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轩少将 李迎希将军 文革中打而不倒一少将

2017-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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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1967年8月上旬,周恩来在一个会议上听说徐向前于二月处理李.张的事情,指示通知李迎希.张广才也来京参加学习班.9月底,中央学习班负责人谭甫

1967年8月上旬,周恩来在一个会议上听说徐向前于二月处理李、张的事情,指示通知李迎希、张广才也来京参加学习班。9月底,中央学习班负责人谭甫仁同李迎希、张广才谈话,说根据周总理的批示:李、张结束学习班的学习,返回武汉。

谭说:“过去说你们‘夺权’的问题现在搞清楚了,是陈、钟整你们”。谭并将周恩来的批示给李、张看了。“7·20事件”后,周恩来力主李迎希出来工作,因受到曾思玉、刘丰的百般刁难,此议终未能实现。

1968年6月13日,林彪口头指示:“李迎希这种人是不好的,这次弄清楚了很好。应该把他留在北京,继续解决他的问题,不要让他回武汉。要维护武汉军区的新领导,不要动摇这个领导”。曾思玉、刘丰在林彪支持下,借“杨余傅事件”排斥异己,再次将李迎希“打倒”,致使这位开国将领在漫长的隔离审查中苦度岁月。6月14日,周恩来给曾思玉电话指示:“对李迎希的处理问题,毛主席知道了,同意这样处理。”

1969年,李迎希被关押到麻城一个大山里,继续隔离审查。

1970年,李迎希在湖北英山县城郊的生产队监督劳动。

1973年,武汉军区党委给总政治部的《关于李迎希所犯错误的审查报告》中,将李迎希的问题定为“反党夺权”。

1974年初,在中央军委的干预下,李迎希才得以“解放”。

1975年,李迎希和武汉军区另外几位领导人姚喆、韩东山等一同离职休养。

1981年5月,武汉军区党委对李迎希做出了平反决定,推翻了林彪反党集团长期压在他头上的所有诬陷不实之辞。

李迎希生性耿直,仗义执言。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位老上级的妻子向李迎希哭诉丈夫逼她离婚,李迎希去劝说老上级,那位首长拿出一纸,说他妻子同意离婚,并签了字。李迎希说:“我不信,你给我看看。”当那位首长将离婚书递过来时,李迎希看都不看,就撕了个粉碎。

首长大怒,两人大吵起来,李迎希说:“虽说英雄难过美人关,但抛妻弃子,良心何在?再说,我们这些干部都这样做,如何带兵?”还有一次,一位红军时期的领导干部到李迎希的办公室来磨一笔非必要的项目经费,还大发牢骚。李迎希把桌子一拍,厉声道:“如果我这里有很多的钱,就是交还给国家搞建设,也不给你!”

李迎希1955年9月22日被授予少将军衔(正军级、工兵),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55年授衔前,李迎希正好离开军委工程兵,听有关人员透露,在初评的方案中,已内定为中将,准兵团级。

李迎希到武汉军区后,授衔开始,李迎希万没想到只被授予少将军衔。当时在军委参与具体工作的王文轩,是解放战争时期李迎希任师长时的师政委,他向李迎希介绍了些情况。

评衔班子根据军委定的有关条件给李迎希定中将,后来总干部部领导征求有关领导时,有人说:“李迎希授少将就足够了,还授什么中将!”原华东野战军政治部的领导也说:“李迎希在山东兵团不是参谋长,而是副参谋长!

”这样,李迎希就成了少将。李迎希为此事写了一封信给原华东野战军的老领导粟裕反映情况。粟裕专门回信,肯定了李迎希在济南战役时任山东兵团参谋长,同时告诫说,对评衔中的问题,应正确对待。不过李迎希一直不服气,曾经在授衔后说过一句气话:什么少将、中将,全都是豆瓣酱!并且在以后的日子多次对老战友说:“有人对我有看法,这是正常的,但意见应该摆到桌面上,历史的东西是能任意讲的吗?”

