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树人周作人知乎 是非周作人:周作人的国事与家事

人物周刊:周作人对兄长鲁迅、弟弟周建人私生活的评价,看起来有点不近人情,他明知道他们的婚姻不幸福,尤其是鲁迅,包办婚姻。

止庵:这里面有许多原因。从1906年周作人写《孤儿记》起,他的人道主义思想基本成形,而他对于妇女格外同情,觉得女子多半处在弱势地位。后来周作人又参加了“进德会”(注:民国元年吴稚晖、李石曾、张溥泉、汪精卫等发起,蔡元培大力提倡而成的学者团体,有不赌,不嫖,不娶妾三条基本戒;又有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不饮酒,不食肉,不吸烟五条选认戒),所以对在他看来是“纳妾”的兄与弟始终不肯谅解。

1923年春,就《晨报副刊》有关离婚的争论,周作人说:“世间万事都不得不迁就一点;如其不愿迁就,那只好预备牺牲,不过所牺牲者要是自己而不是别人:这是预先应该有的决心。倘或对于妻儿不肯迁就,牺牲了别人,对于社会却大迁就而特迁就,那又不免是笑话了。”这话是讲在兄弟失和、鲁迅南下之前。

钱玄同是包办婚姻,夫妻关系不好,但钱玄同说:“我们以后绝对不得再把这三条麻绳(注:指“三纲”)缠在孩子们的头上!可是我们自己头上的麻绳不要解下来,至少‘新文化(300336,股吧)’运动者不要解下来,再至少我自己就永远不要解下来。为什么呢?我若解了下来,反对‘新文化’维持‘旧礼教’的人,就要说我们之所以大呼解放,为的是自私自利……”这与周作人的立场一致。

还有刘半农,也是家庭做主的旧式婚姻,但他教夫人识字,并带到法国。1927年10月,他跟周作人都上了张作霖的通缉名单,到一个朋友家避了一个星期。据周作人回忆,“有一天半农夫人来访,其时适值余妻亦在,因避居右室,及临去时乃见其潜至门后,亲吻而别,此盖是在法国学得的礼节,维持至今者也。此事适为余妻窥见,相与叹息刘博士之盛德,不敢笑也。”

    鲁迅和周作人之间真正以笔墨相讥,始于鲁迅与许广平同居之后。1930年,周作人在文章中说“一个社会栋梁高谈女权或社会改革,却照例纳妾”等等,都指向鲁迅。鲁迅的《两地书》出版后,周作人也在同一家出版社出版了《周作人书信》,并在序中说,这不是情书,没什么好看的。

1925年起,周建人离家,跟王蕴如在上海同居,周作人同样持反对意见。他后来去信:“王女士在你看得甚高,但别人自只能作妾看,你所说的自由恋爱只能应用于女子能独立生活之社会里,在中国倒还是上海男女工人搿姘头勉强可以拉来相比,若在女子靠男人畜养的社会则仍是蓄妾,无论有什么理论作根据。”他把女子独立、尤其是经济上的独立看作是自由恋爱的必要条件,因此始终站在朱安和羽太芳子一边。

人物周刊:周作人对母亲到底怎样,他为什么总称母亲为“鲁迅的母亲”或“鲁迅的老太太”?

止庵:周作人首次提到“鲁氏老太太”,是在1948年南京狱中写的《呐喊演义》,化名“王寿遐”,送到外面发表,文章中还有意隐晦作者身份。他在1949年以后写的关于鲁迅早年生活的文章,同样回避或尽量弱化自己的真实身份,所谓“鲁迅的母亲”就是这么出来的。

至于对母亲的感情,可从1943年鲁瑞去世不久他写的《先母行述》体会:“作人不能为文,猝遭大故,心绪纷乱,但就记忆所及,略记数行。凡为人子者,皆欲不死其亲。作人之力何能及此,但得当世仁人,读其文而哀其心,则作人之愿不虚矣。”

鲁瑞也不是一位寻常妇人。据周作人记述:“先母又尝对她的媳妇们说:‘你们每逢生气的时候,便不吃饭了,这怎么行呢?这时候正需要多吃饭才好呢,我从前和你们爷爷吵架,便要多吃两碗,这样才有气力说话呀。’这虽然一半是戏言,却也可以看出她强健性格的一斑。”我心里一直有个疑问,鲁瑞在周家拥有很大的权威,这从她包办鲁迅与朱安的婚姻可见,她与两个儿子合住,却对兄弟失和无所干预,这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