90,15.00,0.97%)十年”过去之后,应该看到的是怎样的不足?所谓“最好的时代与最坏的时代”过去之后,留下的是什么?
张汉林:我认为黄金十年过去之后,还会有第二、第三个黄金十年,因为中国经济仍然处在发展与转型的关键时期,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但同时中国经济依然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
首先是区域发展不平衡。东部地区目前占国内经济全部固定资产投资近65%,占有的政策资源、要素资源则更多。黄金十年其实只能说基本解决了中国东部的发展问题,广大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发展前景和余地很大,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重点和关注点,应该是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其次是产业开放不平衡。目前仅仅是实现了制造业的对外和对内开放,服务业和农业的对外对内开放都不足,这两个庞大的产业占GDP比重接近55%,其未来可能恰是改革开放的重点或中心。如果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中国经济良性协调发展的格局才能基本实现。
第三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改革开放三十年包括加入WTO的所谓黄金十年,80%的资金投向了城市或城镇,乡村以下的农村所获得的投资,占整个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比重不足20%。我们或可期待未来二三十年,如果投资转向广大的乡村地区和人口,将会出现投资、消费、出口协调发展的崭新格局。
短期内,虽然我们尚难实现投资的地区结构调整、城乡结构调整,但这个方向必须明确,也必须遵循前行。因为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尽快缩小城乡差距、改变乡村人口与城市人口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状况。
如果按照上述发展思路或战略加以调整,中国经济至少可以8%以上的速度持续增长20年。
《华夏时报》:有分析认为,中国的投资、外贸、消费所谓三驾马车跛脚的趋向日渐严重。您怎么看?
张汉林:我认为不是跛脚趋于严重,而是发展趋于更加合理。过去过度依赖投资和贸易,本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产物,而不应视之为缺陷,因此中国恰恰需要加大对内对外的开放,特别是加大对内的改革和开放力度,以实现投资结构、区域分布结构更加合理,由此,农民收入得以自然提高,农村产业得以发展、农村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得以完善,中国经济发展的地区和收入不平衡状态,将发生根本改变,三驾马车也将协调均衡奔驰向前。
《华夏时报》:改革曾被认为是中国入世最大红利,但现在很多人疑惑,这个红利还能吃几年?您怎么看?
张汉林:改革红利不是没有了,而是还远远不够,随着进一步的对外对内开放,改革红利将会增加更多。
《华夏时报》:胡锦涛总书记最近在APEC夏威夷会议上提出“中国将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减少政府干预微观经济活动”,引起国内外关注。这是否意味着政府今后将着力解决所谓“不完全市场经济地位”这一至今仍在彰显的入世后遗症?
张汉林:我认为,胡总书记在APEC夏威夷会议上的这个讲话,是向国内国外发出两个很重要的信号:第一,中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不动摇;第二,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更加不动摇。
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意味着中国入世如果过去是在WTO体制内,被动地接受国际经济的传递,和被动地在WTO的承诺之下必须要履行义务对外开放,那么,现在已变成更加积极主动地实施对外开放战略;意味着中国领导人对于国家参与国际竞争更加自信,意味着中国已经处在一个对外开放和改革发展的新阶段、新里程。其根本,就在农业和服务业的对外开放与对内改革。
《华夏时报》:谈到改革,一般认为最重要的部分是突破日益僵化的利益格局而成功实现经济转型,你如何看?
张汉林:这个观点很对。改革开放自身并非相互矛盾,对外需要开放,对内也需要开放,而对内开放实质就是改革。改革什么?改革少数企业高度垄断的格局,改革少数利益集团过多分享所谓改革开放利益的现状。因此,我常说,改革开放的利益,对华贸易投资的利益,并非不可能在不同地区、不同产业、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均衡分配,这必然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和政策引导。
《华夏时报》:有效的举措会是什么?如何通过进一步的对外开放,倒逼改革,加快调整利益关系,实现国家经济的全面转型?
张汉林:我们过去常说开放促改革,对外开放促对内开放,现在我们应转向更自信、更自主地实施改革开放战略。改革开放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个地区和民族根本的灵魂。是国策,也是胸怀。因此,改革和开放,都没有所谓的度。
我们显然不能说改革开放现在已经很彻底了。在入世十周年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需要深刻理解改革开放的内涵。只有继续深入改革开放,我们的民族和国家才能更加拥抱世界,才能更多地学习吸收各个国家和民族最先进的文化、技术、营销模式、经营理念,从而发展和壮大自己。
《华夏时报》:您认为改革的次第选择或优先途径是什么?
张汉林:就现实来看,最重要的,就是加快农业和服务业的对外对内开放,特别是电信业、金融业。也包括收入分配体制、投资政策,特别是投资的区域结构和城乡结构,必须要调整。
《华夏时报》:当前另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中国企业如何更好地融入世贸规则,获得新一轮发展机会?
张汉林:是的。加入WTO以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出口大国,相信很快将成为全球第一大贸易体,所以,如何更积极参与多边贸易体制,从过去的一个WTO规则的学习者,WTO承诺的实施的角色或身份,转化为更积极的WTO规则的制定者和WTO体制的领导者、推动者,进而更好地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来保护和实现中国自身利益,中国应更多从宏观层面和国家层面,实现不同产业和地区,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协调,为多边贸易体制,做出更积极的贡献,进而实现和维护国家利益最大化。
这一点,现在越来越突出。
《华夏时报》:您最近说,中国将更多地充当WTO体制的建设者和桥梁角色。由此来看,中国如何在多哈谈判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张汉林:我们很显然也很明确地感受到,加入WTO以来,中国有很多产业成为重要受益者,但也有些产业受到竞争压力,遭到较大冲击,所以,一方面要积极调整贸易投资自由化利益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分配,另一方面,也要更积极建立贸易投资自由化利益补偿机制。
这个机制的含义是,可能有些产业和地区因为开放而经受一定的竞争压力甚至带来收入水平降低和产业损害,应给予该地区或民众或利益集团或产业更积极的扶持和保护,让他们不至于对国家的一些重大战略有抵触,甚至是反对。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国家利益。
我们注意到,国内已经有一些地区的企业和利益集团,对一些产品关税的下降有意见,包括对于中国参与区域贸易自由化的谈判,表示抵触。我们认为,多哈回合谈判的成功结束,对于中国最大利益的维护,毫无疑问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
多边贸易体制的健康发展,中国肯定会成为最重要的受益者。很多区域贸易协议的签署,对中国实现资源安全,实现整个国家的战略决策,同样是至关重要的。
《华夏时报》:对TPP你怎么看?扩大进口是不是最有效的应对办法?
张汉林:有关TPP的问题,我们正在积极研究。我认为,我们目前对于TPP的态度和策略应该说相对比较得当,TPP实际上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贸易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其成员进一步的发展问题。我们要看到TPP背后,是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和未来中美在全球的大战略博弈。
因此我们对TPP持谨慎态度是正确的,中国没有必要对TPP过于热衷和积极,但TPP可能会对全球贸易体制带来新变化。
而当中国成为全球第一进口大国的时候,谁都不会丢掉中国市场。我相信,中国肯定会在三年的时间内,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进口大国和第一出口大国。
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将看到一个更加积极实施开放战略的中国,而不是单纯搞地区结盟的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