1981年5月22日,李迎希因病在武汉逝世,享年79岁。子,李江。

李迎希将军故事

将军轶事

李迎希将军,原名李中蕊。幼聪颖,入私塾习古文,凡先生所授之《三字经》、《百家姓》……皆能读、能写、能背,将军晚年善书法即功底于此。

李迎希将军幼时顽皮,某日,于水田中摸一泥鳅悄置先生夜壶中。先生晚起夜尿,泥鳅遇水蹦起,先生惊掷壶于地。后知是将军所为,告之李父,将军为此事被其父追得满山打。

李迎希将军初入游击队时,常身挎驳壳枪,腿掖“插子(匕首)”出没于林间田野,乡人喻其:猛虎下山!

李迎希将军母毛氏,勤劳良善,在家织土布,编草鞋维持家计。后因目睹夫、子、媳、孙惨遭反动派杀害,悲愤难忍,悬梁自尽,反动派抛其尸于荒山,为狼所噬,后乡人收尸,唯见白发一团……1951年李迎希将军公出途中返乡,闻母惨死实情,念慈母养育之恩,悲痛难忍,一捧鲜血冲口而出!

1968年,李迎希将军赴京参加“解决武汉军区领导班子的问题”会议。会议过程中李与黄永胜、吴法宪发生激烈争论。会后,李、黄于电梯口碰面,黄曰:“你不做检讨很难过关”,李做刀架脖子状曰:“大不了杀头”!黄无言,走之。

“文革”期间,造反派批斗李迎希将军。造反派曰:“李迎希站起来”。将军岿然不动,造反派曰:“打倒李迎希”,李迎希亦高呼:“打而不倒”!

李迎希将军素喜食甲鱼、鳝鱼。某日,军区专调一批甲鱼供应军区首长,李嘱警卫员曰:“最好买个两斤重的大王八”。后警卫回,手提两只小王八,李不悦:“叫你买个大王八,怎么买这么个小王八?”警卫亦不悦:“供应站先卖司令、政委家的,再卖副司令、副政委家的,轮到我就剩这些了。

”李闻言大怒。后军区邀请将军参加军区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将军于会上曰:“我们武汉军区司令、政委是大王八,副司令、副政委是中王八,我们离休的是小王八”。(吴东峰《开国将军轶事》)

李江是李迎希将军的小儿子,我们在幼年的时候是邻居。20年前我们在广州相识,并无深交,也无联系。近日我无意中在网上发现这几篇文章,不但感人且引人深思……。第一篇是李江的同学的回忆,我做了节选。后两篇是李江写的。

李江的父亲李迎希(1902-1981)出身贫苦,做过雇工,饱受反动官僚和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后因参加农民协会,反抗土豪劣绅,全家人大多被反动派杀害。1928年,李迎希义无反顾地参加了革命,在战火中从一个普通战士成长为我军高级指挥员。

1966年年底的某天,我们那时整天都泡在学校里,那天中午吴绪国把我拉到一边,看四周无人,小声对我说,李江通知他,李江的爸爸要见我们俩个。我说为什么?他说他也不清楚,李江也没对他说是为了什么。我们俩谈了一会,一致认为不会是什么样坏事,决定还是去。

按照事先约好的,我们俩穿过莲花湖,从小路上龟山,在下午五点半准时到达长江大桥汉阳引桥头的一个路口,李江等在那儿,还看见一个年轻英俊的军人,站在一辆浅色的“伏尔加”旁朝我们点头。他是李副司令员的秘书,把我们让进车后,也没跟我们交待什么要注意的事情,就叫车直接开往茶港。

车在洪山礼堂向右一拐就进了茶港,沿途的岗哨可能认得车子,没见一个挡道的。茶港大院里当时住的全是省和军区的最高级领导人。里面的建筑基本上都是红砖二层的独立小楼,沿途只见一幢幢小洋楼错落无章的隐蔽在高大的法国梧桐树下,一条条小路又将它们贯连起来,整个环境显得既优美又安静。

先路过陈再道的家才是李江的家。一下车就看见一个神采奕奕的老军人站在门口,个子不很高大,但从肤色上一看就知道是一位久经沙场的老将军了。两眼炯炯有神,像一下就能把人的心看透一样。我们急步上前与他老人家问好致意。

进屋后,他老把我们带到二楼的书房里,房内有许多书,还有一张大地图,他让秘书给我们倒了水,又把他自已的烟递过来让我们抽,红盒子的大中华,我当年不抽烟,毛子可是个大烟鬼,他也假意推辞,李副司令可能先已从李江处知道他抽烟,见我们有点拘束,就抽出两支烟递到我们手上:“抽吧,抽吧,没关系。

”一下子就把我们心里的紧张情绪给松弛了下来,以后的谈话也一直很轻松。他老询问了学校的情况,要我们谈谈自已对社会上情况的看法,谈话气氛一直都很轻松,就像老父亲与自已孩子在拉家常话一样。

交谈中,他嘱咐我们,运动中要注意大方向,要我们一定要听党和毛主席的话,相信党中央,另外李江年纪还小,要我们多帮助他等等。不一会,秘书来说饭打回来了,李副司令就和我们一起下来吃饭。

两三碟小菜,米饭、馒头都是从饭堂打回来的,李江说他家平时都吃食堂,星期天他妈回来才做点菜。李副司令那天看了一下饭菜后,对秘书说:“少了点吧,他们都是小伙子,能吃,再去拿两个馒头,加炒个鸡蛋来。”那天吃没吃饱,我是没记忆了,但那份感动和热劲却永远地留在了心头。

一个身经百战的老将军,那么平易近人,那么亲切和蔼,是我原先没想到的。当伏尔加开动离开茶港时,我们从车后窗里,还能看见老将军身披一件半新不旧的军大衣,在目送着我们。

这是我最后也是唯一一次见到李迎希老将军。在以后的运动中,老将军与中央一些老帅一样没能逃脱那悲惨的命运。这次李江回来,我们相聚一堂,言谈中知道了一些李老将军在那时被诬陷、关押、软禁、流放的经历。1981年5月8日,中共武汉军区党委作出《关于为李迎希同志平反的决定》,决定中明确指出,李老将军在运动中受到林彪、“四人帮”的迫害,政治上受到压抑,精神和身体受到了损害,家属子女受到了株连。

虽然冤案得到平反,名誉得到恢复,但历史不能逆转,生命不可重复。李将军在看到平反决定的半个月后离开了人世,享年79岁。

将军走了,他载着军功,带着伤痕,含着冤屈,怀揣不解,于心不甘地走了。他身后留下的忠肝烈胆,廉洁自律,秉性刚直,嫉恶如仇等高尚品德,都犹如一座无比高大的丰碑永远耸立在我们的心中。(作者:零家良)

看过家良《我与李江》一文,家良提到的某些具体情节,我已记不清楚了。只记得父亲认为我年幼,不大放心,故想见见我在“文革”中的运动伙伴。

今天想起来,我父亲虽自认坚信马列,实际上他并不算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在延安时系统学过马列,但并未弄懂马列。他的战场生涯与马列并无直接关联。看过电视剧《亮剑》,会明白这一点。他在很大程度上与陈胜、吴广、李自成、太平天国等起义军的将领没有太大区别。他在参加革命前的苦难命运和强烈爱憎,影响和伴随了他的一生。

“文革”前,他已看出党内存在一些问题,当然这些问题不是他所能搞清楚的。“文革”初期,他感觉群众运动可以冲掉上层中不好的东西,因此不赞成那种以己划线,把自己当作党的化身,把批评自己的群众看作“坏人”、“反革命”的做法。

一直有人说他是支持造反派的,其实这个说法很牵强。在他被打倒前,他完全不清楚哪些是造反派、哪些是保守派。他只是遵循毛主席当时的教导,主张正确对待参加运动的群众。但他的忠诚换来的是残酷的政治迫害。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哀,更是他所忠于的共产党的悲哀。